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特别喜欢历史，不少人退休后的爱好便是转而“研究历史”；不仅如此，各地自己研发热气球、机器人乃至永动机的“民间发明家”也为数不少，至于对军事技术感兴趣的爱好者大概就更多了。这在中国几乎构成了一个社会现象：
正规的研究体制未能吸纳或接纳许多对学问有兴趣的人，于是出现大把通过自学来宣泄自己研究热忱的“民科”“民哲”。
在这种氛围中，人们似乎并不觉得那些研究领域有多高的门槛——这种心态最典型地反映在“久病成医”这一说法之中，很多国人都相信靠自己多看多了解，也能变成良医。中国人的观念中，对“自学成才”通常似乎也多持有一种肯定的态度，而不是倾向于认为那是未受正规教育的缺憾。
当然，即便如此，“民科”通常也总是被当作贬义词来使用，但与此同时，你又不难看到对专家学者的嘲讽乃至谩骂。所谓“砖家”（专家）、“叫兽”（教授）这些年来均受到各种低级的辱骂和人身攻击，认为其观点偏离社会常识、违背人们的直觉，无论军事专家、国际问题专家、地震学家，还是经济学家，他们的预见和判断常常是错误的。
这又造成了非专业人士的某种优越感，他们深信自己凭借“常识”或自学，得出的看法更为可靠，而体制内的研究者或被收买、或蔽于某些偏颇的理论，还不如自己，那么“且让老僧也伸伸脚”。
按mujun的看法，这个群体如此庞大，以至足以支撑起一个准专业化学术知识的市场，甚至很多专业化的学者都需要到这个场所来贩卖兜售知识才能获得更多的合法性。
这种现象的根源，固然是因为中国社会的中间层历来不发达，专业人士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但显然更直接的原因是教育和研究体制的问题。
概言之，绝大多数的现代研究体系在中国的引入与建立，都是一个很新的现象，相应的知识尚未制度化，人们所以也感觉不到专业门槛或学术壁垒的存在，任何人似乎都觉得自己可以说上两句。
“制度化”的意思，并非是说纳入某个政治体制之中，而只是说这一知识领域逐渐趋于专业化、树立学术准则和规范，进而成为一个自我维系的体系，形成合乎规范的知识生产，而不是仅靠分散个体自发的业余兴趣或“灵感”。
不难发现，就中国的情况来看，不同的研究领域这一点很不一样，物理学、化学之类近代才从西方输入的科学科目，一般人的意识中已承认，那有门槛，不是想谈就能谈的；但另一些，尤其是历史学、国际政治之类，这类知识的制度化还远未完成，甚至根本是个新事物。用陈平原2011年在中国科学院演讲时的话说：“我的专业（文学批评），好处是大家都知道，不好呢，那就是谁都懂——起码是谁都觉得自己有资格，也有胆量跟你‘侃’。”
在美国完全不是这样，美国的学术研究是高度制度化的，“普通非专业民众与专家学者之间存在很大不同”乃是社会共识，人们也不大敢对非本专业领域的问题大发议论；在那种完善的研究体制下，一个人甚至很难有机会当上“民科”。
在自然科学领域尤为明显，那种“便宜而又简单的发明”早已被做完，如今要出成果都得依靠严格的学术训练和团队协作，所以很多年前James Conant就曾讲过：“单个发明家和科学爱好者几乎像北美野牛一样罕见了。”
当然，即便在欧美，知识和专业在不同场域的制度化程度也是参差各别的，布迪厄就说过，艺术在所有场域中的制度化程度最低。但即便如此，大概也没在中国那么低：那种“这幅画似乎不好看，但可能只是我看不懂”的意识，在国内大抵是一种比较新的想法。
这种差别，说到底还是与不同的历史进程有关。虽然在西方，现代学术制度的建立也是近代以来的新现象，但在宗教方面或许早已可见端倪：西欧基督教是高度制度化的，而中国的佛道二教却较缺乏这种独立于政治权威的自我组织性，民间宗教更呈现为一种非制度化和非组织性的“弥散”。
王铭铭在讨论法律文化差异时，甚至将之追溯到更早的社会形态之中去：“律师代表的法治社会形态，与礼仪代表的礼治社会形态之间有一个差异，那就是，法治的知识是由小部分人把持的，礼治的知识必须是在常人中广泛传播于共享。这不简单是一个知识的专业化程度的差异，它实质是社会形态特质上的差异。”
这意味着，律师、神父这一类专职人员，可能是最早将知识制度化的人员，而中国那种礼治社会，却强调人人应遵守共同的规范，大概也因此，中国传统的民间宗教几乎都没有专职的神职人员。
这种情形，一如吉川幸次郎在《中国诗史》中所说的，在中国古代，“仅仅作为文学专门家的人是不存在的，这是社会的体制。即使存在少数几个，也不受尊敬。换言之，文学创作不是特殊的职业，而是普遍必须的教养”。
对现代学术制度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中世纪晚期西欧大学的出现和现代学术社团的兴起，这为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走向专业化和职业化提供了资格认证和相应的社会条件。
Lewis Coser在其名著《理念人》中认为，直到17世纪的西欧，社会才提供了制度化的条件，使知识分子与自己的受众交流、与同行的交往等等需要得到满足，因而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共同体到此刻才得以产生。这样，在沙龙、科学协会、出版业等的共同作用下，原本各自孤立的科学爱好者开始由自发走向自我组织，不同学术领域的规范渐渐形成，而没有这一点，近代科学的繁荣是不可想象的，“今天，凡是受过教育的人，没有谁会把近代科学史看作在孤独中做出发现的一系列天才所构成的故事。现在人们普遍承认，科学事业是在科学团体之内、在制度化的背景下发展的”。
的确，研究团体、论坛演讲、研究专刊、学术研讨，如此等等，这些都是现代学科门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中国传统上，这种专门知识领域的分化，更多的倒是见于手工行会之中，但那多是作为师徒秘传，而缺乏某种“彼此陌生的专业个体之间的广泛交流”的意识。礼法与文学更多是作为全社会的教养与规范，而不是某一专门领域；当然类似律学、算学之类确系专门之学，但缺乏大学和社团那样的社会条件维系其持续发展。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中医虽然源远流长，但直到清末一直没有制度化的医学研究，也没有全国性的卫生法规或任何推动医学技术发展的正规渠道，医学研究内嵌在一个家族社会之中，而没有一个分化和自觉的专业人员共同体，因为不存在这样一个制度化空间。
这样，到晚清民国时期，包括西医在内的近代科学引入中国时，就面临着与西欧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其中首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确立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和权威性，概言之，要让人们相信那是一个需要进行专门研究的领域，且其研究结果具有指导性意义。毫无疑问，这一过程不会一帆风顺，研究者的素养才干、学术规范的树立、非专业民众对之的信心，这些都存在非常复杂的互动，因为制度化的过程本身就有赖于具体的行动和行动者——换句话说，谁做了些什么、怎么做。知识的制度化是知识活动的结果而不是前提。
就此而言，当下中国民众对“专家”“精英”的讥讽与厌恶，既折射出相关学科的制度化过程缓慢，表明专家尚未确立权威，但同时也是学术制度和研究者本身有问题。
如果说在中国，问题是“不足”，那么在欧美则可能是“过度”。英语中“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一词起源于1905年，且已多带嘲讽之意，半个世纪后又出现了“非体制化”（disinstitutionalization，1955年）和“去体制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1967年）。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随着智力活动的制度化和学院化，曾是西方世界知识阶级核心的自由职业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其结果是学院派的知识精英与民众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有些知识（例如亚洲知识）在被专业化为专业学科后，在教育和智力活动中反而被边缘化了，知识生产变成了“学者写给学者们看”的小圈子活动。
同时，学院化又使得人们必须对相关机构进行大规模行政管理和协调，这既消耗了不少有前途的学者的精力，也使得非功利的和成熟期缓慢的长期计划难以冒尖，像康德直到57岁还未出版任何有影响力的著作，在现代大学里很可能无法取得教授头衔。
最终，研究越来越多，但获得的知识越来越少，而大多数学者只是在专业化体制下从事狭窄的专门问题研究，不仅与民众脱节，而且可能缺少新的活力。因此英国思想家F.C.S. Schmer才说，一门科学，因为过于钻研，过于玩弄术语，终将断送在这门科学的教授手里，所以一门科学的最大的敌人便是这门科学的教授。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当下中国社会的这种现象未必没有积极意义，至少知识体制的固化及其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没有那么严重。《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就曾强调：“科学只与科学家有关的想法本身是反科学的，正如诗歌只与诗人有关的想法反诗歌。”
只是在中国，常常有一种“未充分经历现代就直奔后现代”的感觉，很多本应是不同时空的事物共存，一切仿佛总是尚未成形，既不免让人感到混乱和头疼，又蕴藏着无限可能。
（注：本文原标题为《未被制度化的知识》）
作者：维舟，77年生人。毕业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好读书不求甚解。涉猎驳杂，少时沉迷于古典文学与历史，长而旁及社会学、人类学等，2004年起撰写博客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