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夏丽柠
读阎老师的第一本书是《受活》，被喻为“中国当代狂想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从小说的体例到语言，均别出心裁，是本有意思的小说。《我与父辈》回归到写作的本源，老老实实地写散文了，没有什么花哨可言，依真情实感写作就好。
现在读的是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新版，内容没读出什么新处。封面设计倒有喜感，一片繁花，绿得妖娆。与之前封面是一片土地的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相比，就像阎老师对城乡差别的形容，繁花过的是生活，土地过的是日子。
《我与父辈》中充斥着男权社会，讲述的是阎家的男人们。乡下的男人们风格硬朗，大男子主义，轻易不会言爱。写出爱，恐怕更非易事。阎连科是纯粹农村长大的孩子，父辈们都是农民。在2009年，本书入选《亚洲周刊》的十大华文小说，理由是向社会上最不受赞颂的农民父辈致敬。同年入选的还有苏童的《河岸》。我不知道谁有权力不赞颂别人的父辈？哪怕他们是农民。阎老师读到此话又做何感想？然而，在字里行间，我们是读到作者的那种卑微感和身份的焦虑感。
阎连科出生于1958年，生不逢时。跳出农门，参军入武，从事写作，也算小确幸。他出生的年代已经决定了人生的历史感和沉重感。年幼的连科除了品尝生活的艰辛以外，不得不去面对他根本无法理解的运动、革命、知青、自然灾害，甚至是从空中飘来的汽球里掉出的书签：台湾不计划生育。他把自己在农村的日子写在第一章《那时代》里，已经强烈地表现出对自我身份缺乏认同感，从城里转来的女生的优越感和对农民与知青犯强奸罪的不同处理，让他做出了城乡不平等观念中最耻辱的结论，“他们来自娘胎里的对农民和乡村的一种鄙视”。如果说当年农民是因为贫穷而内心充满自卑感的话，那么现在经济状况改善后，仍未改观。所以，贫穷未必是城乡差异的症结。这一点，今天的阎老师认同吗？
阎家的父辈有三个男人，阎连科的父亲、大伯和四叔，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书中无一例外地描写了三个男人辛苦挣钱、养家、帮儿女娶妻嫁人，风烛残年时寂寞寥落。为什么在父辈里，阎连科在父亲身上着墨是最少的？讲父亲种地、盖房、管教他，后来从生病到病重。好像中国大部分农村的长辈形象大抵如此，他没有深入描绘父子情深，反而是一直纠结为什么在父亲临死前自己没舍得花十块钱为他包场电影，好像在他记忆中，父子关系最完美结局就是去花掉那十块钱。我觉得他并不真正了解父亲，多年离家的生活让他跟父亲的关系略显生疏，他塑造的是一个高大全的男人形象，缺乏感情。瑞典作家佩尔·帕特森的代表作《外出偷马》，是一部儿子追忆父亲的作品，细微之处描写得颇为动人。与它比起来，本书中有关父亲的描写就逊色不少。
不过，书中对伯父的描写浓墨重彩，颇为成功。伯父有缺点，不完美，这才真实。伯父是个有爱心、肯吃苦、坚强镇定、心地善良的烂赌鬼，甚至临死前还潇洒地调侃：“我到那边不寂寞。还有你弟弟铁成和妹妹连云，我常见他们呢。”曾经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悲，与自己即将离世的遗憾，被他寥寥数语就化解掉了。这才是中国的农民形象，苦难里的他们从来不缺乏乐观面对的心态，生活将他们异化成乐观派。
阎老师在书中发表了连篇累牍的议论，比如父亲的命运、大伯的死亡、四叔的城里的生活和乡下的日子，让人觉得他更像个看客，而不是亲人。阎老师的散文与小说好像不在一条跑道上，尽管本书获了好多奖。爱要怎么写出来？他得再想想。
书籍信息：《我与父辈》，阎连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