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我直到十八岁才知道确切的答案。
儿子比我幸运，他两岁时，我便带着他去大同姥姥家，坐火车穿过太行山，一路看着风景。多数男孩天生喜欢追求速度和力量，火车是是工业时代最能代表力量和速度的符号，没有几个男孩童年时不喜欢火车。我和我的儿子亦是如此。
今年六一儿童节前一天，我带着儿子去了北京东郊的中国铁道博物馆，这个占地数百亩的博物馆对我而言，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所在。1993年我来到北京时，先栖身在酒仙桥一个“7”字开头的国有大企业，那时候酒仙桥还是个孤悬北京东北郊的工业卫星城，这里的一切，和东北或者西北某个工业小城毫无二致。我所在的厂区东边几公里，便是一条封闭的环形铁道，那是铁道部的试验基地——即现在博物馆所在，但是我从来没有涉足过那片颇为神秘的地区。
带儿子走进博物馆上万平米的展厅时，不但他欢喜雀跃，我也略略有些激动。机油味铺面而来，一列列车头、车厢横亘在我的面前。
这些坚硬的钢铁动物，不仅是许多男孩子的最爱，也是一个古老帝国想重新焕发青春活力所寄托的符号。
在展厅的一角，有一个袖珍型蒸汽机车，那体积和现在一辆“悍马”越野车差不多，车身上的“0”编号标示着这辆机车的辈分。我国最早自主修建并投入运营的铁路是唐胥（唐山之胥各庄）铁路，于清光绪十七年（1881年）落成，铁路运营方并于1882年从英国苏格兰机车厂购入当时售价约为24800大洋的“0号”机车。然而这台机车来到中国后命运多舛。
以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为首的守旧派官僚一直反对铁道的修建，并提出建铁路的“四失”和“五害”。“四失”指的是：一为资敌，二为扰民，三为失业，四为夺民生计。“五害”指的是：一害舟车、二害田野、三害根本、四害风俗、五害财用，他们认为，修筑铁路，“祸国殃民，莫大乎是”。
可随着唐山开平矿务局的设立，产煤量剧增，煤炭这种“洋务运动”中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成了大问题。瞅准机会，1879年李鸿章奏请清政府修建一条煤炭外运的铁路。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朝廷终于点头了，唐胥铁路长约10.4公里。于是，“0”号机车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可火车刚一运行，就遇到大麻烦了。清朝历代皇帝葬在唐山境内的东陵，离这条铁路很近。当时火车是用煤炭为能源的蒸汽机车头牵引，火车一开动，黑烟滚滚，汽笛声十分刺耳。守陵官员立即向皇帝和太后禀报，说这种洋人发明的怪物惊扰了皇陵里的列祖列宗。在那个时代，皇陵是神圣不可侵犯 的。
按照《大清律》，破坏皇陵那是大罪。“如延烧殿宇墙垣，为首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树株关系山陵荫护，盗砍与取土、取石、开窑、放火者，俱于山陵有伤，亦大不敬也。不论监守常人，为首者斩，为从者充军。”砍伐陵区的树木都可能是死罪，那吓着先皇地下之灵，就更不得了。于是，铁路运行方只得停止烧煤做机车动力，换用几匹马拉着这机车头在道上行进——电影《让子弹飞》开头一幕是有所本的。
当然，马拉火车的滑稽剧没上演多久，守旧官僚到底挡不住蒸汽机在帝国的土地上吞吐驰骋。最终，帝国也完蛋了，这辆机车静静地躺在唐山机车厂一个仓库里。1976年大地震被砸坏，1979年被发现，后经过修理成为铁道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展厅最中心的位置摆放的是两台政治符号性最强的蒸汽机车：“毛泽东号”和“朱德号”。
抗争胜利后，中国最为富庶、工业基础最完备的东北地区成为国共两党必争之地。共产党棋高一着，捷足先登，派众多得力的干部和大军挺进东北。1946年，中共已占据了东北重要城市哈尔滨。这一年10月，在哈尔滨车务段的肇东站，经过27个昼夜的劳作，工人们终于抢修出了一台蒸汽机车。经过当时的中共中央东北局批准同意，机车被命名为“毛泽东号”。
国共内战期间，“毛泽东号”承担着运送部队和战争物资的任务。当时有一句口号：“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修到哪里，‘毛泽东号’就开到哪里。”这辆机车随着共产党大军的炮火进入关内，进而见证了新政权的成立。可以说，“毛泽东号”是中国共产党先占东北而后领全中国的一个缩影——也因为这样的政治符号意义，“毛泽东号”作为火车机车的一个谱系被延续下来了，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都有“毛泽东号”，而今已有第五代了。
小儿天真而无知，自然不了解这些历史，他对那些黑黢黢的蒸汽机机车和方头方脸的内燃机车不感兴趣，而是一眼就喜欢上流线型的CRH-3动车组模拟驾驶舱。对我来说，上大学时所乘坐的绿皮车的机车车头和车厢，感觉最为亲切，因为它们承载了我童年的梦想和青年时代的奔波。
1977年我上小学时，红歌《火车向着韶山跑》还在传唱。然而，火车和铁路是什么样子，我们依然没见过，我们学校五位教师都是本村的民办老师，有一位当校长的张老师，当兵复员回来，他坐过火车。
火车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张老师告诉我们，它顺着铁道跑，长长的像一条蛇，肚子里可以坐下千把人，轰隆隆往前走，头顶上冒出黑烟。
肚子里可以坐下千把人的“长蛇”，那又是什么样子？铁道，又是什么样子？没人能详细说清楚，于是我们这一群乡村的小娃娃，在一起想象大山外面的火车。做游戏时前后相牵成一长龙，最前面的领头人扮演司机，大伙儿一起高喊“呜呜呜”，一字长蛇阵地往前冲——我们想象的火车，就是这样。
当时，离我家最近的铁路是故乡以北约八十公里的湘黔铁路。这条铁路于1972年修成，穿越在湘中、黔中那些高山、深沟之间。那一年我刚出生不久，我懂事时，就知道邻居立叔叔有一顶视若珍宝的斗笠。斗笠，在湘中农村是平常物，而立叔叔这顶斗笠不平常处，乃是上面印有醒目的一行字：“湘黔铁路会战留念”。为湘黔铁路，原邵阳地区下辖的十数个县市，出动了几十万民工参加修建，历时两年多。这些民工除了吃饭外，几乎是无偿的，工分在自己所在的生产队计算。立叔叔是这其中的一员。
湘黔铁路建成通车后，邵阳却因此衰落了。从宋代以来，邵阳城一直是湖湘通西南之门户。中央王朝要控制西南，必须以邵阳为基地。湘黔铁路经过了原来宝庆府所辖最北的新化县城，到了80年代，邵阳地区析分出涟源地区 （后改名为娄底地区），新化县划归新设立的地区。从此，铁路干线湘黔铁路与邵阳无关。整个邵阳，只有一条“断头路”——娄邵线。这条单线铁路九十八公里，起于邵阳北部新兴的娄底市，到了邵阳市便是终点。在水路衰落，航空、汽车运输量极不发达的计划经济时代，铁路运输至为重要，当年的西南锁钥邵阳，沦为了交通 “盲肠”。
1989年秋天，我接到了西北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便怀着“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欣喜之情，负笈北上。我的姐夫陪着我，步行四华里，在一条乡村公路旁搭拖拉机，一路蹦达到我上中学的镇上，然后买客车票搭班车到邵阳市，在火车站坐上火车。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火车与铁道。其实当时的火车速度很慢，可看到窗外的树木和村庄急速地消失，我感觉到这就是“飞驰”。延伸的铁轨带我去远方，少年的心中，充溢着和火车汽笛长鸣一样的豪迈之情。我在长沙、郑州两次倒车，经过了京广线、陇海线这两条中国最重要的干线，在硬座上整整坐了五十个小时，终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到达了目的地兰州。
这一刻，站在展厅里，在不同时代的机车、车厢身影下，我忆起了童年时想象火车的往事，也凭吊着我那消失在远方不再回来的童年。
作者：李勇，曾栖身于北京某上市公司、国家某部委，1999年国务院机构精简分流到《法制日报》，2008年10月入语文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