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反求诸己，而维多利亚与道光，都是这样以身作则的。但是，两个人的道德示范效果，却恰恰相反。维多利亚风尚与维多利亚本人的道德示范作用关系甚大，为什么到了大清帝国，道光皇上的道德示范就不起作用了呢？是道光本人道德有所欠缺还是大清的臣民厌恶了从周公开始即倡导的以德治国的主旋律思想？是制度使然还是传统的积习根深蒂固？
道光与维多利亚拚节俭
文/端木赐香
维多利亚女王与道光皇帝最大的差距，就是他俩的政治生活与婚姻生活了，如果道光那种后宫生活也算婚姻生活的话。
诸位说了，两个人就没有一点共同之处？
有。我觉得两个人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节俭。
小的时候，维多利亚总是穿同一套衣服。小姑娘被灌输这样一种观念：女人频繁变换服饰不仅是挥霍浪费，而且是一种不良的品行。当然，这个时候她想奢侈也没门儿，因为她出生八个月的时候，她的父亲就死了，给家里留下一屁股的债务。所以小时候的维多利亚，就是一个灰姑娘，当然成为女王后，并不意味着她就变成白天鹅了，因为小姑娘从哪个角度来讲，都不叫美女。
一般的女人，在有了条件之后，可能就要选择做珠宝首饰和美丽时装的展台了，人长得不晃眼，起码那些首饰和衣服可以晃人眼吧。但维多利亚明显缺少这种偏好，做了女王后的她在服饰上仍然很俭朴，至于王冠上价值连城的珠宝，那仅仅是职业要求，此外别无它意。
当然，维多利亚想奢侈，硬件也是有限的。英国早在中古时代，就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国王靠自己收入生活”。按照这个原则，国王像其他封建庄园的领主一样，所有花费只能出自自己的领地，即自己直接管辖和经营的王室领地。对于王室之外的土地和农民，国王很难从中拨出一根毛来。如果他们得知，中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面向全国人民收土地税，他们会吓傻的。因为英国国王给自己的官员发工资，都得自己掏腰包。按英国传统，英王只有在爆发战争，或国内出现某种特殊情况时，才能面向全国收税。收税时，还必需向全体征税对象（这些对象的代理机构先是贵族会议，后是议会）说明理由，否则甭想拿到一个钢镚儿。
比如16世纪英国国王亨利七世借口儿子封骑士、女儿出嫁，要求议会给自己拨9万英镑，议会大哗，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后来《乌托邦》的作者、时仅26岁的莫尔在议会上发表了坚决反对的演讲，最后亨利七世只搞到手里3万英镑，羞人啊。
亨利八世在位时期，作为国王的他在街上见了商人小约翰的运输车队，竟不无嫉妒地说：哼，这家伙比我还有钱！当然他是白嫉妒，不能像道光父亲嘉庆那般，嫉妒和大人，就可以找个罪名把他干翻，然后吞掉他的财产。
至于英国历史上非常厉害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虽然被自己国内的著名传记作家描述为一只凶狠的老母鸡—“这只凶狠的老母鸡一动不动地坐着，孵育着英吉利民族。这民族初生的力量，在她的羽翼下，快速地变成熟，变统一了。她一动不动地坐着，但每根羽毛都竖了起来”——但老母鸡再凶，也仅是对外，无法对内。伊丽莎白多次向议会要钱，议会多次不批。搞得这个童贞女王不得不缩紧裤腰带过日子，以至于她手下的大臣都嘲笑她是个小气鬼。
你说议会把全国臣民的钱袋子看得这么紧，英国国王不小气行吗？维多利亚做国王时，好歹可以拿工资了——“王室年俸”。这工资来之不易，需要追溯到英国的“光荣革命”。光荣革命后，为了剥夺国王因给军队发薪饷而具有的控制军队的权力，避免军队吃国王的奶就听国王的话的风险，议会决定对国王实行“王室年俸”制度。
王室年俸，英语叫做“Civil List”。“Civil”是“非军事的、文官的”的意思，“List”意为“名单”，合在一起，是指“文官名单”，即从国王那儿领薪金的文官人员的名单。英国国王只负责发放办公室工作人员、法官、大使、非武装人员的工资，军队的薪饷则由议会负责。这就是王室年俸的由来。
最初，议会拨给国王的“王室年俸”为70万英镑。后来，乔治二世嫌少，议会给增加到83万英镑。维多利亚他爷爷乔治三世聪明，跟议会商量：文职人员和武职人员的工资都应该由政府来支付，如果议会同意这样做，他情愿把有关税收，例如邮政税收和“国王地产”的收入如数交给政府，议会只需要每年发给王室一笔足够王室成员生活的费用就行了。
议会采纳了国王的建议，同意每年给乔治三世80万英镑。这样，王室年俸就变成了一笔政府拨给王室的生活费用，而不再包括文职人员的薪金了。后来，政府发现乔治三世“国王地产”的收入每年只有8.9万英镑，感觉自己亏大了：既要支付文职人员的薪金，又要支付给国王一家80万英镑的年俸，大大地不够本儿。因此，当乔治三世死后，议会趁新君登基之际，赶紧降了工资，将王室年俸削减到每年51万英镑。维多利亚女王登位时，议会借口女王年纪尚轻，且未婚，把年俸又削减为每年38.5万英镑。可怜的维多利亚，拿的工资比爷爷大爷们差远了不说，比后任们也差远了，哪咋奢侈呢？
19世纪中期，中国的1两白银约等于美国的1.5~1.6美元，而1英镑约等于5美元。如此算来，维多利亚女王年薪，大约100万两大清白银，加上其他收入——领地收入和历代英王相传下来的固定资产，算不算先富起来的呢？当然，维多利亚女王还有一项特权，那就是，全大英帝国，就女王不用交个人所得税。但是即使这样，维多利亚还是花钱有限，因为来钱有限啊！
俭朴的女王与丈夫阿尔伯特伉俪情深，互相忠诚，直接带动了政治进步、经济发达、文化繁荣、道德纯洁的所谓维多利亚风尚。只不过，她做了寡妇之后，伤心过度，深居简出，太不注意装饰，整天一身黑，国民们竟然有了意见，认定她的懒于装饰影响了英国的经济，特别是裁缝业、首饰业、鞋袜各业很有怨言。
英国的百姓很有意思，他们不能容忍自己的王室像法国王室那样豪华，那样铺张浪费，但是如果王室节俭过分，不舍得花钱的时候，他们又不乐意。我猜英国百姓的意思，乃是希望他们的女王利用不多的收入与工资，体现出英国国王的尊严与气派来。既不能给百姓多收税，还需要舍得花自己的私房钱，这种要求比较好玩，类似于中国皇上（地主）对自己子民（长工）的要求：既要马儿吃得少，又要马儿跑得快。
我们道光爷的节俭比上维多利亚，却让人不知说啥才好。道光没有年薪，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个时候的大清，年财政收入约4000万两白银，所以，理论上，道光皇上的年薪应该是4000万两白银才是。但是，这么富有的道光，居然把自己整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穿补丁衣服的皇帝。
传说道光皇上想吃冰糖肘子，一问御膳房，竟然要五十两银子，可怜的皇上只好作罢；传说道光皇上想喝碗粉汤，内务府的回复是，若做那样的粉汤，得盖一厨房，需经费六万两，若常年喝，还得再加经费一万五，吓得道光再也不敢说粉汤的事了；至于道光花在衣服上的补丁费，更是远远超过了大臣们。当时，皇上穿补丁衣服，大臣们也不敢含糊，纷纷效仿，在自己的膝盖上缝块圆绸布当作补丁。比如那个三朝元老、军机大臣曹振镛就实实在在地一直陪着道光皇上穿补丁衣服来着。道光与曹振镛还就补丁及其费用交流过心得体会，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老曹朝服上的补丁花了七钱银子，道光龙衣上的补丁居然花去五两银子。虽然给道光打补丁的内务府很有吃回扣、宰大户的嫌疑，但是身为一个皇上，关心一碗汤、一个补丁的价格，因价高而不敢吃一盘冰糖肘子，实在是天朝历史上百年不遇的奇怪现象。看道光皇上的肖像，一张小黄脸瘦得跟猴儿似的，活脱脱的尖嘴猴腮，明白底细的人应该明白，那是营养不良兼贫血，饿的啊！
道光即位之初，就亲笔写三字巨匾：“清、慎、勤！”不说清朝其他大臣，单说道光本人，那可是严格按照这三条来要求自己并且付诸实践以身作则的。
首先，中国的绝对皇权制，决定了中国皇帝的“勤”。这个“勤”从始皇就开始了，深更半夜不睡，半夜不熄灯，湿毛巾擦眼睛，太监同志从窗户下走过，眼睛湿润什么的，两千年的传统了。不如此传统，大权就旁落了。
其次是“慎”，道光“慎”了一辈子，并且要求官员们也“慎”。举仨例子。第一例：道光即位那一年，安徽遭灾，与安徽毗邻的江西学政王宗诚拍马屁，上折说江西境内一片丰收景象，全赖皇上圣德。道光一听，当即批评：地方晴雨应时，庄稼才丰收，全赖上天保佑，借机颂扬皇上，未免荒唐可笑，以后再不许这样上表文。第二例：林则徐刚出道时，由于座师（会试时的主考）曹振庸的举荐，更由于自己的能干，1823年就遭遇道光两次亲切接见，交待他：在外办事，须慎之又慎，不要自恃聪明，仍须靠定书本办事云云。第三例：1832年，东印度公司派胡夏米一行沿海以做生意为名对中国进行侦察，时林则徐做江苏巡抚，他与两江总督陶澍联名上奏，希望道光准许他们派人上船搜查，搜出鸦片即焚烧，夷人违抗咱就多派水师吓唬他们。道光一听，批评他们“所见大谬”，“因此别生枝节，致启衅端”。仨例足证道光够“慎”的，慎到被人称作“守成之君”。
最后是“清”，道光重点攻的，就是这个，继位之初，就在“清”的方面点了三把火。
第一把，发表《声色货利论》的就职演说一篇。主旨是讲人君皆不能迷于声色，常人迷之，害身，君主迷之，害天下；国人皆不能货利，省一分，天下阴受其福，多一分，天下阴受其害。道光这样讲，绝对不是扯蛋，他都带头了。新皇上登基时，各地土产源源不断地往北京送，他紧急叫停；有关年节万寿吉祥一类的贡物，他统统叫停；皇家的婚丧嫁娶，他力斥奢侈；按7％的比例裁军以节省经费；他自己节衣、减膳、裁依仗、省车从，甚至穿上了补丁裤子……
第二把，任命陶澍做江苏巡抚，搞漕运改革，目的就是省钱。漕粮问题一直是困扰定都北京的历代封建政权的大问题，即所谓“国家大计，莫过于漕”，具体来讲就是把江、浙等地区的田赋运送到北京，让北京的皇室及官僚们吃上饭。这项改革林则徐也参与了，后来由于身体原因退出了，陶澍继续改革，试运工作做得很好，被魏源总结为四利（“利国、利民、利官、利商”）六便（“国便”、“民便”、“商便”、“官便”、“河便”、“漕便”），问题是继续改革下去，原先的漕运总督、沿运河地方官包括10万名靠漕运维持生计的旗丁就不利不便了，前者不能贪污中饱了，后者没有饭碗了，无奈，改革只好半途而废了。
第三把，停止卖官。道光即位时的官职行情表是这样的：道员13120两白银；知府10640两白银；郎中7680两白银；都事3700两白银；知县3700两白银；县丞780两白银；司狱290两白银……这买卖是皇家专营，发财那是大大的无本万利，但道光皇上忍痛割舍了。
问题是这三把火白烧了，或者说，负作用比不烧还大。漕运改革半途而废，因为反对的声音过大过多；卖官的买卖几年后重新开张，因为全国大旱，张格尔还在叛乱，一切都需要钱哪；至于皇上的旧衣服癖好，更是导致市面上一度出现旧衣服贵于新衣服的奇怪现象。更严重的是，有些官员外面穿破旧衣服，里面却全是绫罗绸缎，等于是皇上助长了全体官员的瞒、哄、骗等不正之风！
我们知道，道德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反求诸己，而维多利亚与道光，都是这样以身作则的。但是，两个人的道德示范效果，却恰恰相反。维多利亚风尚与维多利亚本人的道德示范作用关系甚大，为什么到了大清帝国，道光皇上的道德示范就不起作用了呢？是道光本人道德有所欠缺还是大清的臣民厌恶了从周公开始即倡导的以德治国的主旋律思想？是制度使然还是传统的积习根深蒂固？
日籍华人陈舜臣说：“对专制帝国来讲，皇帝的资质往往左右国家的命运。”这里我们可以下判断了，此话百分之五十正确。皇帝的资质确实主宰着专制国家的命运，但那是在中国的历史循环圈里。这话一旦放到国际大环境之下，放到东西文明东西制度的格局之上，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一句话，皇帝资质再高，整个王朝自绝于国际主流，面对新世界、新文明的挑战，照样玩不转！
（摘自端木赐香：《1840：大国之殇》，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