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卡得要死，我网购了内存条一枚，却死活打不开机箱。我放弃，打电话给电脑公司请他们上门安装，第一家报价80，第二家30，我选了第二家。
工程师快到时给我电话：“我们公司服务费30，但我们还会给你检测坏道、重装系统，也是30。一共60。”
我有点儿冒火：“坐地起价？”
工程师口齿不太清楚：“这些是可选项目，如果实在不需要也可以不选。”
老小区路线复杂，我下楼去车站接他。远远的，就看到一个侏儒——我很不愿意用这个词——吃力地从地下通道上来。矮而壮的身躯搭配着完全成人的脸。我迟疑了一下，看到他斜挎的电脑包，确认了。
对于残疾人，到底什么样的对接方式才是文明？最后我选择视而不见，总比八婆地东问西问要来得客气些。
到我家要爬楼梯，我让他先走一步，他拉着扶手，一步步，颇有些吃力。我看着他的背影，突然想到了“她”，她曾是我的病友。
2006年11月，我怀孕第26周，因夜间出血去妇产医院挂急诊。诊断为“晚期先兆流产”。但更大的噩耗，横躺在我的B超结果上：我的宝宝，小于正常胎龄两周，为“胎儿宫内发育受限”，简称FGR（Fetal Growth Restriction）。
三种可能性：
一、孕妇，也就是我，有可能营养不良、严重贫血、严重心脏病、妊高、寄生虫感染等；
二、宝宝有问题。各种遗传性疾病或染色体疾病、风疹病毒、弓形虫……均有可能；
三、最好的结果，也就是我与宝宝都一切良好，但我们用来交换物质的平台——胎盘或脐带——出了Bug。
真相只有一个，但目前的医学水平尚不能隔腹解题。急诊室医生给我开住院单：“先打十天营养素，看能不能长上来。”
她是看惯生死的，口气很淡然：“才26周，你孩子又偏小，如果你目前发动了破水了，孩子要出来了，至少在中国……”她摊摊手，“是救不回来的——也许美国医疗技术比较发达。但如果你想放弃，你这个月份了，我们，任何一家正规医院，都是不会给你做的——除非明确孩子有问题，或者妊娠对你有生命危险。”
我该怎么做？
没什么可做。等。
等事情自己发生，等命运走它的下一步棋，等藏在时间里的谜底自动揭晓。
我躺在病床上，坐卧不宁，恨不能立刻上网查查FGR的前因后果。这么冷门，我从未听说，怎么摊到我头上来。宝宝会死吗？我会死吗？胎儿小到底危险在哪里？会生出……来吗？我不敢一一列举，只有一些形象在我眼前晃，每一种都比死亡更可怕。
我突然想起医生问过：“唐筛做了吗？”我诚惶诚恐答：“做了，低危。”她“哦”一声：“不过那也只是个概率，谁也不能确保无忧的。”心里一紧，我豁地坐起，手背上的针头差点被我拽了下来。
心神不定了好几天，护士告诉我，隔壁病房也来了一个FGR产妇。我被困在陌生疾病里，像身陷大海孤岛的鲁滨逊，远远看见有船只失事，有水手挣扎着爬上岸，心里竟是一喜。遇到同类项令人感觉安全，我把保胎暂且放在一边，翻身下床，跑去跟人家攀交情。
她已经孕30周，还能看出是个清瘦女孩，病号服外面整齐地套着防辐射围裙。护士们笑她：“电视上都讲了这个没用的了，医院里有什么辐射。”她腼腆地笑：“图个心安。”
像两个考场外的高考家长，也像都站在等签证的队伍里，FGR是共同标签，我们一见如故，热烈地交换病情：我是宝宝整个儿偏小两周；她是宝宝头围合格，但股骨长度偏小三周。也就是，一个小不点儿，一个大头娃娃。
她问我怎么查出来的，我说23周大排畸就发现羊水偏少、胎儿偏小，但还在正常值之内，原指望过段日子能改善，没想到不进反退。
她听了“唉呀”一声：“其实我也算是查出来的。被××妇幼耽误了。”她住石景山，一直在妇幼保健院产检，第一次B超之后，医生一看数据就让她去找B超大夫：“股骨太短了。”当时已快下班，B超大夫拿起单子草草一扫，“漏了一个1。”随手就给她加上。
结果三十周再次B超，头围一径扩大，但股骨几乎没长，这次医生不敢怠慢：“你转诊妇产医院吧。”
我安慰她：“头大聪明，腿短不要紧吧。亚洲人都腿短。九头身全是整出来的。”她也安慰我：“小就小吧，你们南方人就是比较矮的，娘矮矮一窝嘛。”果然是同病相怜。
有病友令我安心，至少说明FGR并不罕见，我并非孤零零被抛出人群之外。眼前是没有光的暗路，但两人同行，哪怕都手无寸铁，扯几句闲篇也能互相壮个胆。这一刻的相濡以沫，几乎比生死至交更珍贵。
她给我推荐妊娠霜的牌子；周三上午，我们一起下到二楼上孕妇课堂；我终于有机会把心里一直反复翻滚的话说出来：“孩子要有事儿怎么办？”她肯定地答：“别瞎想。”过一会儿，追问的变成她，抚慰的换成我。
我们有时候也猜一下病因：一定是环境污染！毕竟我与她都是本本分分的人，不烟不酒无吸毒史，一怀孕就开始补钙、吃叶酸。她悲伤地说：“可能因为我要孩子太晚了。我都二十七了。”我还三十多了呢。她说得我好不沮丧。
前一阵，我读于娟的《今生未完成》，里面也有类似的自我追问，为自己罗列多桩过错：瞎吃八吃、暴饮暴食、嗜荤如命、晨昏不定、惯于突击……在自责的背后，其实是绝望的号叫，是不是，如果我不这样，得癌的人就不是我？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里提过：“不论是有关结核病的神话，还是当今有关癌症的神话，全都认定患者自己对患上疾病负有责任。”我们不相信有无缘无故的疾病，要么是这辈子任性的后果，要么是上辈子罪孽的报应。不能拷问上苍，便只能不断拷问自己。
我们病了，但我们病得不甘心，像旧小说里说的：“死也要死个明明白白。”偏偏遇到的，能做的，就只是糊里糊涂的等待。
十天后是个周五，B超复查的结果不好不坏：宝宝沿着生长曲线又长了十天，还是比同孕龄小两周。医生说：“肯长就是好的嘛。”
我怏怏不乐地去找我的病友，在病床门外，一眼看到她的脸：那么多眼泪，洪水一样哗哗地盖下来。我被吓到了。她一动不动，不出一声地痛哭着，仿佛不复是人，只是一部洒水机，大量的绝望倾泻而出。
好像有人把我扯到一边，告诉我，她的B超结果很不好。
医生站在她身边，正在给她安排X光检查：“B超只是声波，不准的。X光确诊一下比较好。X光有一定的致畸风险性，但也不是百分百……”抬头看她一眼，停了笔，“要不然你给你老公和妈妈打个电话，等他们来签字？”
她游魂似地开了口：“我做。”
我完全吓呆了，就站在门口，看着她恍恍惚惚出门，盲人一样摸进楼道，电梯门一开一合，无声淹没她。
像德兰修女在加尔各答火车站看到基督以老乞丐的形象出现，哭喊着：“我渴。”我就这样，看到了命运本身。
我与她，都是传说中的少女，被献祭给了恶龙。我们在深不见底的黑泥潭边等待，既提心吊胆也心怀侥幸：也许恶龙只是愚人的传说？也许它大发慈悲发过了我们？但是这一刻，恶龙现身，吞噬了她。
我在心里，无声地尖叫了又尖叫：别吃我别吃我。我嗅到了血的气味。
好像很快，她就回来了，手里拎着装X光片的纸袋，好像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只是失魂落魄往前走……医生接过纸袋，看一眼诊断书：“软骨病。周一引产吧。”转身走开。
我才明白我与她的抱团取暖有多可怜可笑。我们相互把对方当盾牌，用他人的安全确保自己的无事。但现在她有事了，我躲在其后的屏蔽被一把夺走了，下一个被判决生死的，可能就是我。
为什么是她？我与她有什么区别？
没有为什么。雷霆雨露，莫非天恩，大雨即落在禾田也落在迪斯尼。上帝是最冷漠的无差别杀手，无好恶，无善恶，只凭掷骰子决定一切。总要有人被厄运击中，高空摔下的一只花盆一定会落在某人头上，泥石流来得那么迅猛，挡路者连呼救的可能性都没有。
这就是，大火般裹挟一切、熊熊而来的命运。
我太害怕了，医院在我眼中比刑场还要阴森可怖，我一分钟也呆不下去。我没有发现我在哭，就是失控地、一个劲儿哭，拎着我的小包包，像“逃出个黎明”似地，从产科病房，逃走了。
我一边哭一边走，过人行横道的时候，还在抹眼泪。马路才走了一半，绿灯已经转红。身体胖大，行动不便，我越着急越走不快，最后是一横心的绝望：撞死我得了，一了百了。
仿佛整条街都在哭泣里停下来静下来，没有一辆车开动。也许每个人都在看一个哇哇大哭的孕妇而目瞪口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那是灾难，普通人不愿承受。
时已深秋，我还穿着入院时的衣服，冻得不停在哆嗦。眼泪在脸上结成冰，像许多把小刀串起的门帘，一直在割我。后来我发现，我哭得太凶，眼皮被擦破了，脸颊上全是细小的裂口。
第二天我就办了出院，医生惯例给我讲一切后果：胎死宫内、一尸两命……我嗯嗯不已。后来世界杯比赛，我看到贝克汉姆身上的中文文身，写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未免一笑，可不是嘛，生死有命，由它去吧，我是在命运面前逃之夭夭的懦夫。
大概，每个人都是抓娃娃机里的小玩偶，厄运是我们头顶上的大夹子，轻描淡写地来来去去，每个人都可能随时从温暖舒适里被一把揪起。你被抓，不意味着你技不如人；你侥幸逃生，也不意味着你有什么过人之处。有一个易经里的卦名解释一切：“天雷无妄。”天雷，总打在没有过错的人身上。
……
工程师问我：“阿姨，系统要不要重装？”他已经很努力在字正腔圆了，还是说话含含糊糊的。我猜这也是他的病的症状之一。
我说：“装。”让他多赚30块钱吧。
我再没见过我的病友，我不确定她最后的选择。但我知道，二三十年前，有位妇女，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
作者：叶倾城，作家，湖北作家协会会员。《读者》的签约作家，其作品在诸多报杂志中有很高转载率，著有《情感的第三条道路》、《住在内衣里》、《我的百合岁月》等多部散文集，《原配》、《麒辚夜》等多部长篇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