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浩波
出生于1967年的侯马，80年代中后期就读于诗歌创作氛围浓厚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80年代的大学生，怀抱理想之光，整个世界的文明刚刚向他们洞开，诗歌和文学在全社会燃烧，人们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怀抱着青春激扬的憧憬。当这一切戛然而止，一个时代在猝不及防中被碾得粉碎，一代人的毕业照仿佛遗像，悬挂在80年代的灵堂。侯马在那一年离开了骤然沉默的校园，不再是那个觉得自己长得像三浦友和的大学班长，进入了社会，奇迹而又饱含荒谬的，成为一名警察，在秘密中开始写诗。
诗歌对于彼时的侯马，一个小警察，到底意味着什么？某种不甘？自怜？救赎？对内心荒谬感的抵抗？或者仅仅是这个青年终将成为一名诗人的宿命？
1985到1989，四年的求学生涯，让侯马为自己的文学人生，做好了一切可能的准备。童年在乡村度过，少年在小县城度过，青年时进入首都。中国乡土社会遗留下来的抒情挽歌，遭遇到了现代文学与现代文明的洗刷，如同很多有着同样成长背景的中国诗人，侯马也是中国乡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混血儿。但与来自安徽怀宁的海子这样的诗人不同的是，来自山西侯马县的诗人侯马，因其对现代文明的向往，而不仅仅是自发的诗歌本能，更愿意逐渐褪去来自乡土中国的感伤抒情，转而寻求文学现代性的真谛。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没有人能返身改变滋养自己灵魂的子宫。
在日后的诗歌创作中，脆弱、优美、感伤、自怜的抒情，与讥诮、反讽、智性、思辨的风格，在侯马的诗歌中长期并存，构成了一种极其复杂的“中国现代诗人”的存在，这是一个危险的美学平衡木游戏，很多中国诗人都在这场游戏中一头栽倒，从此再也不能登上真正的现代文学竞技场，只能欺骗同样从农业文明社会中成长起来的读者和批评家，又或者是完全走向反面，为了实现一知半解的文学现代性，以牺牲文学的全面性和丰富性为代价，沦为观念的奴隶，将自己拘禁于风格的牢笼。
而侯马，是这场平衡木游戏的胜利者。虽然其中充满了艰难挣扎的痕迹，他的《他手记》、《梦手记》、《访欧手记》、《镜片手记》等分行或不分行的杰作，从某种程度上，何尝不是在利用形式的突破来抵消这种矛盾和危险呢？真正让侯马获得这场胜利的，是他从大学时代就建立起来的对于现代文学、现代文明、现代人价值观的向往、热爱，以及在日后的漫长岁月中，逐渐形成的理解力和洞见。侯马是一个对现代文明有着深刻理解力的诗人，这是其天才的一部分，也是其诗歌中智性因素的源泉。
坚定的现代文明信念，长期的写作磨砺，使得侯马的写作天平向着现代性一极倾斜。这令我想起当年的北岛，从早期写作的政治抒情性逐渐转变并定格为精确、简洁、理性、洞察的北欧式现代性，成为世界级的大诗人。北岛的转变来自于诗歌内部的艺术律令，侯马的转变则来自对文明的理解。无论基于什么原因，无论是出生于北京的北岛，还是出生于山西侯马的侯马，现代性都是当代中国诗人在写作内部迁徙的必须到达之所。顺便指出，80年代成名的大多数中国诗人，其中不乏至今仍然活跃的著名诗人，其实并未完成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场现代性的诗歌迁徙。
更可贵的是，侯马身上那种原初的，温柔敏感的抒情，并未被强大的现代性观念抹去，而是成为其写作底色的一部分，成为其诗歌复杂性的一部分，甚至是成为其诗歌“中国性”的一部分。各民族、各语种的诗歌，在完成现代性转变的路途中，最终都形成了某种带有本民族、本区域、本语种强烈特点的诗歌传统，英国诗歌、法语诗歌、德语诗歌、俄罗斯诗歌、北欧诗歌、南欧诗歌、西班牙语诗歌，莫不如此。这些传统的形成，其实是诗歌艺术的现代性律令与本民族历史记忆、内在性格心理的结合。中国诗歌的现代性过程，也终将形成汉语现代性的传统，成为世界现代诗歌中崭新的汉诗传统一脉，这一传统，并非以抹杀诗人在中国的生存背景、情感来源为代价。恰恰相反，历史悠久的乡土中国记忆，乃至当代以来的社会主义中国记忆，都是这一代中国诗人的内心情感来源，构成了现代汉诗的中国性传统。基于此，在世界诗歌的版图上，完整的中国诗歌的形象才能得以成立。从这个意义讲，侯马作为这一初建之传统的重要奠基者，具备了某种标本的意义。
随着侯马诗歌向现代性方向的迁徙，《那只公鸡》式的浴血孤独，《李红的吻》式的命运感伤，《种猪走在乡间的路上》式的优美吟咏，逐渐被打进其写作的底色，而另一些更坚硬的质素正在凸显，他开始在残酷、坚硬和隐忍中，完成对文明的探求和人性的追问——我怀疑这一变化还与其漫长的警察官员生涯有关——在侯马复杂而凌乱摆放的众多诗歌作品中，文明与人性(更准确的说，应该是“何谓文明？”与“何谓人？”，再进一步说，就是“何谓人？”)，如同一把铸造为一体的钥匙，令我能够接近这位，正在一点点趋近伟大的诗人的灵魂。
《他手记》第377则，侯马写道，“野外的树是野性的狼，村里的树是驯服的狗，怎么看，怎么像沉默的村民。”这可以与另一首名作《麻雀。尊严和自由》相呼应：
这样的诗句让我心领神会
“一出门，就能看到亲戚和麻雀”
没有深切的乡村体验
就不知道卑微的麻雀多有尊严
有谁见过：
笼中的麻雀
只有踢翻的米盅
和一具横倒的尸体
抓过雏雀的手
会终生出汗 拿不稳刀剑
它离人类最近了
但永远是邻邦，绝非家奴
饱经苍桑的人知道
他们是自由的精灵
没有道义可以审判不羁的灵魂
甚至良知也对不住自由的追求
2010年
野性与驯服，野性的狼与沉默的村民，邻邦与家奴。侯马以野外的树和卑微的麻雀为喻，映照出丧失自由的人类的羞耻。“沉默的村民”是一种羞耻，“抓过雏雀的手，会终生出汗，拿不稳刀剑”是另一种羞耻。《他手记》第342则，还是麻雀：“麻雀在笼子里，羽毛飞乍，不吃不喝，上下扑腾，很快毙命，他扫兴，内疚，也气愤。这种卑微东西的行为不能算为气节。”依然是羞耻，近乎恼羞成怒的羞耻，面对卑微而有尊严的生命时，作为人的羞耻。一边是麻雀，一边是作为“沉默的村民”的人类；一边是永远的自由和尊严，一边是永恒的羞耻。自由、尊严和羞耻，强大的属于觉醒的“人”的文明意识，在侯马的诗歌中如此醒目。“没有道义可以审判不羁的灵魂，甚至良知也对不住自由的追求”，这是摆脱了文明的社会性后最后的“人”的文明——伴随着不可实现的羞耻。《诗章》第18则，“生来作为肉弹，她的美貌是附属。”，这里描述的显然是一些穆斯林国家，被充当人肉炸弹的妇女。这是典型的侯马式智性洞察，里面包含着对于何谓“人”这一主题的探究，自由、尊严、羞耻，都是“人”的自我被确认和塑造的重要方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其实是处在“非人”的状态中，“生来即为肉弹”，“人”何在？“她的美貌是附属”，当“人”已丧失，美貌已非“人”的美貌，失去了美貌之于人的应有之意。
在《有一个人他自己还记不记得他是谁》一诗中，侯马再一次完成对“人”之荒谬存在的思辨式追问：
有一个人
不知道死了还是活着
这个人我连见过都没见过
我听我哥讲有这么一个人
东杨村里有这么一个人
贾老四
实际上他不姓贾
也不叫老四
老四死了
老四的遗孀又嫁了一个男人
村里人说他是假老四
就这么叫了他一辈子
贾老四
这首诗中，侯马所洞察的，远远不是荒谬本身，这喜剧般的荒谬中，包含着对“人”随时会被取消的恐惧，是“人”在人群中，难以确认自身的恐惧，依然是那个经典的“我是谁”的追问。事实上，“人”每时每刻都在丧失着自我，无论是丧失尊严、丧失自由、丧失身份、丧失名字……侯马在不断的目睹和确认着这样的丧失。
侯马有一首在我看来堪称心灵史诗的作品，名叫《小柿子》，从侯马一贯的写作风格看，诗中的“我”应该就是侯马本人，这是一首羞耻之诗，一首忏悔诗，但有远不止忏悔那么简单，它同样是在揭示“人”的真相。诗中的“我”，是一个在城里读小学一二年纪，还会拉小提琴的孩子，而小柿子，显然是一个完全的农村孩子。
我毒打了小柿子
在他的脸上
一连搧了几十个巴掌
小柿子开始还笑
表示他理解这是玩耍
而他依然相信我的友谊
后来，痛的受不了
他开始抽泣
小柿子的抽泣居然只是这场毒打的开始。可能由于小柿子“依然相信我们的友谊”，他竟然没有还手，这更加放纵了“我”的恶，一个孩子对另一个孩子的殴打在继续：
左右手交替
又搧了他几巴掌
这完全演变为
一个人对另一个
意志的控制
小柿子让我觉得
我有权利这么打人
我有这么威风
后来我想起来
这么一个人
竟然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怎么配
拥有我的友谊
不由得
又搧了他几巴牚
短短的这一节殴打描述中，竟然包含了三层殴打理由。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意志控制的成就感；小柿子的仿佛被控制住了的不反抗给了“我”殴打的权力；这么一个好欺负的怂孩子，居然是“我”的朋友，他怎么配获得“我”的友谊？暴力的实现，在一瞬间竟有这么多的理由。反过来则是，竟有这么多的理由可以令一个孩子对另一个孩子施加暴力。这首殴打之诗还远未结束，新的殴打理由纷至沓来。“我”的弟弟在一旁看着这场殴打，被吓哭了，因此“我”有了新的理由怪罪小柿子，用继续殴打向“我”自己证明：“我”可以保护弟弟；还想证明，“朋友与血缘相比，根本就他妈不重要”，更令“我”气愤的是，“想起我一个人被扔在乡下，还要靠打人证明自己”，于是：
我不由得接连搧着小柿子
我的手终于打痛了
弯腰脱鞋
教室后面
高我半头的小柿子
就那么靠墙站着
看我脱鞋
没有还手
也没有跑
他像是有点被打傻了
也有点像是想尝尝鞋子的滋味
等我脱下鞋
就用鞋搧他
几下
血就流下来了
详细描述殴打的过程，和过程中施暴方的心理活动，仿佛殴打在侯马成年的身体上又发生了一次。他正是想让这场殴打在多年以后再发生一次，非如此不足以令羞耻成为羞耻，羞耻只有在经过思考确认后才真正成为羞耻，而不仅仅是人类羞愧的本能。而在这样的描述中，追问才能展开，为什么一个七八岁的儿童会如此暴戾？而他的暴戾几乎就是整个成人世界暴戾的源泉：因歧视、因孤独、因对自我处境的不满而转移仇恨、因控制他人而获得的成就感、因身体性的暴力快乐、因怯懦者遭遇更怯懦者的自我救护、因对方反证了自己卑微的恼羞成怒……而被殴打的小柿子，展现出来的软弱、麻木，与施暴者“我”，正是“人”的一体两面。更荒谬的是，在侯马紧接着的描述中，那事过去不久，“我”就回城读书了，好几年以后，“我”上初中时，“回村里见过小柿子，他在田里干农活，见到我，竟然羞涩地笑了，我觉得这冤仇化解太容易了。”为何施暴者一定要在心里记住此事？而被施暴者一定要忘记？这又是“人”的一体两面。非要记住是因为羞耻和悔恨，非要忘记又何尝不是？当殴打结束，暴戾停止，野蛮停止，羞耻和悔恨立刻上升，文明开始出现，人因为羞耻而成为人！
《小柿子》一诗的结尾，侯马将成年后的“我”强行拉进现场：“当年，我能这样欺压他，绝非一己之力，现在，有时也麻木不仁地，助纣为虐。”已经洞悉其中羞耻的“我”，没有终止也不能停止作为“施暴者”的角色，“有时也麻木不仁地，助纣为虐”，暴行仍然在发生，诗人已无力面对，残忍的本质被揭示，但并不能因此而改变现实。诗歌并不为改变现实而存在，侯马的诗歌只是在尽最大努力的面对“人”和生而为人的文明。
丧失尊严，何以谓“人”？丧失自由，何以谓“人”？丧失羞耻，何以谓“人”？丧失个人独立的身份，何以谓“人”？而在对“人”的反复追问和确认中，侯马体现了作为一个诗人而不是知识分子的更高级的一面，他越来越抵达荒诞：
她家徒四壁，身无分文，独居山村。
警察送来了政府出资办理的身份证。
硬卡片上一张苍老而茫然的脸。
——《镜片手记24》
战后，承蒙政府厚爱，他作为一名伤残人得到一份轻松的工作：在古桥头数过桥的人数。
他俯看着人来人往，不知所来，不知所往。隐去了一切因果，仿佛生来为了过桥。过去了，还回来，或者一去不复返……不论庄严还是麻木，都让人悲哀。
他的心情好起来了，他将人数一一点清。而更多的时候，他随意的抹去一些人，让他们白白地过了桥而未被统计。
仿佛此人不曾存在，仿佛战争仍在继续。
——《镜片手记64：古桥》
生而为人，自有艰难的一面，更有荒诞的一面，该是何等觉醒的自我，才能使在自我中隐藏的“人”得以凸显、树立？更多的时候，“人”何以抵抗这种艰难、荒诞、茫然和麻木？在侯马众多的诗作中，隐藏了答案——爱！爱是侯马诗歌的重要母题。侯马笔下的爱，甚至是一种爱怜的状态，无所不在的爱怜。
在侯马早期的诗歌中，这种爱怜带有显得脆弱和湿润，有种如花青春的顾影自怜感，有某种贾宝玉的气质，是侯马个人性格中易于感伤的部分，在他者身上的投影，也是其县城少年的某种抒情性的遗留。我一度曾经担心，侯马的这种脆弱的感伤抒情会伤害其诗歌的现代性。但现在看来，恰恰相反，侯马竟然强硬的将他的这种天生的爱怜纳入了其写作的文明，成为他在写作中构成的内心文明体系中牢固的堤坝，抵抗荒凉、荒谬和野蛮。时间是一把砂轮，警察这个职业更是一把砂轮，在如此粗粝剧烈的打磨中，侯马诗歌中的爱怜因素变得深沉和寥廓，变得更及物，不再是个人在他者身上的投影，而是兼具上帝般的俯视的同情，和身为同类的理解的怜惜。
侯马诗歌中的爱，有时是咏叹式的，感伤式、把玩式的(我不喜欢，但这并不妨碍其作为侯马诗歌中的迷人质素而存在)，更有理解式，探寻式的，还有某种揪心的，激烈的和迷茫的。有对他者的爱，也有个人内心奔突而又无从找到出口的爱。但所有这些爱，都使“人”得到了明亮的映照。
他是否一生都在向自己求爱。
他拼命拥抱，为什么却又痛苦地哀嚎。
他内心充满绝望，嘴角却挂着微笑。
他在高潮后流下了眼泪，而眼泪仍旧是哀伤的冰雹。
——《他手记：321》
爱呀，像信仰。看不到才相信，才爱戴。
——《他手记：472》
诗人巫昂在《关于侯马先生诗歌的印象》一文中说，“而开启侯马诗歌的密码就是：软弱。”这无疑是带有洞悉性的。但是，软弱之后呢？侯马的智力令他能够摸索到爱的真相，这真相有着残酷的绝望感，但因其剧烈而又振奋人心。爱是一种可以燃烧的残酷，因此它才构成信仰。当爱成为信仰，侯马诗歌的底色，已经悄然由软弱变为趋近永恒的坚定。软弱，是这坚定信念的一部分，“眼泪仍旧是哀伤的冰雹”，哀伤的，但却是冰雹。唯有理解了爱本身，才有能力将自己心中莫名的爱意，转移给他者和万物——这正是文明得以产生的先后秩序。
她一岁
吃妈妈的奶
被妈妈紧紧抱
三岁，妈妈打翻煤油炉
烧掉了她的双臂
九岁，妈妈继续唱歌
她学会用脚去切菜
给妈妈做饭
长大成人，她习惯了妈妈的爱
像青草无言，像云自然
她也恨妈妈的爱
因为无以报答
她的精神病妈妈
不会懂得怜惜孝顺的女儿
——《他手记：妈妈》
他想起早年间爸爸来了
他们只有一间屋子
妻子就睡地铺
他和爸爸睡大床
睡梦中他错抓了爸爸的手
不由得猛然惊醒
他时常淡淡地忆起
那艰难岁月的恩爱时光
——《梦手记：前妻》
我不明就里地进了一座教堂
不明就里地跟着排队
不明就里地来到一个牧师面前
他举着一枚硬币大小的薄饼
轻轻放在我嘴里
第一次
陌生人喂我进食
我含着这纸片般的恩典
不愿泪水被人看见
——《访欧手记：在威尼斯》
在我连续引用的这三首诗中，爱已经成为了一种神圣的存在。《妈妈》，爱得揪心；《前妻》，爱得绝望；《在威尼斯》，爱如青草无言，又如圣餐般庄严。并非是悖论，实则是真理：唯有理解爱的绝望，才能领会爱的神圣。
居于软弱与坚定之间的，居于绝望与神圣之间的，是侯马的诗歌。因爱而确立生而为人的尊严，因生而为人而探求爱的真理，是侯马的文明。
侯马明显被诗界忽略的重要作品《镜片手记》第36则，这样写道：
冬日给了他巨大的财富
一块冰 从家门踢到广场
从广场踢到电影院
整个白日 这块
冰从拳头变成鸡蛋
从鸡蛋变成戒指
他弯腰捡起 贴在
滚烫的额头
短短的8行诗，包含着侯马诗歌的真相。他始终是那个县城的少年，弯腰捡起一块冰，贴在滚烫的额头。
2014/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