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地物化个人，这是自古以来社会对人的管理一直企图达到的理想境界。按战国时法家慎到的说法就是，在这一境界里，人人皆“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基于为一切事物行为建立了精确的度量和标准，个人只需依此来生活便可撒手不管，将所有生活交付给模具即可，这有些像雷锋为个人所打的螺丝钉之譬喻。
此世界中，个人不必去考虑任何问题，也失去了所有建立自我的根据，或许没什么情趣和快乐，却也一定没有悔怒及忧伤，这是比老子“圣人之治……常使人无知无欲”更极端的社会学，却不仅逻辑畅明，且行之有效。我们此时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不管什么政体，不管东方西方，其实都是这种社会学程度不同的返照。
人与人本生来不同，却如前所说，正因社会矢志于要将所有人都锤塑成同一个人，乃至同一枚螺丝钉，异类才得以出现。之所以那个人人“弃知去己”的社会迟迟没有纯粹地实现，一或缘自即便万物万事得以权衡，而一人与另一人的际遇始终不同，以及于出身、高矮、智能、长相、性别等等这些客观物上的区别，这些芥蒂令他们在处世和接物上难以保持完备的一致；二则或在人本自的潜意识里就有股要有别于众人的抗争力，一种与自私同胚一胎的自我意识，这意识尽管遭到社会管理的反复碾斩，却只要没有被齐根泯灭，但凡获得机会就会报复般地张扬而起来。这么说来，每个人都有成为一个异类的本钱。
人类自古都没有以此刻如此之大的数量同时活在地球上过，而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或是我每天都能读越来越多且花样翻新的异类新闻的原因。总的来说，这些古怪的新闻还是赋予我某种来历不明的兴奋感和鼓舞力，这或是媒体一直不遗余力地做此类报道的根由。
随手打开一个新闻网页，你将很方便地找到：在地铁里因看不过眼某女乘客裙子太短而用打火机将该裙子点燃的香港男子，因不停告状而“被神经病”的村乡妇女；因没时间遛狗而专门给狗买了跑步机的内地白领；靠穿女中学生校服闻名遐迩的日本老头；没事就在纸币写上自己地址，并注“请将这张钱寄还给我吧，我很穷”的美国大亨……
异类即异于平常大众的个别人。他们是一些出乎意料的人，所谓出乎意料指若换成你的话，几乎不会，更不肯去做他们所做的那些事。他们各自在主动或不由自主地探寻个人在群体中可能独立自在的极限。但请注意，不论这些极限达至何种程度，任一异类也不可能脱离群体。群体是异类的前提。异类因逆众而在具体生存上遭遇重重困难，找不到女朋友，被人骂变态之外，有的还被绑起来活活烧死了。这些人之所以要不嫌麻烦地成为异类，因为他们主动或不由自主地想要摆脱社会的同一化，尝试着返祖，对人本初或本应的状态某种不明就里却不惜一切的探险。
我姑且将之分为真伪两种。真异类通过自己异于平常大众的行为或思想对后者的价值体系做出挑衅、妨碍乃至颠覆，伪异类则仅止于异于平常大众而已。后者没有去干涉、改变社会的愿望和胆量，甚至，他们做异类不过是为了讨好、完善、装饰这个社会，譬如绝大多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者皆属此列。一个一边长跑一边打毛衣且这样打了好多毛衣的人，他难道不属于异类？但这并不妨碍他“推而后行，曳而后往”的社会本质。每个马戏团都有一个侏儒，且这侏儒多扮演小丑，若将马戏团喻为社会，这些小丑就是伪异类。
人们通过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者和侏儒小丑满足了猎奇心并获取休闲，他们的异常之处却不会造成任何蛊惑与策动，因看到一个人用生殖器拉动了一辆载重卡车，于是也动了这么做的心思的人亦属异类。吉尼斯世界世界纪录者激起世人的模仿欲甚至远小于违法者激起的。
违法者大致上来说不属于异类，因依对异类“异于平常大众的个别人”的解释，他们虽异于平常大众，却常以阵营而非个人面目出现，如强奸阵营，如贪腐阵营，如盗窃阵营等等，每个阵营中的违法者从动机到动作皆大同小异；只有极个别的如汉尼拔，或上文例出的香港男子和寡居母亲，他们各自因其实施犯罪的具体行为之神经质和别出心裁而可被归于异类，却并非基于违法本身。
另外，一般违法者看似异于常人却不表示他们有动机和能力对正常社会造成反动。违法从本质上其实是对社会同一力的顺应，是整个物化人的体制的某种自我调节过程，若将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视为群众捏造的一个逗你玩的鬼脸的话，一般违法犯罪则是群众烧烤吃多了上火后的口臭。
真异类则是社会的病毒、溃疡、肿瘤，他们绝不仅满足于仅捕获你的猎奇心，或用他们所遭受的厄运和社会的惩治来吓唬你，他们会让你心乱如麻，夜不成寐，仿似煎熬在恋爱或仇恨中一般。老子、释迦牟尼、哥白尼、马克思……这些异端用其异常撬动的是社会为万物万事业已制定完毕的量度和定义，令其牵一发则动全局地乱了套，他们不满足于一己之异，而要将之变成传染病。
当然，这传染病即便蔓延，将旧世界翻一个个儿，却也只不过是为社会建立了新的一套标准而已，从另一个角度，以另一股力气，换另一种口气，将一个个人再次“弃知去己”罢了。据说林肯患有抑郁症，贝多芬患有躁郁症，米开朗琪罗患有自闭症，达尔文患有幽闭恐惧症，哥德尔患有被迫害妄想症，牛顿则患有多种精神疾病……不仅这些名人都是神经病，每个人都是，这神经病就是我们从那些真异类处获取传染病毒的基因。
而这个病既不值得庆幸，也不值得惋惜。有个童话讲一名反人类者向井水里下了致傻药，村人喝了后都变成了傻子，然后皆认为唯一因没喝药而仍具备理智的下药者才是唯一的傻子，他们要烧死还是驱逐傻子不记得了，总之该反人类者为了继续群居下去只好自斟自饮了一杯。致傻药不止一种。不同的异类向同一口井里给同一批人投下不同的药，这就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异类令社会患上的病或是传染病，或是神经病，虽出现过索多玛这样局部坏死的情况，却一直未曾是癌症——果真如此？或许已经患上，只不过尚在潜伏期里而已。核武器算不算当之无愧的癌细胞？偶而患病或令人因增加了抵抗力而更健康，时时患病则一定令人羸弱，现在看来，人类社会被各种病锻造成一种看似强壮的绝对虚弱状态，即痴肥状态，如一个半吨重的人，一动不动也浑身乱颤，一言不发亦虚汗直冒，想拉个屎却都抬不起屁股。
不如这么说，在一个人类体系中，某人乍现的异常毋宁说是整体异常的某种恢复端倪，不如说是整体从这种异常迈向那种异常的苗头。你很难想象不过一百年前，中国多数父母会将女儿双脚弄残这件事，将他们放在今天当然是货真价实的异类。还有在奶粉里下毒等等，时过境迁，沧海桑田，判断异不异，或判断善恶利害，跟判断一个国家的政体一样困难。它们完全辜负了其在你一贯臆测中的坚定不移。
据我所知，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很少谈及他们在文革期间的作为和想法，因为此刻的他们与彼时的他们互为异类。两者间已失去相互牵扯的依据和能力，所以即便牵扯也是作伪，如向被害者道歉或《归来》这样因胆怯却想多嘴而口齿不清的文艺品，实是对自己陈年口臭的一次展示与讪笑。
以上可证，其实每个人都是异类。那为什么不正常起来呢？因为人自古就将自利贡给了众利，将个人自由连根拔除，扔进了社会契约的烩菜里。为了群居个人除了一条命什么都交出去了。于是一种相对彻底的异，或者说最为人所乐道的一种异就是离群索居，亦常称之为隐居。这样的人很多，这里举一个中国古代的，名为陈仲。
“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钟。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避兄离母，居于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
可怜不？如此可怜，孟子却这样侮辱他：“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与？抑亦盗跖之所筑与？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抑亦盗跖之所树与？是未可知也。”
并越来越尖酸：“他日归，则有馈其兄生鹅者，己频顣曰：‘恶用是鶂鶂者为哉？’他日，其母杀是鹅也，与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室则弗居，以于陵则居之，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操者也。”
像陈仲这样“不恃仰人而食”且从虫嘴里抢果子吃才不至于饿死的无政府、不合作主义者，自不得尊圣尚贤的孟子所喜，而谆谆君子如孟子的这席话却刻薄得几乎有些失态，按他的说法，一个人若要像陈仲那样通过离群索居、自食其力来维系其独立价值观的话，其独立的程度须达至悬于太空才行，悬于半空都不行，因为你还将与其他你所厌弃的人喘一样的空气。这就近于诡辩了。
我曾写过篇文章比较中西方的摇滚乐史，庆幸中国摇滚这二十多年来不仅没有一个非正常死亡的例，竟连个失踪的都找不到，一名不服气的读者驳道，郑钧最早的吉他手在北方某个冬天只穿了一件衬衫推门而出，自此迄今杳无音讯（此事笔者未考证）。这位吉他手当然是异类，且也不好称之为伪异类，按佛教大小乘的分法，可将之归于异己不异众的小异一派。即，若陈仲仅是去做吃土喝黄泉的蚯蚓，没写下那本向众人解释他为何这么做的《於陵子》，若梭罗穷其一生仅去研究怎么才能令橡果得以下咽且不便秘，而没写过《瓦尔登湖》和《论公民的不服从义务》的话，他们也将与自杀者、乱伦者、不守戒律的教徒或被暴力收押的精神病人一样，不过是小乘。
被迫离群的鲁滨逊当然不是异类，他是人类文明无法再合格的标志物。陶渊明之流或不得志而退，或卸甲归田式的隐居，其田园美学正源自社会的训诫和逼诱，这与陈仲乃至梭罗不同。也不能说陈仲乃至梭罗就没有受到过社会的训诫和逼迫，但他们隐居是为了避开人，而不是基于人，他们对文明的态度是反对，而不是反应。松尾芭蕉有首俳句是，“吾之风雅，乃似夏炉冬扇。”瞧，跟陶渊明一样，逆众和特立竟成为了一种风雅和显摆，这样的异类连社会的口臭都称不上，而是这灰霾天里的口罩。
作者：杨波，《朋克时代》、《自由音乐》创办者，公共账号“反常（fanchangshit）”发起者之一。独立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