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秋天，我在台北晃荡。某日上午，先是在某单位拜会应酬，一番客套、座谈后，终于如释重负，走出那栋街角的大厦。左右都是老街窄巷，遍布两三层的民宅，艳阳下静悄悄毫不热闹。
与向导在门口闲谈几句，他无意朝着一个方向一指，说那头就是牯岭街。
那次赴台，少不得做些攻略，吃喝玩乐各种内容弄了一大本。买书当然也是固定节目，但因为平日购台版书已有各种渠道，反不迫切，牯岭街这等名声在外的书业地标，更因早已被传没落而被我忽视。但当向导提起时，才想起这理应是我赴台的朝圣之地之一，决不可不去。
除了是当年的旧书云集之地，它还带着杨德昌的印记——只是，这个当时已去世数年的人，从来都不是俗世生活中常常念及的选项。似乎只有不经意间，才会想起他的愤怒与坚持，想起是他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让我第一次知道了“牯岭街”的存在。
那天，我自己抽时间去了趟牯岭街。清静的街上，偶有老榕树静立。老书店仅余几家，访客不多。当年，这里一度繁盛，五六十年代时，仅旧书摊和书店便达两百余家。早年欧美各地的东亚图书馆，都曾专门来此搜购文史书籍。
那些没落的喧嚣，尽是逝去的时光。
23年前，杨德昌拍摄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那时的张震还是个少年。在那四个小时的电影里，张震饰演的小四（片中本名也叫张震）从一个乖乖仔变成了杀人犯，为了当时还是一个少女的杨静怡——她在片子里叫“小明”。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电影剧照)
片子的背景确有其事，60年代初，杨德昌就读学校的夜间部初二男生茅武因女友移情，在牯岭街将对方杀死。那年，杨德昌14岁。那时，也恰恰是牯岭街最兴旺的年代。
与许多人一样，我也最喜欢Honey这个角色。他最初是个传说中的人物，逃到了台南，仿似远遁的黑道大哥，三头六臂凶神恶煞。可当他出场时，我们才知道，这个一个人可以单挑一群人的少年，干净清秀，穿着海军衫，戴着海军帽，至死都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
看过片子的人，都记得他那段经典台词：“我在台南，无聊得要命，每天可以看几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去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有一个老包，大家都以为他吃错药，我记得，好像全城的人都跷头了，而且到处都被放火。他一个人要去堵拿破仑，后来还是被条子抓到了。《战争与和平》，其他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这一本……”
但是，就像所有的黑道大哥复出之后所发现的那样，这个江湖已经变了。即使是少年的江湖，亦难逃这规律。Honey依然年轻，却发现自己已经老去，规则不再是那个规则，江湖不再是那个江湖，钱变得比义气更重要。他那时也许并不知道，所有的少年都会死去，或沦为世故之徒，或以生命为保全纯粹的代价。后来，他就像《战争与和平》里的老包一样，一个人去找“217”眷村帮的老大谈判。他对对方说：“我只怕两种人，一种是不要命的，一种是不要脸的，你是哪一种？我看你不是不要命哪一种吧。”他说对了，对方瞅准机会，将他一把推到了来往疾驰的车轮下。你知道的，所有的理想、纯粹，最后都死于阴谋、龌龊与暗算。
可最让我感慨的角色，是小四的父亲。在现实里，他真的是张震的父亲。
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曾经勇敢坚持，抵御世俗，身上同样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如果联想历史背景，更会对他的性格了然——一个广东人，在上海读大学，1949年来到台湾。那是民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化和余韵，是民国大学教育的成果，礼义廉耻和理想比生存更为重要。
所以，在片子开头，面对小四不及格的国文试卷，父亲选择了抗争，认为老师评判有误。
后来，小四的试卷被滑头抄袭，结果连带受罚，父亲觉得不公，在教务处怒斥老师，说“我们把孩子交给你们，你们怎么这样对待他？”这样的强硬当然会“吃亏”，小四被记过了。但平日里沉默的父亲却十分兴奋，因为他坚守了内心，他还对小四说起了广东话：“冇春袋的男人，好麻烦嘅。”正如他对妻子所说的，越是这种事，越应该做孩子的榜样，对错是非比什么都重要。
再后来，是台湾政治的敏感时期，父亲因“匪特”嫌疑被隔离审查，后被革职。当小四被校方开除时，父亲苦苦哀求学校再给一次机会，那是他仅存的希望，寄望于小四能考上大学，改变全家的地位。你当然可以说，父亲“成熟”了，每个人都是这样“成熟”起来的，但你可知道，每有一个理想主义者向现实低头，就意味着这世界的又一步堕落？
如果你只会以卑微的方式面对一切，你凭什么认为庸俗、世故、功利和无知比理想和坚持更高明？就凭着你能混下去吗？
一个父亲的老去和妥协，并不保证会有一个儿子接过理想的枪，但起码，小四是这样的。就在父亲苦苦哀求校方时，他拿起球棒，击碎了学校办公室的灯泡。心中偶像的坍塌，反而激起了他与世界为敌的勇气。
在那个孤岛台湾，在60年代的纷杂时势下，在大多数人沉浸在反攻无望的绝望气氛中选择卑微生活时，唯有少年尚未来得及死去。
适时而来的总有爱情，十几岁的小明，曾是Honey的女人，曾是小四的女友，也曾是其他许多人的女人。这个单亲家庭出身的清秀女孩因为贫困而早熟，因为柔弱而不停寻找依靠。但她是片中最成熟的那个人，她能分得清爱与功利性的依附，比如她爱Honey，喜欢小四，但她更需要其他人的庇佑。比如她对小四说：“你好老实哦，老实人是会吃亏的。这点很像Honey，他总对一些事情看不顺眼，横冲直撞的。我对他说，这个世界是不会为你改变的。”
没有人能比她更了解Honey，那个出来混、敢打敢拼的少年，其实只是有点理想，想要改变这个世界。
但她觉得，这个世界是不会改变的，这是她的遗言。后来，她投入了小马的怀抱。那是小四的好朋友，家境优越，背景坚挺，比任何出来混的都更可依靠。小四绝望了，在牯岭街，在那一片旧书市里，他想将小明拉回到自己身边，想让对方不再“堕落”。可是，小明的回答是：“原来你跟他们一样，对我好就是想改变我。你好可笑啊，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个世界是不会为你而改变的！我就好象这个世界一样，是不会为你而改变的！”
然后，是一刀又一刀，刺向小明的身体，刺向我们的青春。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电影剧照)
许多人在谈及这部电影时，都会引用大岛渚的那句名言——“无论在什么体制下，青春都是极其伤身的。”
青春本就是一剂伤身的春药，如果你像小四一样在乎它，你就会在绝望中爆发，以毫不隐忍绝不“成熟”的方式，来一场玉石俱焚。然后，被这个世界指指点点，说你太不懂事。成年人就是这样，他们鄙视少年的莽撞、却从不想想他们给了少年们一个怎样的世界，他们又如何无视少年的孤独。
在这场玉石俱焚的悲剧背后，是大时代的苍凉。那是牯岭街最兴旺的时代，却也是台湾经济起飞前的黑暗期。少男少女隔街对话，美式装甲车当街穿行，一度挡住了彼此的脸，也让他们必须一再提高音量。
后来，他们变成了谁？没错，小明死去，小四必须在监狱里度过自己的青春，可其他人呢？在杨德昌拍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时，台湾已进入解严年代，告别威权统治，六十年代的少年已成为九十年代的社会中坚，也许，他们已经用政治立场取代了当年的好勇斗狠，“外省”与“本省”的冲突，也不再是少年打群架，而是西装革履的政治角力。
至于青春，早已散场。就像小猫王托狱警送给小四的那盒磁带，转头就被扔进了垃圾桶，再加一句“什么玩意儿啊？”
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到《一一》，如同一个轮回。杨德昌的电影很难让你想到技巧，因为情绪往往先入为主，浸染了一切。不过，如果你抛开那些疏离淡漠里隐藏的愤怒，就会发现《一一》在技巧上的完熟。
可爱的洋洋总是拿着相机拍别人的背影和后脑勺，他说“你自己看不到，所以我就拍给你看”。三个小时就这样慢慢流淌，仿似一生。
（《一一》电影剧照）
他起初并不快乐，常常被女同学欺负，还有一个他并不喜欢的“小老婆”，这是我们熟悉的童年景象，每个班里似乎都有这样一个男孩。但他又是快乐的，因为他用自己的眼睛看着这个世界。
父亲NJ处处不顺，他传统守旧，与商业化社会格格不入。他曾因为不愿违心生活而与初恋分开，可是多年后重逢时，他发现自己走过的路，恰恰是初恋当年的期望。他除了说“除了你我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之外，还能说什么？
婆婆在意外中成了植物人，但她却是这个家庭的灵魂所在。家人们纷纷在她床前与她说话，为了唤醒她，也为了倾诉。可是，南俊的妻子却迷惘了，忙碌的她以为自己会有许多话说，可每天都只能讲那几句话，描述自己机械般的生活，“我怎么只有这么少。我觉得我好像白活了。我每天像个傻子一样，我每天在干什么啊？”
洋洋却不愿意跟婆婆说话，哪怕母亲逼着他，对他说“婆婆是那么疼你，你怎么可以不跟婆婆讲话呢”，可是他坚持认为，反正婆婆听不到。
洋洋的姐姐婷婷情窦初开，却遭遇了只是替代品的悲剧。她的恋情与父亲和初恋的重逢交织，以蒙太奇的方式不断切换。父亲已经不能回到过去，无奈苍凉却依旧对人生充满困惑。婷婷则悲伤地问“为什么这个世界和我们想的不一样呢？”她还说：“我现在闭上眼睛，看到的世界好美。”
她会慢慢长大，也许像父亲那样是个理想主义者，也许像母亲那样机械生活。前者艰难而孤独，可是，后者同样孤独。
这种孤独与人和人之间的疏离，是大多数家庭的常态，人们却习以为常，或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应对。
只有孩子是那般纯粹，且洞悉一切。洋洋在婆婆的葬礼上说：“婆婆，对不起，不是我不喜欢跟你讲话，只是我觉得我能跟你讲的你一定老早就知道了。不然，你就不会每次都叫我‘听话’。就像他们都说你走了，你也没有告诉我你去了哪里，所以，我觉得，那一定是我们都知道的地方。婆婆，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你知道我以后想做什么吗？我要去告诉别人他们不知道的事情，给别人看他们看不到的东西。我想，这样一定天天都很好玩。说不定，有一天，我会发现你到底去了哪里。到时候，我可不可以跟大家讲，找大家一起过来看你呢？婆婆，我好想你，尤其是我看到那个还没有名字的小表弟，就会想起，你常跟我说：你老了。我很想跟他说，我觉得，我也老了。”
每个人都是这样，从出生开始便已老去。而且每个人都只属于自己，所谓“沟通”，它似乎不存在于杨德昌的字典，取而代之的是疏离。
这么说似乎很残酷，可杨德昌却愿意撕开这一切给你看。而且，他还会告诉你，一切都没有希望，即使重来，也没有改变的可能。中年的NJ有一段“总结陈词”——“ 你不在的时候，我有个机会去过了，一段年轻时候的日子。本来以为，我再活一次的话，也许会有什么不一样。结果……还是差不多，没什么不同。只是突然觉得，再活一次的话，好像……真的没那个必要，真的没那个必要。”
这是一个中年男人对青春的怀缅，苍凉无助。
所有的故事归结到最后，都是青春作怪，《麻将》亦是一例。所谓“麻将”，只是一个四人组合的隐喻，他们骗财骗色，为所欲为。红鱼的理论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他们就等着别人来告诉他们，所以，只要你用很诚恳的态度告诉他，他想要什么就对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没有人愿意在失败的时候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宁愿自己是上当被别人骗……”
在这个四人组合里，红鱼长于策划，香港擅长泡女人，牙膏又叫小活佛，他为人预测未来，又暗中给人制造不测，借机显示自己的超能力，以获得回报。至于纶纶，他长于交际，能够帮助几人实施骗局。
后来，红鱼偶遇了父亲的旧友邱董和情妇安琪儿，他以为安琪儿就是当年欺骗父亲的人，立志报复，让香港勾引她，让牙膏欺骗她。但香港勾引不成，反被勾引，精神崩溃。红鱼的父亲又追悔当年，与情人自杀。红鱼也发现了安琪儿并非当年骗子，几重打击下，他杀死了邱董。
纶纶爱上了一个被抛弃的法国女子，几经波折后，他与对方在街头寻得彼此并拥吻。至于牙膏，失去了几个同伴后，仍不思悔改，继续寻找新的“麻将”同伴。
这是一场青春的赌局，代价甚至是生命。那个街头拥吻的光明结局，是杨德昌罕见的温情，甚至让一些观影者诟病，但如果没有这丝温情，这场赌局是不是太残酷了？
唯一的例外也许是《恐怖分子》，它无关青春激愤，却是中年人的进退两难。周郁芳接到一个恶作剧电话，说她的丈夫在外有女人，已经怀孕，约周出来谈判。正值七年之痒的周郁芳，丈夫在医院工作，自己在家写作。这个恶作剧电话让她失却信心，旧情人适时出现，她选择暂时离开丈夫。丈夫李立中十分苦恼，解释却不被接受，最终铤而走险。
中年人的世界，很难像年轻人那般张扬，美其名曰成熟，实则是懦弱。种种隐忍都是人生常态，但若火山爆发，便只剩铤而走险的那条路。从这一点而言，中年李立中反倒与牯岭街的小四有些相似。
残酷的是，杨德昌还是不愿让中年男人像少年那般来个痛快。所以，片子以双结局告终。你看着他窃枪，然后枪杀主任，枪杀妻子的前男友，对着妻子放了一记空枪，追踪报复打恶作剧电话的淑安。但后来，你又见到他在厕所中自尽，鲜血四处流淌。
还有一种说法，指李立中的疯狂报复行动是梦境，自尽才是真正的结局。可不管怎样，杨德昌终究不会给这中年男人一个爽快的结局。因为，人生本多负累，而人到中年，又是负累最深之时。也因为，杨德昌一向冷静残酷，镜头如手术刀，将所有悲剧命运视若等闲。在《恐怖分子》里，你当然可以寻找话语权和独立意识，但最后你会发现，你根本没有资格拥有这些——少年身不由己，中年人同样身不由己，他们都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
所以，《独立时代》这个片名多少有些讽刺，因为在杨德昌看来，没有真正的独立。片中纷杂的人物，在虚与委蛇中轮番登场，个个面目清晰，却难言独立。
一切都很困惑，琪琪就说，如果每一个人都向另一个人索要安全感，那么谁会有多余的安全感给别人呢？杨德昌把虚伪、疏离的难题推给了孔子，几句话就点醒作家姐夫的的士司机就是很明显的孔子化身，那口山东口音可谓欲盖弥彰。
只是，我们都知道，问题并未真正解决。时至今日，我们仍未独立，甚至失却了独立的勇气。越长大，就越多牵绊。
有人曾说，杨德昌“在‘青春’这个基石上构筑了一个可以俯视整个台湾的‘烽火台’，可以观望，守侯，戒备。芸芸众生都在眼底，无遮无掩，暴露无遗。”但除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之外，他的青春都藏在了记忆、过往、糜烂和怅惘之中，若隐若现。
中年危机、边缘群体，似不指向青春，可那些解决不了的难题，其实从青春时便已出现。
（杨德昌，Edward Yang，1947年11月6日－2007年6月29日，台湾电影导演，其电影作品深刻、理性，有强烈的社会意识，被称作“九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台湾大师之一”、“台湾社会的手术刀”，在世界影坛享有盛誉。）
作者：叶克飞，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