战国时期，周室衰微，礼坏乐崩，诸侯力政，各国交争，天下大乱。那个时代的主题是如何将乱世建成一个理想的太平世界。于是，各种思想家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出谋划策，奔走献计于各国国君，企图帮助诸侯王治国到平天下。这就是战国时期诸子蜂起，思想爆炸的原缘，用荀子的话说是，“今诸侯异政，百家异说”。（《荀子·解蔽》）
这是一个社会大转型时代，知识精英对天下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不同思考与设计，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分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家，异彩纷呈；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思想家如耀眼繁星，蔚为大观；各家思想争奇斗艳，“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子贵兼，关严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吕氏春秋·不二篇》）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兴盛，是所谓“轴心时代”。
这确实是一个思想如火山喷发的时代，梁启超对此大为赞叹：“全盛时代，以战国为主，而发端实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作于广野；如火山炸裂，热石竟飞于天外。壮哉，壮哉!非特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学史之伟迹也。”（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9月版）
九流十家，“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有优有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但都在思考如何治国平天下——“为治”。为了将自己的“为治”思想变成现实，诸子百家纷纷向诸侯兜售自己的思想学说，叫“取合诸侯”（《汉书•艺文志》）。比如，孔子周游列国，形同丧家之犬，就是想将自己的思想学术推荐给诸侯采用，以换取功名。
由于“时君世主，好恶殊方”，诸子百家则“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汉书•艺文志》）。形象地讲，那个时代的社会就像一个病人，病得很重，诸子百家就像医生，不同的是，有些是医学院毕业的，有些是江湖郎中，有些是外科医生，有些是内科医生，有些专攻心血管，有些专攻泌尿系统。医学院毕业的说要专业治疗，江湖郎中说要用祖传秘方，外科医生说病人摔骨折了，内科医生说病人肠胃出了毛病，心血管医生说病人有“三高”，泌尿医生说病人得了结石，有的主张动手术，有的主张吃泄药，他们都对诸侯国君说自己能将病人治好。
各国采纳的治国方略不同，变法举措各有其特。不过，总体而言，国君取舍的标准，是看这些理论家的理论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能不能富国强兵，若能，哪怕顶着国内强大的反对声音，也要用。
譬如秦孝公认为商鞅的法家思想可以让秦国富国强兵，让商鞅放手变法，“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战国策·卫鞅亡魏入秦》)受到了秦国反对派的阻挠，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反对派的首领为太子驷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他们唆使年幼的太子触犯新法，给商鞅出难题。商鞅用铁手腕回击：他无法处罚太子，就惩罚其师，对公孙贾处以黥刑 (脸上刺字)，对公子虔处以劓刑(割去鼻子)；并对其他反对者进行了血腥镇压，仅一天就处死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刘歆《新序》）通过杀人立威，变法得以顺利推行。事实证明，商鞅的思想和变法，令秦国“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强大”。（《战国策·秦策》）法家思想在秦国生根发芽，大放异彩。
其他的各家，如儒家、阴阳家、墨家、名家、道德家等，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要么在国君看来，于时务无补，形同“无用之学”，弃而不用；要么即便采用了，也没有起到理想的效果，只得放弃。当秦统一全国之时，既是秦国对其他诸侯国的胜利，也宣告了在这场百家争鸣的理论竞争中，法家一枝独秀，完胜各家。
法家思想在秦国实验成功，一是理论应合了时代要求；二是秦国国君给力支持；三是变法措施得法；四是落实执行到位。前面，我们在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等方面有详尽分析，条条都有助于秦国向君主集权和官僚政治的转变，有助于秦国这辆战车武装到牙齿。
其实，保证这辆战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做到人民在思想上的统一——“思出一家”，将国民的思想限定在国家规定的范围之内，只能接受来自国家灌输的思想，只能有一种“国字号”思想，进而限定国民的行为在符合国家要求的范围之内。法家对思想的高度垄断，对民众思想的强力控制，对官本位的形成有深刻影响，毒害中国两千多年，遗害无穷。
当富国强兵成为各诸侯国的头等大事时，商鞅变法应合了时代要求。商鞅变法根据人的趋利避害本性，即人们会对激励与惩罚做出截然不同的反应，利用“刑德二柄”，奖励耕战和惩罚有违耕战的做法，将人们吸引和驱赶到为国家耕战之上，以此实现富国强兵。
这样一来，在秦国几乎只有两种职业是合法的：农民和军人。一个人不是农民就是军人，其余与耕战无关的职业比如学者、商贾、隐士、手工业者等，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误国的“害虫”：“《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商君书·农战》）意思是，国家有这些“害虫”，敌人来了，国土一定被割削，敌人不来，国家也一定会贫穷。相反，没有这十种人，“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同上）
商鞅还在《商君书·勒令》中把“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悌）；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这六种人视为虱子，一概排斥，认为“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
既然“六虱”和“十者”一样，都祸国殃民，对于这些人，要么将其清除，要么对其进行改造。清除则无人力，改革绝非易事。毕竟这些人不是木头，而是有思想、有主见、有灵魂的人，改造的工作必然同时是一场深刻残酷的思想革命。
本来，三十六行，行行可以谋生，行行都有可能求取富贵，国家允许老百姓按自己的意愿选择职业的话，就不能轻易将老百姓引诱或驱使到农耕和战争上。要想引诱或驱使老百姓到农战上，必须“荣以功”、“劫以刑”。“荣以功”就是用爵位等荣誉和利益来激励人们耕战，“劫以刑”就是绝禁其他职业，以重法剥夺农战之外各色人等谋生和求取富贵的凭借。在名利激励和重法苛刑的双重作用下，老百姓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基本手段之后，只能走上专制政权所安排农耕和战争之路。
这场触及灵魂的改革正如张晓先生说：“从事这些多余职业的人，被改革的结果是全民从事农业，‘家给人足’是必然之事。但这同时造就了另一个严重后果——社会结构彻底单一化，一切有流动性的职业都从秦国消失了。”（《“单一”而非“多元”：论商鞅思想的一元化》，载《青年文学家》2012年第1期）
社会结构和职业身份的多元化是社会思想丰富活跃的前提，社会结构和职业的单一化会造成人的视野和思想的单一化。因为单一意味着见识狭窄，限于一隅，种地就永远种地，两耳不闻窗外事，不知道这世上还有诗书礼乐之美，商贾手工之道，结果正如萧伯纳说：“有人一辈子都在弄他的那片土、那只猪，结果自己也变成了一片土、一只猪。”一个人像一颗镙丝钉固定在机器的某个位置上不得移动，只能有一颗镙丝钉的思想——所有人都应该像镙丝钉一样拧在机器上，否则就太不像话，是错误的。由职业身份的单一化，进而使人的思想狭隘、单一，这正是国家（君）所需要的。
反过来，思想的单一化，同样有利于耕战，因为，“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世界的进一步彻底单一化，即彻底排斥和否定官方意识形态之外的其他思想，而把统治者的思想意志作为唯一的价值坐标、行为指南和膜拜对象。”（同上）人民就会视农战为天经地义之事，不容辩驳的真理，一心一意耕战，为国家奉献自己。这就是商鞅所说的，“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垦令》）
为了做到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世界的彻底单一化，进而实现思出一家，商鞅认为必须要对“害虫”、“虱子”一样的人进行革命性的改造，要他们服服贴贴地按国家、官方意志去行事，不需要有那么多知识思想，越顺从越愚昧，活得越知足越开心。反之，违背国家意思而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就要极尽杀伐之力。
商鞅是这样认为的，也是这样实干的，他用铁腕打压那些“巧舌善辩”者，《商君书》记载：“偶语《诗》《书》者弃市，敢有挟书者族，以古非今者族，妄言者族，诽谤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有敢在一块谈论《诗》、《书》的，处以死刑示众，以古非今的人诛其九族……为求思想的一律，动辄连坐家族，如此血腥的“焚书坑儒”前无古人，后有来者。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考虑要不要在全国推行思出一家，李斯的意见是坚决推广：“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听了，正中下怀，掷地有声地说了一个字——“可”，于是就有了焚书坑儒一事。
所谓“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简直就是商鞅原话的复制拷贝，思出一家一脉相承，并无改样。后世皆骂秦始皇“焚书坑儒”，实际上，这绝不是秦始皇和李斯开的头，秦孝公和商鞅才是“先行者”，韩非子在《和氏篇》中的记载也证实了商鞅的确是“焚书”的始作俑者：“商君教孝公燔《诗》、《书》，以明法令。”商鞅与李斯相去100多年，思出一家可谓秦国一贯执行的、一百年不动摇的基本国策。
到了西汉，董仲舒建议汉武帝搞思出一家的“独尊儒术”，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向汉武帝对策，简直是李斯的翻版：“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举贤良对策》）——现在，学说不统一，议论不统一，各人有各人的主义，各派有各派的路线，皇上不能一统天下，国家无法制定政策，人民无所适从，就是因为人民思想太多太混乱，没有统一的思想。那怎么办呢？办法是，消灭邪辟之说，推行国家尊崇的思想——儒术，人民就知道该怎么去做了。
我们可以想象，在商鞅未变法之前，秦国可能有不少学派游说秦国国君，民间则有各种学派的学习传播，有的讲仁义道德，有的争白马非马，有的讲诗赋音乐，有的讲阴阳互补，有的讲兼爱非攻，有的讲清静无为，秦孝公最终选择了法家商鞅，大约觉得让老百姓弹琴鼓瑟，谈诗论道，不如上本除末，让老百姓别无所思，一心扑在农战上，吞食天下，更符合国君的利益。
另外，虽然法家在秦国得势，仍不排除其他学派对国君“独尊法术”的不满，有指手画脚的，故意挑刺的，尤其是那些利益受损的反对派贵族，利用其他学派的矛来攻法家之盾，拉法家下水。
再者，如果法家完美无缺，那么其他学说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与价值，法家并不是完美的治国之道，能够彻底解决一切问题，其缺陷正是遭致议论的原因。其他学派虽然不得势，但也不能说毫无可取之处。在不同的现实遇境下，不同的学派的优劣会互相转化，优势会变成劣势，劣势会变成优势。即便是为了维护法家（其实也是法家代表人物自己）在秦国的独尊，商鞅、李斯也完全有理由搞思出一家，将其他学说贬为“害虫”、“虱子”，借机打击，只许法家存在。
为了保证法家专宠，法家对其他思想言论形成高压状态：“不可以妄言，妄言者无类。”（《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秦法禁民聚语”，“秦法，诽谤者族。”（《汉书》颜师古注引）商鞅、李斯的“焚书坑儒”，有多少出于公义，有多少出于私利，已经很难分辨得清楚了。
民间的书籍被收缴焚毁，私学被禁止，那人们学什么呢？李斯说，“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吏是国家的官吏，是国家的管理机器，“以吏为师”说到底就是以国家为师，以帝王为师。
通过铁血手腕，秦始皇消除了不同意见，统一了人们的思想，通过刑杀强化了自己的权威；通过“以吏为师”，让人民的思想都牵引到皇帝那里，出现了“初并天下，罔不宾服”的气象。然而作为代价，秦朝变成了文化沙漠，不复有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思想文化爆炸的局面，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秦代是没有思想的时代，“历史文化传统对他们而言是没有真实意义的。”（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秦始皇）
其实又何止秦代如此，秦以后二十四史，概莫能外。“百代皆行秦政”，秦奠定了中国专制集权的官僚政治大厦，历代从“权出一门”的政治制度，到“利出一孔”的经济政策，到“思出一家”的思想控制，无不是从秦朝、更远的是从商鞅那里继承而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秦孝公、秦始皇“罢黜百家，独尊法术”是一回事；董仲舒与商鞅、李斯并无区别，虽然所用的思想武器由“法”变“儒”，但本质上还是思出一家，是“壹教”，规定国家只有一个主义、一个主张、一种思想、一种声音，国君（国家）、官吏的看法就是最大的看法，国君（国家）、官吏需要的知识就是最大的知识，国君需要的文化就是最大的文化。历代不同程度的“文字狱”，屠杀读书人，都是“思出一家”这一传统得到很好继承的明证。
现在我们说百家争鸣是一件好事，褒义词，但在混乱的战国时代，不独专制者看来是一件坏事，是贬义词，连民间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对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论不休的局面相当反感。因为“就主观上看，无论诸侯还是诸子，都不希望天下继续混乱下去，都希望天下能在自己的领导下或在自己策略的指导下重新实现大治，但是，在客观上，天下不但没有因此而渐渐有序，反而因为诸侯异政、百家异说而更加混乱了。虽然制造混乱的主要责任在于‘诸侯异政’以及由此引发的诸侯纷争，但思想、价值上的混乱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百家异说’，并且思想混乱助长了诸侯异政与社会混乱，这就是百家争鸣可能引起的麻烦。因此，人们对百家异说产生了质疑，并产生了统一思想的诉求。”（邓曦泽《走出历史的玩偶化——以古今对诸子百家的评论为例》，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吕氏春秋·不二》中的记载也证实了时人对“百家异说”的担忧和反感：“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众声喧哗，每个人发表不同的看法，要是按照众说纷纭去治理国家就危险了。就连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荀子，也认为正是“诸侯异政，百家异说”才造成了社会的动乱，主张“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二心”（《解蔽》），只有思想统一，天下大治，思想不统一，天下大乱。所以，李斯对奏秦始皇，提出思出一家，“以吏为师”，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陈四益先生说：吏是层层挑选任命的，吃着皇粮，拿着俸禄，毕生的富贵前程都在上司手里攥着，应当能够唯上之命是从；吏的利益是与政权兴替拴在一处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应该不会做出损害政权的事情来；吏所受的训练是熟悉法律条文或政府的诏令，然后照章办事，不越雷池，因此应该不会想入非非，弄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思想。（陈四益《忽然想到——以吏为师之类》，载《同舟共进》2008年第9期）
可见，吏虽然有以权谋私的诸多行为，甚至作为整体与皇权博弈，但他们毕竟是寄生在皇权之上，忠于帝王的思想，贯彻皇权的主旨。那么，“以吏为师”的徒子徒孙自然就是听话的乖乖儿了，帝王通过官吏这条绳子将天下生民的思想牢牢地捆绑起来牵在自己手里，人民变成了简单的“身体化”存在，就像黑格尔说的，精神性的东西与中国人完全无关。权力对民间思想进行了强制性规驯，辅之以“权出一门”、“利出一孔”等手段的运用，人民已经没有个性，被动放弃了自身价值标准，以认同官方思想、服从官方意识为“己任”。这个循环的逻辑链条窒息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
国家不断地向人民灌输官方认定的知识体系，久而久之，这种知识体系就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当知识体系变成意识形态后，官方进行思想控制变得非常轻松，因为官方的知识体系已经内生于人民的脑子，成为下意识的行为。按照阿尔都塞的理论，国家通过军队、警察与审查等常设而又具威吓作用的机制进行政治统治，以强化国民的同质化及其就范倾向，进而压抑、抹除异端、差异、抗拒势力及其理论实践。（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载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官本位就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制”的产物，在这套知识体系内，思出一家意味着，帝王是知识、思想的源泉，他是天纵英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以吏为师”，最终是以帝为师，而帝王的权力至高无上，于是无形中形成了一个权力=知识思想，权力越大，知识思想越多的“权力决定思想”的认知结构，越接近权力中心，越有学问，越能为他人师，什么都不懂也可以指手划脚，别人还要称赞讲得好讲得透。这就为什么“官大学问多”，即谁的官大，谁的权力大，谁的学问也大的原因。
传统体制下谁的官最大？皇帝最大，所以皇帝的学问也最大。皇帝不仅是民之“人主”，也是思想的导师和道德的楷模。所谓“作之君，作之师”，“君师者，治之本也”，帝王不仅代表政统，还兼掌道统，“专隆教诲”。所以清康熙皇帝说曾说：“朕为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以万世治统之所系也。”（《十二朝东华录》）
皇帝既作君又作师，就算是文盲一个，也照样可以做思想文化各方面的领袖。“朱元璋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而且十分专断残暴，但他成功地建立了明王朝，成为明朝开国皇帝，因而，他便有资格编著《御制大诰》，让举国上下人人学习传诵。”（摘自俞可平：《官本主义：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学分析》，2013年5月28日在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论坛的演讲）
俞可平先生还举例说，清代大学士纪晓岚等人，乃饱学之士，编撰《四库全书》，故意弄出很多错别字，为什么呢？因为乾隆皇帝要审稿，他审出错别字，就特高兴，觉得自己的学问比这些饱学之士高。（同上）这些饱学之士深得“思出一家”的精髓，在权力面前，故意降低自己的学问水平，以显示出皇帝更有学问。
这一招并非纪晓岚首创，南朝刘宋时期，著名诗人鲍照为中书舍人，文才自是相当的好，但皇上自认为文才天下第一，鲍照摸准了皇上的心思，每次呈上的奏章中，总要写几句语言不通的句子，有意安插几个错别字，让宋文帝改正病句和错字，让皇帝自我感觉很好。
皇帝自我感觉良好的背后，正是托克维尔在《论民主时代的专制》所说的：权威要充当公民幸福的唯一代理人和仲裁人。它指挥公民的主要活动，领导公民的工商业，规定公民的遗产继承，分配公民的遗产。这岂不是完全不让公民开动脑筋和操劳生计吗？这样，就使公民终日无所事事，很少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把他们的意志活动限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使每个公民逐渐失去自我活动能力。
权力=知识思想的公式下，一个人要成为人师，思想的传教者、审判者，知识形象的高大者，学术的终极裁判员，没有权力不行，不做官不行。做了官，做大官，一句顶一万句，放个屁可以让老百姓反复学习揣摩。无论有法无法，长官的“看法”就是最大的法，人们可能会漠视法律，但不敢违逆长官的“看法”，长官的意志成为判断正误、善恶、美丑的唯一标准。要是不做官呢，你就是发现了一个真理，也没有人听你的，这叫人微言轻，而且权力还会以“思想犯”治你的罪，你说你想不想做官？
再拉近一点讲，在工作中碰到道德和水平都比你差的领导给你“上课”、改文章，可能狗屁不通，你不服也罢，有气也罢，没用，人家觉得很正常，权比你大，水平当然就比你高，思想学识当然就比你深刻丰富，可以教训你。就为了争这口气，你也可能想做官。这就是思出一家是官本位的思想根源最为浅显的证明。当然，受到思出一家深刻影响的人，本身就已经认同了做官的一切思想价值安排，他不过是在这种思想安排下不由自主地行动罢了。
作者：廖保平，笔名西越，知名评论家、作家、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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