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好几家公司当过职员，有一家公司把我安排在总经理办公室，做点文案，填填表格，有时跑一趟工商局，有时一整天都无大事，我就在网络论坛里跟人讨论文学与读书，上午连着下午，写帖回帖，不亦乐乎。我的直接上司——办公室主任，是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人。有一次他从我身边路过，扔下一句话：“你一个人整天一声不吭地在干什么事情？”
他只是一说而过，却让我心有愧意。我很得主任赏识，他跟我说过许多他过去的事，参军时他当过文艺兵，能歌善舞，会吹笛子，也能写文章。公司开年会K歌，他总是抢着唱他那个年代的歌曲，当着在场年轻人的面毫无怯色。他不理解我能对着论坛蓝灰色的界面废寝忘食地坐一天：一个人怎能如此不合群，只要同事不来找我，我可以整日不和他们说话。
他也用电脑，但这面神奇的大屏幕，对他的意义和对我的意义完全不同。他每天需要接触活人，而我不需要，不但不需要，我还可以跟看不见的其他人解释刚才发生的事：“主任刚露了下头，没事，自动忽略他……”
【二】
有台电脑真是太美妙的事情，你不必跟人群待在一起了。有了移动电话，你置身茫茫人海自顾自地说笑，如同面对一片真空。一贯冷视高新科技的鲍德里亚在《冷记忆》里写过一段话：
“新的城市侧影：街角上有个人一直不走，手里拿着他的蜂窝电话，或者像无精打采的野兽围着自身打转，同时无目的地说个不停。这是对所有路过行人的侮辱。只有疯子和酒鬼能够如此践踏公共空间，无的放矢地说话，但是他们至少与自己内心的妄想连接着。而这个蜂窝人向所有人强加着他们并不需要的网络的虚拟在场，网络成了头号公敌。”
鲍德里亚有过激之处，但他的敏感不无道理。鲍德里亚想说，技术让我们自认为自由、独立，拥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但实际上，我们并不是不需要身边的他人，是他们给你的安全感，让你能够旁若无人地接电话、打电话。
鲍德里亚逝于2007年，享寿七十有八，他要是再年轻点，看到“低头族”时，大概会恨得直咬手绢。所有人无视所有人，所有人都在向其他人强加“网络的虚拟在场”，而且每个人都陶醉其中，感觉非常自在。到了这个阶段，我只需要有一台设备，一个聊天工具账号，能上信息交换平台，就能永远保存所谓的“独立人格”了——假如独立仅指在人群中能安之若素地做自己的事的话。我永远可以无视当下所处的人群，我的心与形彼此不一；前一分钟我还微笑着与同事打招呼，后一分钟就在窗口里码一句：我日，跟财务小胖子擦肩而过，他今天有口臭。
【三】
标榜思想独立、不受他人影响的人，多少都要用文字表达一番。有了电脑后，写作大大降低了一个人忍受人群的难度。写作者有很多地方可以发表，短则几句话，长则几行字，最有空的人码一篇文章，多数情况下，总能找到人跟他们唱和，相应的，写作者（身体的或精神的）独处时间很长。在一个公共空间里，写作者可以完全不顾他人在干什么，不仅如此，任何时候他都可以嘲笑人群，并让另一些人听到自己的嘲笑。
拜技术进步所赐，我们独自一人时，只要待在安全的地方，也能保持足量的自信。这自信拿来做什么用？三十年前，想要发动一桩公共讨论，你必须依靠一些组织的推动，以一份或一批权威媒体为载体，至少花上十天半个月来收集声音，主题也多是“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之类，带点舞台腔。但现在，“广场舞大妈”一夜之间就成了热门话题。广场舞并非始于今日，有录音机的时代就有跳广场舞的，但是，它之所以现在知名，并或多或少被视为某种“公害”，以及大众喜欢依从于集体的经典案例，是因为不跳广场舞的人用冷眼旁观的姿态，利用互联网通讯工具传播了自己的描述和评论，进而邀集了更多的同主题话语，让“广场舞”三个字持续发酵——这些工作恐怕都是年轻人完成的。
4月初我去北京访问年近八旬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民族主义研究经典《想象的共同体》的作者。安德森凸着肚子，趿着凉鞋，满头满脸都是老年人的疲倦。他有几句话让我记忆深刻，他说，从没有一个时代，老人像现在这样缺少地位：“我们所处的时代成了历史上一个罕见的时期，年轻人知道自己比年长的人懂得多得多。过去，只有19世纪民族主义者起来的时候才有过类似的情况，那些民族主义者都很年轻，他们，当然了，也没有电视可看，也不是真的知道很多事情，可是他们就是认为自己在开创一个新的局面，而常规情况下，多少个世纪以来，父辈总是骑在儿女的头上的。现在你可以用电脑，互联网……”他摊开两手，没再说下去：你懂的。
【四】
5月20日，有几个朋友在我能看到的地方讽刺那些扎堆领婚证、扎堆表白、扎堆谈婚论嫁的人。要在过去我便附议了，这次没吱声，因为我想到了自己的优越感。
能写几行字的人，喜欢给别人，不同于自己的人划群分类，然后想象他们彼此之间互相需要，所以都是没有独立性的庸人，要靠与他人同做一件事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当你站在外边看里边，很容易觉得那是一群乌合之众——和古斯塔夫·勒庞那本书《Crowd》的中文通译名一样。
我跟很多认识的人提过，勒庞是个没多大价值的学者。他的某些个人经历使他恐惧群体，所以他觉得人群极易转化成暴民，高智商被拉低，低智商变畜牲。由于中国人对集体暴力的记忆太深，勒庞和那个贬义色彩的书名特别对我们的胃口，但是，所有群体心理学的研究著作，都无一例外地堆积了大量零散的、关于人群的负面描写，研究者都会落入类似的窠臼——因为现场采样太困难，几乎不可能。理论家只好：1、求助于对自己论点有用的个案和心理实验；2、求助于群体事件当事人的口述，而那些口述无论是豪迈的、兴奋的还是愤怒的、伤心的，都能给群体的非理性和易操纵性提供证据。
优越感的一种表现就是过于重视自己的经验——王小波也难免，甚至还更严重。很多人回顾过去的时候，喜欢夸大自己的心智早熟，在学校或其他集体单位里冷对权威和那些服从统一安排的同龄人，好像他们从一开始就主动游离于大众之外。而实际上，我想说，没有几个孩子会从一开始就拒绝融入同龄人的，恰恰是因为某些原因被长期孤立在外，或自认为被孤立在外，他们日后生成了对于群体的种种消极看法。特立独行，是他们给自己加上的一顶桂冠。
至今我还记得，当别人第一次用“特立独行”来评价我时，我心里多么满足，它很符合我对自己的期许，它将我的不合群给合法化了。但后来，有本卖得不错的随笔书却引起了我的反感：《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这就是知识分子和码字手的傲慢——你凭什么预设自己是醒着的人？你确定你不是装醒？
【五】
码字取得的优越感，是我那位前主任所无法理解的。在他的年轻时，文字仅仅是工具，文从字顺的一篇公司简报，在他看来是相当可观的业绩。我一直感谢他对我的肯定和包容，我特别记得，他有一次很随意地说起，他有一群歌友，我有空可以去看他们排练。
我一次都没去过，可我记得他那种自然流露的友好：一个伸出手的姿态。在加缪的短篇小说《生长的石头》的结尾，法国工程师达拉斯特在一个南美的土著村子，参加土著人的基督降灵节，他与他们语言不通，相貌截然不同，这一个来自文明世界，那一群多少年闭塞一隅，但是达拉斯特将厨子背不动的基督骨骸顶在头上，完成了那场宗教仪式。小说结尾，土著人朝他指了一下地上：“现在你可以坐在我们中间了。”
加缪的文章里总是阳光普照。在北非，那些缺少文化、行动鲁莽、没事爱看个摔跤赛的阿拉伯人，同荒凉的沙漠和石头一样，对白人人群而言是凶险的异己，但加缪描写他们身上质朴的粗野，他们对贫困生活的投入，这种热情并不被他所向往的那个理想社会排斥在外。小说家会美化一些东西（正如每个研究群众的学者都会数落群众的诸多不是），我不可能奢望在现实中找到小说里的共在感；但有一点我是相信的：一个群体里，只要有一个人不带任何动机地邀请你去坐坐，你便会对他们产生不同以往的认识。
事情有时很绝对，比如我永远不可能相信一个传销团体，有时则会比较相对，无非是沟通和打开心扉的问题。事情也经常出自偶然：我信任我的主任，我也会信任他所加入的歌唱队，相信那是一个不错的群体。假如你喜欢一位亲属或邻居，年过七旬还像五十岁的人一样乐观豁达，你可能不会排斥她参加的广场舞队，你甚至会觉得，跟她相处融洽的大妈们也都很有灼灼童心。
【六】
处在绝对安全的状态下的人，最容易对其他人群展示傲慢，他还常常觉得，与众人同来同往这种初级的合群行为，是安全感缺失、智商不足的表现。但如前所说，经验决定了一个人的认识：假如他在开普敦、雅加达、洛杉矶或别的什么地方开过商店，体会过来自优势人群的敌意，或者在堪培拉这种下午五点以后便形如空城的地方生活过，他或许会改变对群体的看法。
苏联垮台之后，很多千里之外的人说“这么个破玩意儿是怎么坚持到现在的？”纷纷发表或附议“历史终结论”，好像忍饥挨饿的苏联人早该发动起义了，但他们忘了事发时的惊愕：“这么大个帝国怎么说没就没了？”大屠杀幸存者普里莫·莱维在他的最后一本书里记了一件事：他去学校里做报告，讲集中营里的苦难，一个学生站起来，困惑甚而有点愤怒地问：“你们为什么不越狱？”他还到黑板上来，根据监狱草图画出了逃生的路线。
这些都是傲慢，每个傲慢的人都骄矜于自己的独立思想，觉得自己超脱于大多数人之外。听古典乐的瞧不起听流行乐的，看美剧的瞧不起看韩剧的，读外国书的瞧不起读中国书的，安居书房的写作者，极端时瞧不起一切人。瞧不起别人的人，往往认为自己思想独立，品位不凡，而被他瞧不起的人则普遍喜欢抱团取暖，互相打气——即使他自己也有一个团体。
我生来不合群，我知道最爽的活法是：目空一切，极度安全，极度潇洒。我有过在群体里的不愉快体验，但我其实并不清楚，这种体验与我的不合群天性孰因孰果。“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似乎是个不错的境界，而且带有自嘲，也不算狂妄，但你光自封不行，怎么去做到呢？人人都能写作，都能视他人为庸众，这一点都不稀奇了；你最好身体力行，从形而下的层面做起，比如，率先做一只独自上厕所的猪吧。
我喜欢彼得·海斯勒写中国的书，他在《江城》里提到，中国人需要依赖群体来确认自身的存在感，喜欢重复俗见，缺少自己的主张，这些都让他困惑。但我没觉得这个来自第一世界的一流写作者，身上有多少优越感，相反，他十分重视少数有独立思想的学生，在与他们通信和对话时，海斯勒有时近乎求教。他想了解这些人，他也太明白，人的依赖性强，缺少主见，常常是因为受制于自己的处境和经验。
作者：云也退，独立记者，书评人，译者，译有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E.萨义德《开端》，目前有望出版第一本个人作品，距离成为旅行作家只差一张返程机票。由于屡屡提前庆祝还未到来的自由，被视为一个尚可一救的文人和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