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凤仪
我至大的运气是自1992年开始，拙作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后，又为各大电视台改编成电视剧，包括了中央电视台也挑了我的《花帜》改编拍制电视剧。我自任了编剧。
《花帜》小说讲的是一个三代香港妓女故事，外祖母是六十年前香港石塘嘴的花魁、母亲是三十多年前湾仔杜老志舞厅的红舞女、女儿是现代上流社会的名交际花。小说是中央电视台挑选改编的，但中央电视台的监制却告诉我，必须要改变女主角的身份，不可以是妓女。我很不明所以，对方解释说：“中央电视台是国家的一级媒体，影响力甚大。故事的女主人公不错是为了父母弟妹而无奈地被迫当上交际花，她善良、孝顺、正直、甚至爱国，很值得人尊敬和爱戴。唯其如此，当电视剧播出了，面对十亿以上的观众时，有为数不少的人民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熏陶，他们在思考事情时会易生误解与偏差，如果年青的女孩子误认为只要是为父母、为兄弟牺牲自己去做妓女，依然会令人觉得可爱那有什么不好呢？那么，我们媒体就得肩负了误导的责任了。”
一言惊醒梦中人。我二话不说就把女主角的身份改了是职场中的高级行政人员。当然从艺术角度来看，原来女主人公身份所产生的剧情冲击力是比改编后的强多了。但媒体要肩负的教育责任至重至大，这一点，我完全同意。能读小说的，已不是文盲、已懂得思考、已容易明辨是非。故此读者与观众是两个不同的群体，要以不同的方式去照顾与对待。
在以后和很多的香港媒体工作者交流时，我都记住了把我的这段经历告诉他们，并向他们解释，电视剧是深入家庭的娱乐节目，应具某程度上的教化功能，最低限度不能误导观众。为什么电视剧中的“坏人”角色，一定要有报应，这跟现实可能有距离，在人生中老遇到的不平，就是品格行为与报应不对等。可是，电视剧不能宣扬这种“不平”，不应承认这种“不平”，它应该为中国人民带来正直之声，和正确的希望。
在通过媒体创作这艺术作品时，要兼顾了全民教育功能，无疑是增添了很多难度。但我很感欣慰，因为从《花帜》的改编工作中，我更肯定了一项人生的价值，就是凡事要从别人的角度去思考，要以更高更大的目标为出发点，只有这样，个人的困难、妥协、甚至委屈都很容易接受和消化，生活会更愉快、工作会更畅顺，人人如此，社会也会更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