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翌日的台北交通特别拥挤。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点，我坐在酒店旁的一间小咖啡店门外，喝着这一天的第一杯咖啡，不加糖不加奶，让那浓厚的黑色把自己灌醒。亦是相同地，下着微雨，昨晨明明是格外宁静，亦有电单车，却不算多，也有巴士和的士，大多是空车。因已是九点多了，过了上班前的高峰时间，所以，我能够悠闲地坐了半小时，始跟朋友会合。对景是大安森林公园，一片绿，令闹市看上不似闹市。
然而今天彻底换了一套市容。
电单车明显多了，巴士和的士亦多了搭客，尽管仍然不是上班前的高峰时间。或许人们都不敢或没心情搭捷运了，改变策略，出外办事改用其他交通工具，既是避开危险也避开触景伤情。电视新闻说，有一些人进入捷运站即会流泪，毕竟是台湾，文艺腔存在于书册上也展现于生活里。
也难怪。捷运杀人居然在网上有了粉丝团，有十九岁的少年前往探监拜师；还有人在脸书留言将有样学样再弄个捷运血案；还有人立即响应商讨如何分工下手。瞬间，原先让台北居民引以为荣的“捷运文化”增添了浓浓的血腥威胁，本来是文质彬彬和礼貌周周，忽然变成了步步为营和担忧忡忡。可邻的台北子民，当车厢变成坟场，有一段长长的时间他们将活在黑暗的阴影里。
在威胁阴影下，搭车须有准备，于是专家们纷纷指点迷津——增派警察镇守车厢，进入车厢须检查背包，在车厢内切勿低头玩弄手机，而需把眼睛瞄准每个可疑人物 (亦即神色有异的宅男型搭客)诸如此类。这都或者有效，但我终究想起村上春树在《地下铁事件》里的感慨，他被真理教的沙林毒气恐怖袭击震撼了，追踪调查悲剧的来龙去脉，访问许多亲历其境的人，听到许多“事后之明”，都是如果这样如果那样便有可能阻止悲剧发生，至少有可能在毒气袭击时提高生存机率，把小命保住。可是，村上先生摇头说不不，这都只是妄想。悲剧之为悲剧，正在于任凭你如何努力预防和小心应对，亦制止不了。不是今天，便是明天；不是如斯，便是如彼。说到底，我们只是倒霉，不迟不晚，偏偏遇上，当悲剧凑巧或注定降临于你头上，任你如何努力小心，亦避无可避。
这绝非宿命论。只是诚实地承认，命运的不可掌握和不可逆料，既无奈也洒脱，没把自己看得过于重要而已。村上的提醒，不中听，却不是错误。
【二】
台湾多作家，其中又有不少人擅写”报道文学”，过往曾有不少犯罪案件皆被写成深刻文字，每个细节、每个念头、每滴血腥，皆被留下记录，让一代连一代的读者从中领悟受记。捷运杀人事件相信很快会被撰写成书，而且不止一本，甚至过了若干时刻，或会有人如杨德昌拍成《牯岭街杀人事件》般将之搬上银幕。
（《牯岭街杀人事件》电影剧照）
这传统来自日本，日本的“报道文学”成行成市，作家们都急于解开悲剧背后的疑问答案。譬如说，村上春树即曾放下他的小说创作，而花了一年时间追访1995年东京地下铁沙林毒气事件里的见证者和幸存者，用心聆听，提出问题。
村上先生主要向他们提出四组问题:
“对你来说，那是什么样的一天呢？”
“你在那里看见了什么，体验了什么？感觉了什么？”
“你从这次事件中，受到什么样的，精神上的，肉体上的痛苦呢？”
“那痛苦后来也还继续吗？”
村上先生采访了六十多人，有人比较合作，有人比较抗拒，但毫无例外都对记忆有了遗忘、扭曲、想像、添加。他只好不断提醒对方，不好意思事情好像不是你刚才所说地发生的啊；很抱歉你描述的细节好像跟警方的笔录不太吻合呀；对不起你提及的时间地点跟其他人所说的很有出入喔，诸如此类。而他察觉，不管他如何纠正反驳，对方始终不太接受，或是因为，人类必须透过记忆重组来保护自己的感觉。我们受到震撼冲击，画面铭印于脑海眼前，但我们必须把画面，按照自己所能接受的伤害程度来调整或理解，否则，伤害太深太大，我们实在没法走下去。唯有删改记忆，始能重拾勇气。
访谈结束，村上先生充满挫败。悲剧如喜剧，总是层层理由的相加相乘，谁都没法全盘控制或预防。地下世界的阴暗邪恶，个人判断的仓皇慌乱，情报解读的失焦失准，以及，是的，运气，统统是悲剧的根因，共构了一个“没有指标的恶梦”。
村上唯一较能肯定的是，“政府应该策划召集各方专家，组统公正的调查委员会，解明隐藏的事实，彻底检讨周边有关的体系，其中所得到的资讯，不要密闭在各部门，否则，这种体质上的失败恐怕哪一天还会再重复发生。”
村上春树作品在台极为流行，不管是否村上粉丝，亦应想想村上先生的提醒，尤其不读小说的马英九，对此结语，若无感受，便太对不起死者亡灵。
（原标题：《当车厢变成坟场，不妨想想村上春树》）
作者：马家辉，香港著名作家、学者、传媒人。香港文化、娱乐领域的跨界英雄，港台双栖作家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