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沉默的是爱情，是在天空飞翔的鹰群。”——穆旦《赞美》
（资料图：任鸿隽、陈衡哲订婚日与胡适的合影）
一、不能说的秘密
1948年北平被围的时刻，胡适选择了离开。他先是从北平飞往了南京，接着又从南京乘车来到上海。任鸿隽与陈衡哲当时就住在上海。当时，陈衡哲与杨绛、钱锺书夫妇来往密切。据杨绛回忆：
——胡适那年到上海来，人没到，任家客厅里已挂上了胡适的近照。照片放得很大，还配着镜框，胡适二字的旁边还竖着一道杠杠（名字的符号）。陈衡哲带三分恼火对我说：“有人索性打电话来问我，适之到了没有。”（注1.）
紧接着，杨绛评价道：
——问的人确也有点唐突。她（陈衡哲）的心情，我能领会。我不说她“其实乃深喜之”，要是这么说，就太简单了。（同上）
问的人似乎知道胡适来上海必先去见陈衡哲，唐突问之。陈衡哲“三分恼火”的反应与“其实深喜之”的矛盾颇耐人寻味。
——见到胡适之后，陈衡哲还给他推荐了杨绛的剧本，胡适看过之后，觉得杨绛写的不错，很想见见杨绛，于是，在陈衡哲的安排下，胡适就在她家中见到了杨绛与钱锺书。据杨绛回忆，他们“很自在地把坐椅挪近沙发，围坐一处，很亲近地谈天说地。谈近事，谈铁托，谈苏联，谈知识分子的前途等等”。（同上）
他们谈铁托，谈知识分子的前途的背后，则有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抉择。而在亲密老友家的这番“不足为外人道”的谈论中，胡适说的话最多。也许，胡适知道这或许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据杨绛回忆：
——当时五个人代表三个家。我们家是打定主意留在国内不走的。任、陈两位倾向于不走，胡适却是不便留下的。（同上）
胡适不可能留在大陆，而任鸿隽、陈衡哲则打算留在国内不走。尽管他们彼此心照不宣，但他们都心如明镜，这或许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这一次，胡适与陈衡哲的离别，是生离死别。
那天，胡适还有一个晚宴，主人家的汽车来接了，胡适要离开了。离开时的细节是耐人寻味的。据杨绛回忆：
——胡适忙起身告辞。我们也都站起来送他。任先生和锺书送他到门口。陈衡哲站起身又坐回沙发里。我就陪她坐着。我记得胡适一手拿着帽子，走近门口又折回来，走到摆着几盘点心的桌子旁边，带几分顽皮，用手指把一盘芝麻烧饼戳了一下，用地道的上海话说：“‘蟹壳黄’也拿出来了。”说完，笑嘻嘻地一溜烟跑往门口，由任先生和锺书送出门（门外就是楼梯）。
陈先生略有点儿不高兴，对我说：“适之spoilt（宠坏）了，‘蟹壳黄’也勿能吃了。”
我只笑笑，没敢说什么。“蟹壳黄”又香又脆，做早点我很爱吃。可是作为茶点确是不合适。谁吃这么大的一个芝麻烧饼呢！所以那盘烧饼保持原状，谁都没碰。不过我觉得胡适是临走故意回来惹她一下。（同上）
——–
“蟹壳黄”是一种带芝麻的烧饼，是胡适老家安徽绩溪的一种小吃。杨绛认为“做茶点确不合适”，然而，陈衡哲专门把它摆了出来。胡适离开后又折回来“戳了一下”那盘芝麻烧饼，笑嘻嘻地跑开……这一切，杨绛都看在了眼里，只是都没有说破。
杨绛与陈衡哲虽相差二十一岁，两人却像“忽然相逢的朋友”，“非常说得来，简直无话不谈”。胡适走了之后，陈衡哲向杨绛说了一个秘密。对此，杨绛回忆说：
——有一件事，她（陈衡哲）欲说又止，又忍不住要说。她问我能不能守秘密。我说能。她想了想，笑着说，“这钱锺书也不告诉，行吗？”我斟酌了一番，说“可以”。她就告诉了我一件事。我回家，锺书正在等我。我说，“陈衡哲今晚告诉我一件事，叫我连你也不告诉，我答应她了。”锺书很好，一句也没问。（同上）
陈衡哲到底有什么秘密“欲言又止，又忍不住要说”，只说给杨绛，连钱锺书都不能告诉呢？对这个秘密，杨绛文中用“因事隔多年而淡忘”搪塞过去了。倘容我做一个大胆的假设，我以为陈衡哲跟杨绛诉说的极有可能就是她跟胡适的爱情。
通观杨绛这篇《怀念陈衡哲》的文章，虽然是怀念陈衡哲，但大量的篇幅写的是1949年胡适离开前在上海与陈衡哲的最后一面。作为陈衡哲的“闺蜜”，作为旁观者，对他们那份微妙的情感，杨绛都懂得，只是和当事人一样，埋藏在了心底。
二、“我们三个朋友”
其实，早在留美时期，胡适与陈衡哲、任鸿隽就相识了，胡适常称为“我们三个朋友”。
1917年4月7日，正在留美的胡适与任鸿隽去普济布施村拜访了陈衡哲。此前，胡适与她已经有过数次书信往来。此时，陈衡哲抱定“独身主义”，而胡适母亲也已为他订婚，未来的新娘是江冬秀。
此时的胡适，正在美国酝酿他的文学革命。胡先骕、梅光迪，甚至任鸿隽，几乎所有的男性朋友都不甚支持他，只有陈衡哲支持他，从这一点来说，此时的陈衡哲，已经是胡适的红颜知己了。陈衡哲创作的《小雨点》，更是对胡适提倡白话文运动的响应。
1920年，陈衡哲与任鸿隽从美国归来，两人宣布订婚。恰在此时，胡适的女儿出生，胡适为之取名“素菲”。众所周知，陈衡哲的英文名字叫“莎菲”，素菲这个名子似袭用陈衡哲的名字。
此外，任鸿隽与陈衡哲回来之后，已经“暴得大名”的胡适向北大校长蔡元培力荐陈衡哲。她由此也成为民国以来第一位大学女教授。这一时期，胡适、任鸿隽、陈衡哲“我们三个朋友”交往频繁，胡适陪同任鸿隽见了其未来的岳父岳母。
1920年9月16日，任鸿隽与陈衡哲结婚，证婚人是蔡元培，胡适允为作赞礼。结婚当日，胡适还写了“无后为大，著书最佳”的对联戏谑他们。
戏谑归戏谑，陈衡哲与任鸿隽结婚之后，很快就怀孕了。怀孕之后，不能上课的陈衡哲很是愧疚，1921年9月10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莎菲因孕不能上课，他很觉得羞愧，产后曾作一诗，辞意甚哀。莎菲婚后不久即以孕辍学，确使许多人失望。此后推荐女子入大学教书，自更困难了。当时我也怕此一层，故我赠他们的贺联为“无后为大，著书最佳”八个字。但此事自是天然的一种缺陷，愧悔是无益的。（注2.）
从这则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女性在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困境与尴尬。
此后不久，胡适创办《努力周报》，陈衡哲是最积极的撰稿人之一。1923年，陈衡哲写了小说《洛绮思的问题》，并很快就交给了胡适。信中，陈衡哲一方面希望胡适提提建议，另一方面，她建议胡适也写一篇类似的小说。
收到这封信之后，胡适很快回了信。信中，胡适谈到他也很想写一篇类似的小说，他想在这篇小说中加入一个康奈尔大学教授Prof.Crandall的故事。这是胡适留学时期听闻的一个故事。
Prof.Crandall跟一个女子订了婚，但还没有结婚。在这期间，这个女子病了，因为病的厉害，她的眼睛瞎了。为不连累他，这个女子请求跟Prof.Crandall取消婚约，但被Prof.Crandall拒绝了，两人如期举行了婚礼，后来更生了很好的儿女。
关于《洛绮思的问题》，夏志清认为，“这篇小说我认为影射了陈、胡二人之间不寻常的关系，至少也透露了陈自己对胡的一番爱慕”（《胡适杂忆》序二）。胡适的这个故事，似乎也意味深长。在我看来，胡适自比Prof.Crandall，而那个瞎眼的女子似有隐喻他的小脚太太江冬秀的味道。当胡适在小说中看懂了陈衡哲的意思之后，他用这样一个故事来表达他必须信守母亲为他所定的婚约的承诺。
就是在当时，也有人怀疑胡适与陈衡哲有爱情，胡适则专门写文章辟谣，以正视听。他们依然是“我们三个朋友”。
到了1930年代，胡陈两家来往更加密切。他们一起去秘魔崖，一起去南京的豁蒙楼，一起去参观中山陵。不过，随着1935年任鸿隽被任命为四川大学校长，陈衡哲与任鸿隽去了四川之后，两人见面的机会就少了，这一时期，陈衡哲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写了不少批评四川军阀的文字，引起许多四川人的不满。在这种情形下，任鸿隽决心辞职。胡适知晓之后，觉得不妥，大力说服任鸿隽不要辞职。结果胡适成功说服了任鸿隽，却怎么也说服不了陈衡哲。当年，任鸿隽跟陈衡哲相恋时，任鸿隽曾跟她说：“你是不容易与一般的社会妥协的。我希望能做一个屏风，站在你和社会的中间，为中国来供奉和培养一位天才女子。”最终，为了陈衡哲，任鸿隽放弃了四川大学校长的职位。
1937年，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胡适赴美，之后更是担任驻美大使一职。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天各一方，偶有书信往还。
抗战胜利之后，胡适成为北大校长。但他直到1946年7月才真正回到国内。这一时期的胡适，社会声望达到了他人生中的巅峰，忙的不可开交，再也没有多少时间跟陈衡哲游山玩水了。
也许，爱情对胡适来说，只是人生中众多事情中的一件，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胡适、陈衡哲、任鸿隽，相互成全，“我们三个好朋友”堪称一段佳话，他们维持了很好的友情，唯独沉默了爱情。
三、金坚玉洁
什么是爱？男人与女人对爱的理解似乎不太相同，对此，胡适与陈衡哲就有很大分歧。1931年1月5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与莎菲谈，她说Love是人生唯一的事；我说Love只是人生的一件事，只是人生许多活动的一种而已。她说：“这是因为你是男子。”（注3.）
也许，对女子而言，爱情是高蹈的，是人生唯一的事，哪怕深埋心底。
1949年是天地玄黄的一年。天翻地覆之后，胡适已经不是那个“我的朋友胡适之”了，他成了人人避之惟恐不及的“战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政府的帮凶”。1950年代，当无数的知识分子开始跟胡适划清界限的时候，陈衡哲保持了沉默。
1920年代，陈衡哲曾用“金坚玉洁”来形容她跟胡适的关系。1950年代或许就是“疾风知劲草”的岁月。
什么是金？当胡适的许多亲朋友好都纷纷上阵的时候，陈衡哲的沉默就是金。什么是坚？当很多人都再不跟胡适来往的时候，1950年代的陈衡哲依然通过留美的子女跟胡适秘密通信，这就是坚。据陈衡哲的女儿任以都回忆：
等到四九年两人（胡适与陈衡哲）分手之后，我们家里为了避免触犯时讳，便有个暗语，用“赫贞江上的老伯”来称呼胡适。家父去世后，家母即写信给我，要我赶快通知赫贞江上的老伯。我遵嘱写信给胡伯伯，他回了一封很长的信，很悲伤地说：“政治上这么一分隔，老朋友之间，几十年居然不能通信。请转告你母亲‘赫贞江上的老朋友’在替她掉泪。”可见他们那一代彼此之间的感情是很真挚的。（注4.）
要知道，1950年代还跟胡适秘密通信，很有可能会因为勾结帝国主义分子胡适而被判有罪的，但陈衡哲依然不管不顾。隐语“赫贞江上的老伯”的背后，体现的是陈衡哲与胡适的情感。
1950年代，发生了许多儿子批判父亲、妻子批判丈夫的行为。为了追求革命，走向进步，有太多的人与自己的亲人划清了界限，但陈衡哲就是跟胡适划不清界限。无形的刀光剑影下，当人的尊严就要被践踏干净时，幸好还有爱情，这似乎是那个年代中的星与光。
想起陈衡哲1949之后面对胡适的这些琐碎小事，我想起了金庸《倚天屠龙记》中的一个故事：张无忌要承受那个活生生拆散了杨逍与纪晓芙恋情的灭绝师太的掌击，就在他快要承受不住的时候，他想起了《九阳真经》中的那句话：“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冈。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
特殊环境下，陈衡哲面对胡适批判时的沉默不语，倒真有点“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冈。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的味道。在那个运动频繁的年代里，幸好，人们还有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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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杨绛《怀念陈衡哲》，《杨绛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58页，后文引述均转自此。
注2.《胡适日记全集》第三册，第310－311页。
注3.《胡适日记全集》第六册，第419页。
注4.《任以都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12月版，第113页。
作者：林建刚 胡适迷、巴萨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