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间谍案”，罗孚从1982年开始，被迫客居京城十一载。那时的他，已过花甲之年，遭此奇劫，不但没有一蹶不振，相反却遍访京城文化前辈，写出许多一手、生动的文章。这些文字，加上罗孚返港之后的作品，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11年结成八卷本的罗孚文集，成为了解晚年罗孚心路的重要资料。著名文学史专家陈子善先生认为，罗孚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知名文化人的书写，也是关于八十年代中国文坛的重要档案。
（罗孚在家中。）
或许，对罗孚来说，晚年的这些文字，更具有救赎的意义。在罗孚儿子罗海雷所写的《我的父亲罗孚》一书中，曾经毫不客气地对罗孚八十年代前的文字进行了严厉的否定，他说，父亲写的所谓“时事评论”，长时间脱离不了一个“左”字，对于大跃进与三年大饥荒，完全没有想到会是政策路线出了问题，反而认为是反对派造谣、苏修的迫害，都是人家错。
接着，罗海雷引用海外媒体当年的评论：“无论多少残民祸国之事，罗孚一律推崇美化”，任何批评内地政策的文章，“必遭罗孚在左报上撰文攻击指责，其用词遣字之恶毒，与文革时红卫兵的大字报十分相似。”罗海雷写作《我的父亲罗孚》，缘起于罗孚年事已高，无法自己执笔去回忆、记录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遂有替父亲撰写回忆录之念。书稿完成后，罗孚看过全文，因此，此书也被看作罗孚的自传。
八卷本以“罗孚文集”命名的书，不收一篇八十年代以前的文章，是罗孚用行动对自己文字生涯的鉴定。
犹记八十年代末，一众《中国青年报》记者来学校做交流讲座，中间，当时的知名记者刘扬讲到，他的同事的父亲，在党的机关报干了一辈子，晚年捧着自己的剪报本，老泪纵横，哽咽着说：“你看看，你看看，哪一篇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这一幕，令人震撼。我清楚地记得，闻听此言，我的老师，一位也在官方新闻机构干到退休的老者，神情痛苦，眼中有泪光闪动。
相比之下，罗孚够明智，更够幸运。人生的下半场，他觉醒了，起而拯救自己的文字，才有了由沈昌文先生促成出版的值得流传的文集。否则，回首一生劳作，收获的只是一堆自己无法面对的虚文浮词、假大空，将会何等荒凉，何等空虚，又何等残酷。
罗孚文集中，我最喜欢读的是《燕山诗话》这一卷，其中的文章，全部写于八十年代。罗孚用诗话这种传统体裁，记录了当日文坛、学界中人所写的一些有意味的旧体诗。他自己说，“我的这些诗话没有什么意义，有意义的是有关的诗篇，也提供了一些诗篇写作的时代背景。”这话的确不是谦虚，《燕山诗话》完全不像传统诗话体裁那样，重视对诗艺的探讨，对诗歌的赏析，罗孚所属意的，是诗歌之后的政治、历史，以及诗歌写作者被政治与历史紧紧缠绕的人生。
由于长于交际，罗孚与北京文坛、知识界交往深入而密切，因此能最快地了解动向，一些前辈的作品尚未付梓，他已先睹为快。比如郑超麟的诗集《玉尹残集》，出版之前他已读过。还有一些诗作，当时未能公开发表，或者发表了局外人也因不知“今典”而无从索解，但消息灵通的罗孚却能给予正解。
比如开篇的《从胡乔木到乔木》，可谓《燕山诗话》中写的最隐晦、婉转的一篇。文中，罗孚先后引了黄苗子、杨宪益的诗，但不经诠释，很难知其三昧。比如杨宪益的这四句诗：“从来客去即茶凉，说理书生怕见枪；举世皆批人性论，羡君先读好文章”，通过罗孚的解读，才知道，是对胡乔木这位八十年代意识形态总管在“清除精神污染”中的做法的讽刺。
罗孚还写过一篇与胡乔木有关的文章，题为《诗人荒芜的悲剧》，也应算诗话类的，但却没有收入《燕山诗话》，而是收入文集中的《北京十年》卷。话说荒芜有两首题画诗《为某公画像》，其一为：“眼已花来耳已聋，脑瓜难免不冬烘。魂销脂粉绮罗里，身老琼楼玉宇中。可笑牛皮非马列，堪怜公子变毛虫。彩油剥尽人争看，特号当今客里空。”第二首是：“从来树大易招风，假药仙丹自不同。遗憾夸夸谈马列，羞人答答扮雷锋。空传西城来天马，不信南阳有卧龙。欲向辕门听《斩子》，谁知《宿店》放曹公。”
某公就是胡乔木，两首诗都尽情嘲讽了其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居，而其实不过是吹牛皮、卖假药而已。诗中的“公子”，指的是胡乔木的儿子胡世英，当年他卷入一场诈骗案，被从住处中搜出好几大袋的钞票，“公子”遂变“毛虫”。本来人们以为应该会有“辕门斩子”的好戏，不料“某公”出来请求宽大，才有了捉而又放的戏码。但是，在诗人看来，马列、雷锋挂在嘴边的“某公”，形象已然破产。
介绍完诗的背景后，罗孚点评说，这两首诗流传刊布的时候，胡乔木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非无权无势。
近年来人们开始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致敬，这个十年已经成为人们怀旧的对象。读了罗孚的如上诗话，你会觉得，这种致敬不是没有道理的。
《玉尹老人狱中诗》是《燕山诗话》的压轴之作，这篇长文，是较早介绍郑超麟诗作的文章。郑超麟是中国托派中仅次于陈独秀的第二号人物，终其一生，在国民党统治下坐过七年牢，在共产党时期坐过二十七年牢。罗孚读的是郑超麟诗的抄本，可谓郑超麟的知音之一。
郑超麟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在狱中作诗，以打发枯燥的铁窗岁月。虽然起步晚，但成就可观。可惜他的大量诗作都在狱中被抄走了，留下来的都是后来凭记忆写下来的。请看他的《咏史》诗中的两首：
秦相专权乏远图，锄除异己杀无辜。
生前纵保崇高位，死后难逃斧钺诛。
平民伐罪起蒿莱，一将功成万骨埋。
未见黎民登衽席，但闻新贵筑楼台。
诗所表达的，是对专制政治的审判，是对异化的革命政治的沉痛反思。这种铁窗里孕育的诗篇，闪耀着人类高贵的独立思考精神。罗孚赞郑超麟为“大有‘固执’精神的老人”，信非虚语。
罗孚本人亦能诗。他在赠聂绀弩的诗中，有“尚有文章惊草木，更将诗句写肝肠”之语，称许聂绀弩历经磨难而诗心不灭。对于经历了大半生狂热、虚假，晚年才觉醒的罗孚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作者：章诗依，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