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三月，李鸿章等人迎着萧萧春雨，前往日本马关谈判和约。一路上，李鸿章愁怨满腹，快到马关时，他吟诗一首：“晚倾波涛离海岸，天风浩荡白鸥闲；舟人哪知伤心处，遥指前程是马关”。李鸿章还算是有先见之明，马关果然是他一生中最为伤心的地方。
日本永为中土之患
1870年，李鸿章由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上任伊始即卷入中日交涉。当时日本派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前来与中国订约通商，李鸿章会见后即向朝廷上折，其中称：“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闻该国自与西人订约，广购机器兵船，仿制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色技业，其志固欲自强与御侮，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警惕之心，溢于言表。
4年后，日本又因朝鲜是否独立国问题来华交涉，这次的外交代表是仅30岁的森有礼。森有礼早年留学英国，后在美国做过三年钦差，这次的会面，让李鸿章感到十分不悦。会谈中，李鸿章问：“中西学问如何？”森有礼答：“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了。”李问：“日本西学有七分否？”森答：“五分尚没有。”李问：“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
谈到国际条约时，森有礼说：“据我看来，和约没甚用处。”李听后颇有些震动，说：“两国和好，全凭条约，如何没用？”森答：“和约不过为通商事可以照办；至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著条约。”谈到朝鲜问题时，森有礼说：“以后恐不免要打仗。”李鸿章说：“高丽与日本同在亚细亚洲，若开起仗来，高丽系中国属国，你既显违条约，中国怎样处置？我们一洲自生疑衅，岂不被欧罗巴笑话？”森答：“欧罗巴正要看我们的笑话。”李问：“为甚么要给他笑？”森答：“这也没法，日本百姓要去打仗，恐国家止不住。”
事后，李鸿章以长者姿态写了“徒伤和气，毫无利益”的八字忠告送给森有礼，但经过这些年与日本人所打的交道，李鸿章看出日本“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久大患。”
为此，李鸿章请求朝廷力行自强新政，向西方学习，若不及时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不幸的是，朝廷上下为积习所禁锢，二十余年光阴虚掷，李鸿章的预言最终成为可悲的现实。
场内折争，场外遇刺
三月十九日，李鸿章一行人抵达日本马关，次日即以春帆楼为会议所，互勘敕书开始谈判。春帆楼为当地名胜，当时修葺一新，日方准备非常充分，并由首相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等人亲自主持谈判。
1885年，李鸿章即与伊藤博文打过交道，当时因清军在朝鲜平叛并伤及日人，但那次因中方已控制局势，伊藤博文未能讨得便宜，反而在会场上领教了李鸿章的盛气凌人之态。这次就不同了，日方在战争中大获全胜，李鸿章作为失败国代表，难免低声下气，受制于人。
为缓和气氛，李鸿章开诚布公地说：“你我东亚两国，最为邻近，同文同种，今暂时相争，总以永好为事。如寻仇不已，则有害于华者，也未必于有益贵国也。试观欧洲各国，练兵虽强，不轻起衅，我中东既在同洲，亦当效法欧洲。如我两国使臣彼此深知此意，应力维亚洲大局，永结和好，庶我亚洲黄种之民，不为欧洲白种之民所侵蚀。”
想起之前忍气吞声的受辱经过，伊藤博文不免心中冷笑，表面却说：“十年前在天津时，敝人曾向中堂进言，贵国之现状，实有改进之必要。但尔后贵国晏然依旧，不图改进，以至今日，实深感遗憾。”
李鸿章叹道：“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自惭心有余力不足。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月盛。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谈论，也深知我国必须改变方能自立。”
第一次谈判中，尽管李鸿章想尽力表现出恢宏的气度，但作为战败者，仍难以掩盖尴尬艰难的处境。事后，陆奥宗光评论说：“李鸿章高谈阔论，目的不过是想借此博取同情，间用冷嘲热讽掩盖战败者的屈辱地位罢了。”
第二次谈判中，伊藤博文提出极为苛刻的停战条件(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三地为质)，并限三天内做出答复。李鸿章听后连呼：“过苛，过苛！”和朝廷商议后，李鸿章决定搁置停战问题而先谈议和条款，而这正是日方的用意所在。
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二十四日下午，李鸿章乘轿返回引接寺时，一名日本壮汉暴起跃出，直奔轿前行刺，李鸿章顿时满脸是血，回旅馆后不省人事。
李鸿章的被刺令国际舆论一片哗然，欧美各国纷纷谴责日本并表示不能坐视。被动之下，伊藤博文勃然大怒，咆哮说“宁将自己枪击，也不应加害中国使臣”，陆军大臣山县有朋也拍着桌子大骂“该匪罔顾国家大计”。最后天皇也被惊动，急忙派出御医前往护理，皇后还亲制绷带以示慰问。
由于自己理亏和担心列强干涉，日本决定放弃踞地为质的要求，实行无条件停战。四月二日，日方出示和约底稿，并限三日内答复。其和约底稿内容包括：承认朝鲜为完全独立国；将盛京省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永远割让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三亿两白银；开顺天府、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七处为通商口岸。
几经折争，日方坚不松口，伤势未愈的李鸿章考虑到事态严重，不得不强起亲自与会。会谈中，伊藤博文假意慰问几句，便说：“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李鸿章说：“难道不准分辨？”伊藤博文说：“只管辨论。但不能减少。”谈到台湾问题，伊藤博文急吼吼地表示：“换约后一月内两国各派大员办理台湾交接。”李鸿章说：“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何必如此着急？”伊藤博文恬不知耻地答道：“尚未下咽，饥甚！”
最后议定的《马关条约》内容如下：一、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二、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给日本；三、中国约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四、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臣民可在各口岸自由通商设厂。
春帆楼外，冷雨萧萧。最后一次谈判的时间长达五个小时，李鸿章说得口干舌燥，但日方丝毫不肯让步。晚上七点半谈判结束，李鸿章走出春帆楼时，已是无边的黑夜。千古骂名，岂能得脱？
不过是个裱糊匠
光绪十九年也就是甲午前一年(1893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擢文华殿大学士加封太子太傅，这年又正值李鸿章七十寿辰，慈禧太后赐“调鼎凝厘”匾额，并亲笔书写寿联“栋梁华夏资良辅，带砺河山锡大年”，人臣礼遇，莫过于此。此时的李鸿章，真可谓红极一时，风光无限，达到了人生事业与声誉的最巅峰。
仅过了两年，李鸿章便从权力与声誉的顶峰上跌落下来，陷入了个人政治生涯的最低潮。回国后，李鸿章心里清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一旦签订，自己必然要背上千古之骂名，正如他自己所说，“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
被罢职后，李鸿章搬到北京贤良寺暂住，一时门生四散，故旧避之唯恐不及。在“门庭冷落鞍马稀”的寂寥中，李鸿章说过这么几句话，抒发他心中的愤懑：“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酝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舰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
又一年后，李鸿章访问欧洲，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在会面中暗喻李鸿章只会打内战，李鸿章听后渭然叹道：“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矣！”眼见“中兴”大业就此沦落，李鸿章也只能暗自叹息：“老夫办了一辈子的事，就是练兵和海军。如今看来，都是些纸糊的老虎，何尝能真正放手办理，不过勉强凃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箿，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箿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诚然！洋务运动搞了近三十年，洋枪洋炮洋船都买了；洋人也请了；兵工厂、造铁厂、织布局、同文馆、总理衙门，还有北洋、南洋水师，都搞了，看起来也像模像样，可惜，那只是中看不中用的“纸老虎”而已。甲午战争的彻底失败，李鸿章也只得承认自己只是个“裱糊匠”，大清朝也不过是“东贴西补”的一间“破屋”罢了。由此，戊戌变法也就开始酝酿起来了。
来源：《海南日报》。
文/唐宝民 我们爱历史
在外交活动中，向国外派驻外交使节、代表国家行使外交权利，是一件很正常的活动，而且也是向外界宣示国家主权、展示国家形象的机会，是一举多得的举措。然而，这样一个正常的外交活动，当初在清廷却被视为“奇耻大辱”，以至于迟迟不肯向国外派驻外交使节。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一直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外交，直到1844年，才设置了管理地方外交事务的五口通商大臣；直到1861年，才成立了管理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了《天津条约》，这个条约对外交事务做出了规定：中国需与列强派外交使臣互驻。
于是，从1860年起，列强国家纷纷派驻使臣常驻北京，处理外交事务，但清廷却迟迟不肯派使臣到其他国家去，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既然是天朝上国，就只能是“化外之邦”来朝见我，如果我派使臣到其他国家去，就是自取其辱！
那时的清廷，依然沉浸在“华夏中心论”的迷梦中，仍然认为自己位于“天下之中”，是优越的“华夏之邦”，是“天下共主”，而其他国家都是落后的“蛮、狄、夷、戎”，因此，天朝上国应该坐待万邦来朝，岂能自降身份去他国朝见化外劣族呢？就这样，“向他国派驻驻外使节”一事被搁置起来，迟迟不予解决。
但外国列强一再要求清廷兑现《天津条约》的规定，向外国派驻使节；而且，形势的发展，又迫切需要中国对外派驻使节，怎么办呢？不派看来是不行了，派吧，又实在太有损老大帝国的尊严，三千余年古国古，焉能向化外蛮夷主动上门求好？
就在两边为难之际，恭亲王奕訢突然发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1867年11月，美国首任驻华公使蒲安臣任期已满，在卸任前来总理衙门向奕訢辞行，奕訢忽然灵机一动：如果能请蒲安臣出任中国的外交使臣，代表中国政府出访各国，不是既能达到外交实效，又能避免天朝上国上门向蛮夷示好了吗？
于是便上奏朝廷，请朝廷聘请蒲安臣为大清使节，代表大清出访各国。朝廷接奏后，也认为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既不失中国国体威严，又能解决实际问题，于国格无损，便欣然同意。于是，1868年2月25日，由美国人蒲安臣任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的代表团从上海启程，开始了对各国的访问。这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化的外交出访团，滑稽的是，团长竟然是个外国人！
蒲安臣代表团相继访问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典、丹麦、荷兰等国，并于1870年2月2日到达俄罗斯圣彼得堡。纵观蒲安臣一行的所作所为，应该承认，蒲安臣虽然是外国人，但却是一个尽职尽责高度敬业的外交官，在与各国交涉中，都是站在中国立场，从中方利益出发，尽可能地为中国争取权利。
虽然他是美国人，但在美国期间，也仍然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国提出交涉，全力促成了《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的签订，这是一个对等条约，要求美国尊重中国主权的完整；对中国发展持不干涉政策；并要求美国对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中国公民赴美劳务、经商等方面予以保护。
在俄罗斯期间，由于过度操劳，加上气候寒冷，蒲安臣一病不起，被诊断为肺炎。在病中，他依然关注中俄边界问题，依然不忘为中国外交事业努力。1870年2月23日，蒲安臣因医治无效在俄罗斯病故，消息传到北京，清廷深表痛惜，“著加恩赏给一品衔，并赏银一万两”。蒲安臣作为清廷第一个外交使节，做到了恪尽职守、不辱使命，任务完成得很出色。但不管怎么说，堂堂中华大国，竟然用一个外国人做外交使节，想来总是一件滑稽的事。
蒲安臣的去世，使清廷的外交事业再度中断。直到1875年，“马嘉理案”发生后，清廷迫于英国方面的压力，需派一个外交官代表清政府到英国道歉，这才不得不重新考虑派外交官出使英国事宜。清廷经反复考虑，认为只有熟悉洋务的大臣郭嵩焘能担此重任，便命令郭嵩焘去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国大使长驻英国。
消息传开后，引起轩然大波，朝堂上下骂声一片，对郭嵩焘冷嘲热讽：“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风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还有人认为到国外当使节就是“事鬼”，与汉奸无异，就此编了一副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在一片责骂声中，郭嵩焘顶着强大压力登上了开往英国的轮船。为了帮助国人开眼界，郭嵩焘一路走着，一路把沿途见闻写成《使西纪行》，寄回总署，以期帮助夜郎自大的国人了解飞速发展的外部世界。
《使西纪行》对各国地理位置、风土人情、议会制度等都进行了介绍，是十分珍贵的资料。可是，此书在国内刊行后，却再次遭到痛骂，“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一致呼吁将郭嵩焘撤职调回，不要让他在外国丢咱们老祖宗的脸了！
好在清廷没有将他召回，郭嵩焘得已抵达英国赴任。保守派不放心让郭嵩焘一个人在英国，便安排了一个叫刘锡鸿的人做他的副手，实质上就是负责监视他的。这个刘锡鸿，虽然人已到国外，但花岗岩脑袋砸碎了也不肯开窍。郭嵩焘在外交事务中很正常的一些言行，在他看来就是大逆不道之举。
有一回，郭嵩焘参观炮台，天气忽然下起了雨，陪同的英国官员便把自己的大衣披在了郭嵩焘身上。这个很友好的动作，在刘锡鸿眼中就有问题了，认为郭嵩焘没有气节，竟然穿洋人的大衣，“即令冻死，亦当不披”。
还有一回，郭嵩焘参加巴西使馆的茶会，当巴西国王入场时，全体人员起立欢迎，郭嵩焘也起立，但刘锡鸿却认为此举有失国体，“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
就这样，刘锡鸿不断地向朝廷打郭嵩焘的小报告，渐渐地，清廷也认为郭嵩焘在英国的言行“有辱国体”，便于1878年8月下令将郭嵩焘和刘锡鸿一同召回，刚刚打开的外交局面，又再次中断了。
通过对中国近代外交事业发展的曲折历程的了解，我们能够强烈感受到大清臣民妄自尊大的夜郎心态是何等严重！如果说在鸦片战争以前有这种心态可以原谅的话，那么在1840年之后，英帝国主义已经用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已经用事实证明了化外之邦远比我们强大，而清朝还保持天朝上国的高等民族心态，就太不可救药了。
在清朝依然妄自尊大的时代，世界发生了哪些变化呢？1493年，哥伦布发现了美州新大陆；1522年，麦哲伦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人类大航海时代拉开序幕，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等即将开始对世界进行殖民征服。1776年，瓦特制造出了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一个崭新的工业时代即将到来。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这个落后的岛国从此走上强国之路，脱亚入欧，并于1894年将清政府打败……
在外部世界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肯醒来，还张口闭口“我大清”，在那里孤芳自赏、自鸣得意，这种心态，焉有不败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