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回到老家，看到那些少年时抱过或哄过的侄辈，一个个生儿育女，更能深刻地感觉到岁月如流、芳华逝去，自己不复年轻。
竹哥的大女儿英妹，我曾看着她蹒跚学步。今年春天回家，得知她早就结婚已生育两个儿女，而且面临着婚姻的破裂。
竹哥是我二伯第四个儿子。二伯家儿女多，可用赤贫来形容家境。因此尽管竹哥长相英俊，孔武有力，但相亲路十分坎坷，女方家一来“看当所”（湘中叫“某个地方”为“当所”），见到二伯家那个样子，就断绝了结亲的念头。直到1980年代中期，我上初中时，终于有一位人家愿意把女子嫁给他。这位女子长相实在不敢恭维，满脸横肉，虎背熊腰，而且完全是个“女汉子”性格。女子随母亲来 “看当所”，正好我放学回家，便去看热闹。女子走后竹哥偷偷问我：“你觉得那个女的怎样？”我说了句：“有个最大的优点，她是个女人！”——这话让竹哥伤心很久，但贫不择妻，有人愿意嫁，他还能挑什么？于是，那“女汉子”成了我的堂嫂。
很快二伯给他们分家了，小夫妻分了一进两小间泥坯房过日子。贫贱夫妻百事哀，好在那位堂嫂是个特别乐观的人，再苦再累的活，她根本不当回事，哪怕家里连买盐的钱也没有，她照样能一边走路一边哼小调。
很快他俩的第一个女儿出生了。80年代的农村，一家不生个儿子简直是无法立于天地之间。于是他们接着生，第二个、第三个又是个女孩。为生第三个孩子，夫妻俩逃到贵州的深山老林当了一年“超生游击队”，家里的土房子被扒掉，连他们的母亲我的二婶也受牵连，喂养的一头肥猪被“计生队”赶走。
英妹遵循着当地多数农村女娃的人生轨迹，读完初中后南下打工，然后嫁人，生育子女。英妹刚20岁时嫁给邻村一个同样是在广东打工的龙姓男青年，生下了一男一女。
今年正月十一，是我父亲77岁的生日，我在家多呆了几天，为他庆生。那天早晨，我刚刚起来，坐在火塘前烤火时，竹哥就来了，他已五十多岁了，慢悠悠地掏烟点火，和青年时的他判若两人。这些年因为几个女儿都长大，出去打工，他在家种了其他农户转给他的几十亩水田，每年收成不错，家已非往年的赤贫，甚至可以说小康了，盖了一栋钢筋水泥结构的三层小楼。
看他这么早来我家，我知道一定有事，而非仅仅为我父亲贺生。便问“有什么事吗”？他吞吞吐吐地说了来意，原来英妹嫁给的那个男子，在外搞装修，挣了点钱，找了个情妇，要和她英妹离婚。——英妹性格、长相近乎其母。现在英妹两个孩子都在他家由他养着。他说女儿不愿意离婚，而女婿就是不回家。怎么办？如果万一不得不离，要怎么对付？而且，那个男的不愿意带着孩子，认为是累赘，要把孩子都扔给她女儿。
我说如果你家英妹就是不愿意协议离婚，对方会提出离婚诉讼。如果英妹在法庭上还是坚持不离，法官会考虑这点，对方要离是有难度的。问题是，这样拖着是不是最好的办法？如果那个男的就是不愿意和英妹在一起过了，对她来说也很难受。她如果同意离婚，过错在对方，可以在分财产上提出自己的要求，包括两人结婚后盖的房子，你女儿也有份。男方不愿意带着孩子，如果英妹硬塞给他，他再结婚孩子会受罪。这事可得慎重考虑。
竹哥说，英妹就算离了婚，还会出去打工再找人嫁了，这两个孩子还不是扔给我和你竹嫂抚养。我带两个外孙外孙女也不是不可以，现在还有这个能力，但外孙必须得改姓“李”，变成我的孙子。这可以算离婚的条件么？
我明晓竹哥的心思。没有儿子是他永远的心结，三个女儿本来想有一个入赘女婿承继香火，也不遂意。如果有一个外孙随他姓，也算是一种安慰。
我说这样的条件当然可以谈，如果协议离婚的话也可以把这一条写进去。
父亲在一旁接下话茬，说现在那男人急着想和英妹离婚再和别人结婚，嫌娃娃是累赘，巴不得外公把娃娃带大，多半会同意改姓李，只怕日后反悔。这事要白纸黑字写清楚，而且他们龙家特别是做爷爷的要签字，我们这边李家肯定没问题，那娃娃改姓后是可以进族谱的。
后来我回京了，没有打听这件事到底如何了。就算一个还没有入学的小男孩改姓“李”了，等他成人后改回父亲的姓，谁又能阻挡呢？
我堂侄女所遭遇到的婚变，在老家农村现在绝不是个案。这些年老家农村青年男女婚姻有两大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婚配对象地理范围普遍扩大。在二三十年前，除了极少数当兵提干或考大学出去的精英，配偶是外地人，多数农村青年婚姻的半径很难超过20华里。记得我一个族姑，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嫁到了双峰县——其实也就一百来公里，村里人就觉得不得了啦，说嫁这么远以后怎么走亲戚呀。可见那时农村婚姻基本在熟人社会中产生，一村和一村之间，一族和一族之间，几乎是代代通婚。嫁过来的媳妇做媒把本村的姑娘介绍给娘家所在村的小伙，或者将娘家宗族的姑娘介绍给婆家的小叔子、侄子辈。
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青年男女纷纷外出打工，接触的同龄异性来自各地，自然婚恋的范围就广得多。我的一位表妹十年前在广东打工，爱上一个四川青年，她的母亲即我的二姨横竖不同意，认为把女儿辛辛苦苦长大嫁给外省人，简直就是白养一场。两人顶着压力结婚，且既不在四川也不在湖南安家，而是在广东买房生子，轮流到双方老家过年。现在这种情形在乡下已相当普遍，父母也以平常心看待了。因为即使儿女和本地青年结婚，照样一年四季在外地，只有过年或清明才可能回家。
第二个变化则是婚姻较以前变得脆弱。这和第一个变化有很大的关联性。长期以来农村社会婚姻在熟人社会中产生，两个家族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上信息闭塞，人员流动不频繁，农村的婚姻是相当稳固的，只要女的没有“偷人”之类劣迹，男的几乎没有离婚再娶的可能；而男的只要不是连父母、族人都嫌弃的烂仔，女方也很难离婚——哪怕遭受家庭暴力。因为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离婚的代价一般人难以承担。
而今农村青年纷纷南下打工，眼界开阔，经济上自立，自然有婚姻上的自主——尤其对女青年来说这几乎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使和本地青年婚配，“父母之命”几乎没什么影响了，这样的婚姻没有以往熟人社会的种种制约，离婚变得较以前随意得多。我另一位堂兄的儿子，在打工时和本地一位女青年情意相合，同居生下了两个儿子。可第二个儿子才一岁时，妻子嫌丈夫出息不大，婆家太穷，竟然不辞而别，至今不知道身在何处，而我那位没有了老婆的堂侄也常年在外打工，两个孩子一直由爷爷奶奶抚养。有大人故意问孩子：你妈妈哪去了？两个男孩的回答是一样的：“妈妈死了！”
对乡村这样的婚姻变化，老辈人只是苦笑，好也罢，坏也罢，已经和他们没有关系了。
作者：十年砍柴，李勇，曾栖身于北京某上市公司、国家某部委，1999年国务院机构精简分流到《法制日报》，2008年10月入语文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