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老家，要经过一片人烟稀少的地区。此处地势较高，因此灌溉不便，没能改造成水田，尽是松树、野草和嶙峋的乱石，有点像《水浒传》中的“险峻去处”野猪林。后来本县拦截资江修建了水电站，江边的一些讲新化话的农民被迁移到此处安置。这片地渐渐有了些烟火气。
今年正月初四，我又回家了，姐夫开车接上我经过此地。在路边一座缓坡上，我看到一栋欧式风格的三层小楼，外墙镶嵌着白色的瓷砖，玻璃是蓝色的，还有红色的栏杆。这是一栋单屋，孤孤地矗立着，离最近的村落也有800米左右。屋前屋后的风景倒好，但匪夷所思的是，乡村最热闹的春节期间，这栋屋铁门紧闭，堂屋前长满半个人深的野草。我对姐夫说：“这么好的屋，怎么没人住？可惜了。”
姐夫告诉我：“这屋没人敢住。”他向我讲述去年发生在这栋屋里的一个悲惨故事。房屋的男主人在外务工多年，积攒了一笔钱。攒钱起屋，是中国农民人生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大概前年这家人拿出一大笔钱，在这里建起了这栋豪屋。然后男主人又出去打工了，留下了妻子和父母在家。夏天的一个深夜，几个烂仔开车停到马路旁，然后翻墙而入，殴打了两位老人，性侵了年轻的女主人，然后洗劫财物扬长而去。
警察在哪呢？也许会有人这样问。等到惊魂未定的被害者报警，警察赶到事发点，烂仔们早已不知道逃到何处。这一恶性案件，至今未破。就此简单地指责当地警方未能担负起保一方平安的职责，我以为过于严苛。整个镇105平方公里，49个行政村，5万户籍人口，而派出所只有区区6名警察。这样的警力，在这样一个丘陵、山地混杂的乡镇维持治安，其难度可想而知。
因为家人的遭遇，男主人只能将父母、妻子接到谋生的城市，这栋豪屋也就成为蜘蛛、老鼠的乐园。这栋耗资不菲建起的豪屋的命运，或许是今日湘中农村的一个隐喻：富足背后是无可逆转的凋零。
如果按照1982年刚刚分田到户实行“联产承包制”时的标准，可以说老家的乡村现在的“穷人”很少。那时候能解决衣食问题就不算穷人，家里还有点余钱和余粮那便是殷实人家了。现在乡村人家外面有债务的一般是两类人家：刚刚修建房子或家里有成员因大病而就医。除此两类情况，哪怕一家只有一两个壮年劳动力，基本上能做到全家衣食无忧且有些余钱。分析原因，大致是以下两点：
一是中国这些年经济发展速度尚可，特别是城镇化进城加速，农村基本成为城市经济上的延伸与附属。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农村青壮年劳动者进城打工，只要老老实实打工，基本上能每年积攒上几万元钱，如果是从事装修这类技术活或建筑类高强度工作，则收入更大。用村里人的话来说：现在只要肯做，就能攒下钱。
二是社会保障体系开始覆盖农村，当然现在只是低水平的。如我老家，60岁以上的农村户口的老人，每月能领上100元养老金。农村老人很满意，他们说，钱不多，但每月用来买米够了，小菜自己种，鸡鸭自己养。而随着新农合的推广，农村户口缴纳一定的钱（2012年是每人每年50元），大病住院大约能报销50%的费用。不要小看这些低水平社保对农村的意义，我父母那一代（现在多在七八十岁）甚至年纪更小的六十岁左右的那代乡下人，可是经历过利用“统购统销”盘剥农村的人民公社时代和分田到户后二十多年征收“农业税”“教育费附加”等各种税费的时代。他们认为政府现在不向农民收钱，种田该给补贴，老了给发买米钱，住院还能报销一半的费用，简直就是“皇恩浩荡”了——中国农民，是很知足的。
我的家处在离城市比较遥远的山村，土地的价值不高，没有人来投资，因此现阶段农村和政府最大的冲突源头——征地因素不存在。前几年沪昆高铁曾传言要经过我家所在乡村，乡亲们还翘首以盼收取征地款。后来线路确定，从我家北面40公里左右的乡镇经过，我乡人很是艳羡那个乡镇的人好八字。这些年我乡一些人上访，原因多是认为一些司法案件处理不公，或者是邻里矛盾引发。
我所在的自然村户籍人口大约一百一十左右，是典型的聚族而居，大多没出五服。长年在家的约三十来人，多是祖父祖母带着孙子孙女。而一些打工打得好的人已经在城里买房把父母妻儿接了过去。现在村里的房屋呈两极分化，一类是儿女已经在城里安家落户或者买房定居的，原来的老房子显得很破败，也就是修修补补不让坍塌而已。我家的老屋便是这样，我家相邻的几户人家，儿女在长沙或邵阳买房定居，亦是如此；另一类是家中的劳力仅仅在外面打工挣钱，但没有能力在城里定居，家里的房子和田地还是养老的依靠，这类人的房子建得非常好，一般三层楼，水泥钢筋浇筑，外墙瓷砖，地板也是瓷砖，屋顶安装有太阳能热水器。
1985年我家族包括我在内有四叔侄考上同一所高中，这四人的命运很能形象地说明上面所述。四人中我成绩最好考运最佳，考上重点大学后在北京定居；一位堂兄高中毕业后当兵考上军校，转业后在长沙当了一名警官；四人中唯一是叔叔辈的那位高中毕业后，南下广州投靠军官转业在那里安家的兄长，后来也将户口迁到广东，并在那里娶妻生子。另一位堂兄李洪奇，家里最穷，他的父亲我叫“国叔叔”，上世纪60年代初因大饥荒从所读的中专学校辍学回家，农活不精，日子一直紧巴巴的。这位堂兄高二辍学回家，打工挣钱供两位弟弟读书。他是个爱读书有想法的人，高中辍学后那十多年一直到处飘荡，什么钱也没有攒上。后来在老家娶了妻生了两孩子，开始认认真真打工。近十年来在广东、海南打工攒了不少钱，前年回家盖了一栋本村最阔气的大楼，楼是他自己设计的，外观洋气内部功能齐全。他的父亲“国叔叔”好酒，赶场最勤，每次去集市上炒几个菜喝两碗酒，然后再买几斤肉提着，醉醺醺地回家。我母亲说：你国叔叔现在可翻身了，他用钱比我还大方！
但是故乡村庄在变得富足的同时，却加速地萎缩、凋零。最大的特征是：乡村已经不是一个生态正常的社会了。所谓生态正常的小社会，应该是各个年龄层的人结构比较合理，而且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比较平衡。而现在的乡村，留守者多是这个社会抵抗风险能力最差、最需要社会关爱的老人和孩子，这类人靠城里打工的成年人寄钱过活，是纯粹的消费人群。
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学术界和媒体界已关很久，相关文章多如牛毛，我没必要在这片文章做学理性分析。据我对家乡的观察，乡村社会空心化最大的隐忧是老人和孩子的安全问题，这种安全问题既包括显性的被侵害的可能，也包括可能造成的心理上的问题。
前两年乡里一位念初中的女孩子和祖母吵了两句，一生气喝农药自杀。被发现后送到最近的镇卫生院，没能抢救过来。在广东打工的父母赶回家，纠集同族人去镇卫生院闹事，将医院窗户玻璃打碎。镇党委政府的官员费了很大的劲才平息此事。而乡里的烂仔开车公然到各个村抢走鸡鸭的事常有发生，老人只能眼睁睁看着，谁人敢反抗？而在以前，每个家族因为有青壮年在家，具备相当的自卫能力——居住分散的乡村，当自身不具备自卫能力时，完全依靠政府的治安力量，是不现实的。
去年离我家三华里还发生了一件事，可以反证当乡村没有自卫能力，“恶”可以多么大胆地肆虐。夏天某晚，四个烂仔跑进村中间一栋房子抢劫，屋里一位老人大叫，没想到当时这个村有几位青壮年正好回家了。听到叫喊，青壮年带头和其他老人、妇女都持械，高呼着围拢来。烂仔一看不妙，夺路而逃，后面的人紧紧追赶，一个烂仔慌不择路跳到村口的河里给淹死了。警方后来查明死者身份，竟然是一个白天拉客的黑车司机。
每次回家，我最怕父母念叨家族哪位爷爷辈或叔辈老人故去了。随着一个个老人离开人世，而留守儿童长大后进城，我想我的故乡那些乡村在不远的将来，会彻底消失。那些花了农户一生积蓄盖好的楼房呢？或许，会成为气派的废墟。
（虽然已人去村空，但猫咪依然坚守在“荒村”。）
作者：十年砍柴，李勇，曾栖身于北京某上市公司、国家某部委，1999年国务院机构精简分流到《法制日报》，2008年10月入语文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