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永远是对的！”这是封建专制社会百姓对君主的朴素认知，同时也是平民对社会正义、光明的寄托与希望。为何有如此认知，因为在封建专制社会，国家即皇帝的家天下。皇权至高无上，神圣无边，无从超越，皇帝因此成为百姓心目中最圣明的一个人。大清乾清宫中高悬的匾额“正大光明”也在无形中强化了这种民间认知。同时，作为皇权的延伸，“朝廷”与“中央”也在无形中代表着皇帝的圣明形象。
拨开云雾而睹青天，在百姓看来，朝廷、中央、皇帝俨然是平民最后一道保护神。然而，这只是民间的一厢情愿，是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而刻意洗脑的结果。百姓进京告御状，清代叫“京控”，就是这样一种具体表现，同时也是皇权与官权、民权，中央与地方的一种权力博弈。
进京告御状为底层百姓打开了一扇通往最高权力机构的大门。表面上看，是为了保护百姓民权，维护公平正义。但本质则是，中央控制地方的一种重要手段，皇帝期望通过百姓进京告御状的形式对地方官吏实行监督。而地方官吏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往往通过截访、打压进京告御状的百姓来实行维稳。即使是这样，如果进京所告御状都能得到公平有效处理，也多少算是百姓的一大福音，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很多时候，进京告御状只是流于一种形式，百姓告状的阻力重重，甚至皇帝本身就很不耐烦。说白了，进京告御状对百姓来说更多是一种装装样子的表面工程。
所谓进京告御状，实乃民告官。在古代，民告官本身就是一种罪，不管你有冤没冤，有罪没罪，先打五十大板再说。看看历史上的众多进京告御状的案例，尤其是清朝留存下来的四百多例案件，哪个不是经历了艰难险阻，能进京，能上到中央，能让皇帝亲自过目，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皇帝高兴了，批示两件，不高兴了，随便打发了事，甚至不理不睬。清光绪年间，进京告御状就无一例成功。
进京告御状还属于越级上访，能坚持到京城上访申冤的，性格都是非常顽强的人，甚至有些偏执。这在中央与地方看来，大都是精神病范畴。地方官员截访打压身心俱疲，中央官员也是疲于应付。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负能量。在一个只唯上负责的封建社会，这无疑是官吏们最讨厌的。除非是皇帝下令，中央官员与地方官员才不敢有半点怠慢。
不过，有时甚至连皇帝的圣旨都不好使。乾隆年间，山西大同常年干旱，庄稼颗粒无收，百姓食不果腹。一次，巧遇户部尚书到此巡视，见此惨景，立即上奏皇上。乾隆为此特批，免除当地劳役与粮税。然而，大同府竟然将乾隆圣旨撕毁，照常催粮收税。百姓稍有不从，就野蛮殴打。百姓忍无可忍，推举当地秀才冯良春披星戴月赶赴京城，击鼓鸣冤告御状。在刑部尚书的亲自主持下，进行一番明察暗访后，将大同府涉事官吏缉拿归案，方才平息此事。通过此案例可以看出地方的胆大妄为，撕毁皇上圣旨，就是严重漠视中央。
在没有一个完善法制监督的封建社会，虽然皇帝与中央、地方、百姓等都希望政情畅达、社会和谐，但各方却难以形成信任机制。皇帝希望地方官员将问题与矛盾控制在基层，同时希望百姓通过进京告御状对地方形成制约。而地方官员也希望问题与矛盾不要扩大，希望平民百姓不要上访，更不要越级上访、进京告御状。同时，地方希望中央帮助维护其权威，共同压制百姓。但怎奈百姓不信任基层官员，皇帝对地方官员也不完全信任。这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循环，皇帝不信任地方，地方不信任百姓，百姓不信任地方。皇帝希望利用百姓制约地方，地方希望皇帝帮助打压百姓，百姓希望皇帝治理地方。
虽说进京告御状是皇帝允许，甚至是鼓励的，但似乎只有朱元璋才真正让百姓痛快发挥了人民监督的职能。明朝建国初期，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为此，他甚至规定，百姓可直接绑缚贪官入京，沿途各地方不得阻拦。两千年的封建专制时期，人民群众似乎只有这时才找到当家作主的感觉。
其实，更多时候，御状摆到皇帝面前，皇帝甚至不胜其烦。如乾隆晚期，国家百弊丛生，和珅垄断朝政，都察院为了攻击和珅，有意加大了进京告御状的数量。面对桌上一摞摞的卷宗，乾隆也非常厌烦。嘉庆时，便决心改变这种局面，还想出了中央巡视组的方法，但无奈弊端很多，嘉庆都不是很满意。最后，嘉庆还是将压力转嫁给地方，让问题矛盾控制在基层。他是这样说的：“息讼之道，全在地方大小官吏勤于听断，果能案无留牍，曲直较然，则政平讼理，上控之风，将不禁而自息。”虽然如此，嘉庆也没敢取消百姓进京告御状的权利。
对地方来说，皇帝保留百姓进京告御状的权利，始终是官员的一块心病。于是，地方想尽各种办法对越级上访进行打压。一是对待中央采取拖延的办法，因为办案审理终须地方配合，地方官员往往以各种理由进行拖延。二是对百姓进行压制。如截访，地方政府雇佣所谓黑社会打手，在上访路上进行拦截，甚至跨省拦截。如果访民仍然坚持继续上访，就会被定性为精神病进行长期关押。还有一招就是拿访民家属做文章，将家属拘役关押，视为人质。还有一招，就是各地官员、上下级官员互相达成联盟，共同压制越级上访百姓。清道光年间，有四川访民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欲进京告御状，在行至今河北涿州，只差一步就到京城时，被当地官府发现，将其遣返回原籍。
官民对立，或是官绅对立，往往也是皇帝乐于看到的。皇帝只有分化官民、官绅，才能避免官民与官绅形成合力，对皇权构成威胁。这个对立程度，皇帝也要进行拿捏，掌握好火候。太和谐不成，对皇权产生威胁，太激烈也不行，同样威胁统治。
晚清四大冤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便是官民官绅对立太过激烈的结果，慈禧不得不亲自出面，对浙江官场痛下杀手，进行重拳整治。其实，慈禧此举也不完全是为一介草民申冤，而是整治斗争使然，以此借机打击政治对手。在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还有一个细节不得不说，那就是杨乃武的姐姐进京告御状，要向上奏冤情，先要过滚钉板一关。此为传说，史载中没有出现。但由此可以看出，草民进京告御状所付出的代价是何其沉重。对进京告御状的百姓设立如此巨大的障碍，也说明皇帝的本意并非真正想为平民维护正义。如果说冤枉了皇帝，那至少也说明封建的中央政府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
其实，除了进京告御状，还有拦轿申冤的形式，但拦轿申冤随意性比较强，概率小，且同样会以扰乱秩序而受到惩罚。因此，我们不做深入讨论。
草民在不断盼望着“青天大老爷”，期待圣主明君，草民认为，皇帝永远是对的。而皇帝依然坐着自己的皇帝梦，正如嘉庆皇帝所说“小民健讼刁风，固不可长。”如果草民觉得有些失望时，嘉庆又说了“若一概禁遏，使民隐不能上达，亦恐覆盆之冤无自而伸。”瞧瞧，皇帝还是给草民留了希望，因为要让草民心中永远根植下一句真理——皇帝永远是对的。
作者：陈事美 本名朱光强，资深媒体人、文史专栏作家，原《财智领袖》杂志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