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向我们隐瞒了什么——借东汉思想家王充的怀疑思辨精神说开

东汉思想家王充因其“问孔”、“刺孟”,挑战儒家圣贤经典,在思想专制的古代曾被视为“名教罪人”,而在上世纪70年代“批林批孔”中,却因同样的原因又被奉为声名显赫的“法家”代表人物。我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因为政治实用主义的学习运动,才有机会知道王充和他的思想作品集《论衡》的。

如今,我因为教学自己阅读《论衡》,才深深感到:这是一位凭着自己的理性,独立思考的人。他的身上,有着我们中国人普遍缺乏的理性、怀疑精神。

在“论证与辩论分析”课上讲修辞,因我不免需要引征一些我国古代关于修辞的思想资源,这就遇到了王充。王充《论衡》中的《艺增》和《语增》专门讲的就是非常普遍的一种修辞手段——夸张。这也是最基本的的“修辞格”。所谓“增”,就是夸张。

在这两篇文章中,他不仅通过分析来探讨夸张这一修辞方法的合理边界问题,而且通过论证——尤其是类比论证确认历史事件。

王充对夸张,总体上的态度是否定的。他在《艺增》一开头就说: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显然,他是以记述的真实性作为评价原则的。

但是,他也能够理解夸张在交流和传播中的心理需求和效果:

“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使夫纯朴之事,十剖百判,审然之语,千反万畔。”

显然,王充所谓“不奇,言不用也”的传播效果与孔子“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效果相应,即修辞是属于“文”这一范畴的,它增益的是观点的表达效果。

王充一般是通过诉诸人的生活经验来确认是否“夸张”的。

比如,对于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的战况,到底是“兵不血刃”还是“血流漂杵”,对这个问题的辨析,就是既是通过一个“二难推理”来进行的,也是通过与“汉诛王莽”之战的类比推理来进行的。

“世称纣力能索铁伸钩,又称武王伐之,兵不血刃。夫以索铁伸钩之力当人,则是孟贲、夏育之勇也;以兵不血刃之德取人,是则三皇、五帝之属也。以索铁之力,不宜受服;以不血刃之德,不宜顿兵。今称纣力,则武王德贬;誉武王,则纣力少。索铁,不血刃,不得两立;殷周之称,不得二全。不得二全,则必一非。”——这就是一段典型的二难推理。这里所谓“索铁伸钩”,就是形容其力量之大,可以绞铁成链条,拉直铁钩。

其实,这些出于不同的历史记述的文字,都有夸张的成分,其中一个并不一定能够否定另一个。王充在这里有点过于认真了。从今天来看,商纣王的强大和周武王的仁德,其实是可以并存的。即商纣有“万夫不当”的匹夫之勇,但是由于其腐败和众叛亲离,却仍然可以被周武王轻而易举地推翻,何况商纣王个人的蛮力。

但王充能够在秉持个人的理性思考,在历史记述的字里行间找到矛盾之处——如“以(商纣)索铁之力,不宜受服;以(周武)不血刃之德,不宜顿兵”。并且能够成熟地运用逻辑学的“不矛盾律”和“二难推理”进行思辨——“(商纣)索铁,(周武)不血刃,不得两立;殷周之称,不得二全”,这是非常难得的。何况,即使是推翻一个腐朽没落的王皇,“不血刃”也一看就是夸张。为了宣传“仁德”的价值力量而书写的“不血刃”,可能遮蔽了残酷战争的历史事实。

接下来,他又以类比推理来分析“兵不血刃”还是“血流漂杵”的问题:

“孔子曰:‘纣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孟子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至不仁,如何其血之浮杵也?’若孔子言。殆且浮杵;若孟子言,近不血刃。浮杵过其实,不血刃失其正。一圣一贤,轻重殊称,多少异实。纣之恶不若王莽。纣杀比干,莽鸩平帝;纣以嗣立,莽盗汉位。杀主隆于诛臣,嗣立顺于盗位,士众所畔,宜甚于纣。汉诛王莽,兵顿昆阳,死者万数,军至渐台,血流没趾。而周取天下,兵不血刃,非其实也。”

其实,如王充所引,孔子、孟子就有对历史记述的怀疑精神。孔子的怀疑,无非本于人情事理。孟子的怀疑尽管不免以价值来推断事实,但仍然是一种怀疑精神,“尽信书不如无书”即出于此。

而王充上面一段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判断就比较细致复杂了。它整体上是一个包含着对比(即对差异的辨识)的类比推理:通过汉伐王莽的困难,来推定武王伐纣的困难。其中突出两者相异的方面,是王莽之恶甚于商纣,这意味着武王伐纣的困难至少不次于汉诛王莽。其实他只要需要推出同样困难就可以了。其中突出相同的方面,就是二者同恶。正是通过这样的推理,王充在认识上解决了一个记述渺茫、议论纷歧的历史难题。明确否定了“周取天下,兵不血刃”这样一个历史神话。

当然,我们在这里只是看到了古人思辨的能力。从今天的角度看,思辨本身仍然代替不了具体的事实根据,“疑古”的思辨代替不了“考古”的证据。以思辨判断事实,也有可能失准。但是,这种思辨的能力仍然是弥足珍贵的,它是我们心中可以普遍保留的一点理性能力,也是我们在文字和信息的包围中寻找事实、接受事实的出发点。

中国的历史,可能充满了被价值和道德动机而扭曲的书写。中国古来的丰富的修辞格,可能正是为此服务的。王充对修辞的分析与批判能力,正是一种值得珍贵的理性资源。

(原标题:《审视夸张的历史》)

作者:马少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师,从事新闻评论教学。曾长期担任媒体评论员和专栏作者。近著《什么影响着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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