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加关心时事，更加愿意参与政治行为：例如竞选、投票、街头抗议等？一般的解释有两种，一种是知识水平提高之后，责任感提升，因此更愿意参与政治，比如说陈独秀和哈维尔；另一种解释是利益决定，有利益才参与政治，例如对强拆的抗议、对征地补偿不公的不满、以及由于政府环保不力而上街等，都是与参与者的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治行为。布坎南将这两种不同的政治行为称为“原则政治”和“利益政治”。
但这或许并不能解释全部的政治行为。反例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仗义每多屠狗辈，光脚不怕穿鞋的，多数社会运动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发起，靠的不一定是知识分子。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政治转型，尤其是民主化转型往往发生在大家富起来之后。此时的政治转型往往是那帮“吃饱了没事干”的人推进的，当然也离不开受利益驱使者的参与。但这帮“吃饱了没事干的”往往并不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参与政治的。在中国当下有很多人属于此类，他们可以明哲保身，但选择了挺身而出。
由此就需要一个新理由来解释政治行为，顺带还要解释何以不同人的政治行为大相径庭。随着近年来科学的进展，社会科学在解释人类行为时，开始慢慢注意到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相关成果，并应用到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分析中来。
Jeffery Mondak的《个性与政治行为的基础(Personalit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Behavior)》就是一本应用心理学进展来解释政治行为的作品，其主要的观点是：不少政治行为，其实是参与者的个性使然。也就是说，有些人虽可以明哲保身，但选择挺身而出，表面上是因为他们的政治态度。但是政治态度这个东西是可以改变的，而相对而言个性是不太会变动的，所以，深层次来看，“挺身而出”是由他们的个性决定的。
这对当下浮躁的国际关系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作为政治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国际关系的学者往往凭借近期的国际环境变化，就试图对当下的局势作出一个结论，这恐怕会忽略很多东西而显得大而不当。比如说，可能不能指望用一两个季度的数据或者说对环境的描述，就来解释何以中东和欧洲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当然，Mondak的视角也无法全部解释此类宏观上的国家环境的改变，但至少是一个有益的提醒。正如Mondak自己承认的那样，他的这本书并非要推翻之前关于政治行为的解释，而是作为一个补充。
要证明个性如何决定政治行为，有一个首要的困难需克服：衡量个性非常复杂，难以取得统一的意见。得益于心理学的相关进展，学者们开发出了一套公认的能比较准确衡量个性的系统，称为“Big Five Approach”，给个中文化的翻译，或许可以叫做“大五行”。这个视角现在已经被广泛用来研究个性与意识形态、政治宽容等的关系。
这个“大五行”包括合意性（agreeableness）、责任性（conscientiousness）、外向性（extraversion）、开放性（openness）、以及情绪稳定性（emotional stability）。心理学家的惯常做法是针对每一个个性特征问一系列的问题。例如，针对合意性，可能会问的问题包括：你认为自己总体上是一个容易信任别人的人吗？或者你认为自己总体上是个容易挑别人错的人吗？然后按照一定范围的分值让你打分（常见的有从1到5或到10，也有从1到100的），计算出一个值来衡量你的合意性。其他的特性也分别有对应的问题，这些问题经过了长期的考验。
现在学界用一个相对简单的10个问题来概括这“大五行”，每两个问题一组（一个正面问题，一个反面问题）来测一种特性。除了上面提到的合意性问题，其他问题分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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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性的问题是：自己工作是否勤勉？和自己倾向于偷懒？
外向性的问题包括：自己是个外向的、社交型的人？和自己是个内向的人？
开放性的问题是：自己是个有想象力的人？和自己是个对艺术缺乏兴趣的人？
最后情绪稳定性的问题是：自己是个相当放松、能处理压力的人？和自己是个容易紧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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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五行”的每一个特性都表明一种不同的个性特征，而不同的个性特征可能与不同的政治行为联系在一起。Mondak组织了几次全国性的调研，基于问卷数据，得出了一些有意思的结论。例如与政治信息获取紧密相关的是外向性，外向性高的人每周读报看新闻的次数明显就高，而开放性高的人参与政治话题讨论的次数也明显要高。也就是说，高外向性和高开放性的人，在获取政治信息方面的意愿要比其他人强得多。
意识形态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在美国由于两党制，就又与党派联系在一起。从极端自由派（铁杆民主党）到极端保守派（类似茶党），Mondak发现开放性越高的人越倾向于自由派，而责任性越强的人越倾向于保守派。这类个性特征有助于解释个人的意识形态和所属党派，而通过意识形态和党派又与具体的公共政策相联系。例如对于联邦要不要减收入税，民主党通常是倾向于不同意，而共和党则经常推动减税议案。前面说开放性与此相关，Mondak也的确发现开放性越高的人越不会同意减税。
美国的政治参与途径比较丰富，比如说联系议员、参加政治集会、游行示威、选举投票等。在“大五行”中责任性越高，政治参与就越少。就我关心的竞选经费问题而言，政治参与还包括为政党或候选人出资，这真金白银的说服力有时候比上街嚷嚷更能说明问题。责任性与政治出资也是负面关系（分值越高出资越少），其他的合意性、外向性、开放性和情绪稳定性均与政治出资是正面关系（分值越高出资越多），不过有意思的是，在统计上这些关系都不显著。
当然，政治参与在不同的体制下的成本不同。例如民主政体中政治参与的成本相对较低，而威权体制下的政治参与可能就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不过如果Mondak关于个性与政治行为的理论可以用不同政体下的新数据来进行验证，说不定会有更加有意思的结论浮现。但即使数据缺乏，我们依旧可以从不少中国当下的案例中观察到个性与政治行为的联系，例如有知识且收入不错的法律从业者推动政府信息公开、为维权者打官司、自身参与到人大代表的选举中去，或许可以作为个性决定政治行为这一理论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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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Jeffery J. Mondak，2010，Personalit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Behavio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李华芳，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专栏作者，书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