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启风
在北京的景山公园内，至今还留有“明思宗殉国处”。1644年，李自成统帅的大顺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在了那里，这通常被视为明朝灭亡的标志。然而事实上，明朝的残余势力此后与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残部合作，在南方坚持抗清，时间长达二十年，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说的“南明”。
南明通常指1644年五月弘光政权建立，至1662年永历帝被杀这段历史，也就是清朝入关初的十八年时间。顾先生不为此桎梏，指出南明史当从1644年三月崇祯自缢算起，下延至1664年夔东抗清基地的覆灭为止。
南明内斗 清军渔利
满洲八旗战斗力固然很强，但是在刚刚战败李自成，入主北京之时，天下依旧是鹿死谁手，犹未可知的局面。所以在顾先生看来，“明朝自万历中期以来，朝政日益腐败，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覆亡不可避免，接替的可能是大顺王朝，可能是清王朝，甚至可能是孙可望掌握实权的朝廷，也不能排除在较长时间处于分裂的局面。”而最终使清朝能将南明势力相继铲除，实现全国统一的原因，正是“汉族各派抗清势力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打倒了自己”。
抗清势力的内斗首先表现在朱明宗室对帝位的觊觎。南明主要包括弘光政权、鲁王政权、隆武政权和永历政权，另外还有昙花一现的潞王政权与绍武政权。崇祯帝死后，出于各自利益，南方朝臣就在拥立福王朱由崧，还是拥立潞王朱常淓问题上争执不休；后来南京弘光政权覆灭，与唐王朱隶键于福州称帝的同时，鲁王朱以海也在绍兴就任监国，双方互不承认、互挖墙脚。隆武政权失败后，桂王朱由榔被拥立为监国，但隆武帝之弟、续封为唐王的朱隶却以“绍武”年号称帝；不久后桂王也由监国继统，改年号为“永历”，一国二主的局面再度出现。绍武政权与永历政权为此同室操戈，在广东大打了一仗。侥幸取胜的绍武帝君臣，还没来得及庆祝，清军就兵不血刃地攻陷了广州——绍武政权由建立到灭亡，仅仅为时一个多月。抗清力量正是在这种内耗中消磨殆尽。
此外，文臣党争、武将争权与文武不合的问题，在南明长期存在，使得各个政权内部也纷争不断。后来南明朝廷被迫与大顺、大西的农民军残部合作，但也同样是相互猜忌。在崇祯帝自缢、北方沦陷后，南明势力依旧控制着南方的财赋之地，团结一致的话，即便不能恢复故土，却也可偏安一隅。然而“南明地域虽广，各派势力却在很大程度上陷入割据纷争，朝廷虚有其名，无法组织有力的反攻”，给了清朝统一全国的可乘之机。
忠臣有时也会误国
顾先生在参阅史料，详尽论述南明兴亡的同时，对很多历史人物给予了客观的再评价。顾先生说，在“过去绝大多数史家制作的镜子里，侏儒们被拔高了，坚毅挺拔的形象被歪曲了，甚或被挤出了镜框之外，成了道地的哈哈镜。”而这一本《南明史》恰能还历史一个本来面貌。
殉国扬州的史可法，在历史上享有民族英雄的盛名。但是顾先生继承古代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传统，对史可法进行了近乎苛责的严厉批评，指责他既不能驾驭各镇将领，又不肯与农民军联合抗清，以至坐失良机，最终导致了弘光政权的覆灭。另一位有民族英雄之誉的何腾蛟，也被顾先生指为“妒贤忌能，误国误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典型。当然，顾先生对他们的民族气节也是不吝赞美的，只是“如果这些著名人物都像历来的史籍描写的那么完美，南明根本不会灭亡”。
在作者看来，南明历史上真正需要褒扬的政治家是堵胤锡与张煌言，需要彰显的英雄是在江阴抗清的阎应元、陈明遇，而明清鼎革之际的“巨星”则是从前的大西军领袖，后来为南明永历朝屡建大功的李定国。至于孙可望、郑成功，他们在南明史上固然有着举重轻重的作用，但因为私心自用，也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南明的覆灭。
在贬斥某些“忠臣”的同时，被历史陈见指为“奸臣”的马士英和阮大铖，顾先生也予以新的审视。马士英固然没有运筹帷幄的才干，但东林、复社人士加诸其身的各项罪名却也多是无中生有，后来他坚持抗清，失败后被俘就义，称其为“奸臣”显然有失公允。在孔尚任的《桃花扇》中被猛烈抨击的阮大铖，其实也是被东林—复社的清流们冤枉的“阉党”。
基于史料辨伪去妄
由于清初对南明史研究的封锁，造成相关史料的缺乏。清初查继佐在《罪惟录》中依据传闻，记载南明有一位年号“定武”的“韩主”，误导了包括孟森先生在内的一批学者。顾先生则依据现有史料，证明了所谓“韩主”纯属子虚乌有。
在辨析古人记叙讹误的同时，《南明史》还校正了今人研究上的差错。谢国桢是梁启超先生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弟子，他所著《南明史略》是一部研究南明史的学术名作，但顾先生却指出了此书在应用史料时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南明史略》说金声桓曾攻陷南昌，杀死守城的总督袁继咸，顾先生指出，袁继咸当时被挟持在左梦庚军中，不可能出现在南昌。又如谢先生说，当年江阴一战，清军损失了“三位王爷和十八位大将”，而《南明史》则纠正说，那只是野史讹传的说法，与事实并不相符。
史学大师陈垣先生曾说，历史研究就是要对史料“竭泽而渔”，将能找到的史料都找到。顾先生《南明史》一书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其中引用地方志237部，引用书目579种，最终使得全书“无一字无出处”。顾先生在这个史料基础上再去辨伪去妄，自然极具说服力。
学术名著 饶有趣味
清朝灭亡南明，统一全国后，为了维护统治秩序，极力封杀民间有关南明的记忆。但是一些遗民，如清初的黄宗羲、王夫之、查继佐，后来的全祖望、万斯同、傅以礼，都在致力于南明史料的搜集与书写。清末，革命党人为实现“排满”，也借清军入关后对南明残暴镇压的历史来号召民众。抗战爆发后，因为振奋民族精神的需要，南明史再度成为显学。如柳亚子在上海沦陷后，避居“活埋庵”三年，出版了《南明纪年史纲》、《南明人物传》等书。至今，已有谢国桢《南明史略》、司徒琳《南明史》和南炳文《南明史》先后问世，这些著作都参阅有大量史料，各有所长，唯其篇幅不大，叙事不免简略。
相比之下，顾诚先生的《南明史》则是一部有三十二章、七十七万言的巨著。顾诚先生的这部《南明史》乃是以十五年坐“冷板凳”的苦功夫，才完成的一部史学名著，超越了此前所有的南明史研究。而且不同于大多数学术作品的艰涩难懂，顾先生的《南明史》不仅行文流畅，且饶有趣味，因而十分好读。相信即使是普通的历史爱好者，读起这本书来也会欲罢不能。当然，顾先生此书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本书着重于政治、军事的研究，而忽视南明的经济、文化，不免是一个遗憾。
光明日报出版社此次再版的《南明史》，还收录了顾先生的遗稿《我与明史》，这篇自传性的长文记叙了作者走上明清史研究道路的历程。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版的《南明史》还附有顾先生的手稿，真是难能可贵。
书籍信息：《南明史》，顾诚，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