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6日，清明节后一天，晚上八点多，资江之滨的一座小县城，骤雨初歇。
新邵八中1989年届文科班毕业25周年的同学聚会已经散了，县城的几位同学把曾老师、罗老师护送回家。我和向东兄、文辉兄、宁瑾兄，相约夜游饭店后面的赛双清公园。
公园建在临江的一块巨崖上，崖上树木葱茏，高处有亭翼然。资江遇到巨崖拐了一个急弯，崖下是深不可测、曾令船夫闻之色变的井口潭，江水在此激流回旋。而今下游不远处修了水坝，水面上升，石崖没有了昔日的伟岸险峻，旋流亦被如镜水面所代替。
这是我们读高中时常常登临的地方，沿途没有灯光，我们也能摸黑前行。以前是野去处，现在有了围墙，也多了一座法华寺和一尊巨大的观音立像。在亭上，我们四人伫立良久。脚底下的资江水倒映着两岸的灯火，波光粼粼，空气中弥漫着好闻的香樟树味道。想起了贺知章的两句诗“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但我知道，今日资水之波已非昔日资水之波，我们的青春岁月已经随着滔滔江水，不知流逝到哪里去了。
在亭上我们说起自己的近况，大伙还算满意。宁瑾兄问我，你还记得那年高考结束后去你屋里的事么，坐客车到了新田铺镇，我们再步行20里地天断黑才走到你家。我说当然记得。那一路经过茂密的森林、田垄间的石板路，还有僻静的山村和石马江上的踏水石桥。你这个县城伢子很久没有走过那么远的路吧。
我和宁瑾兄都在1989年夏天考上了大学，我远去西北，他考入了湘西的吉首大学。他大学毕业后曾回到本县一所中学教书，然后再考入母校的硕士研究生。前些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读博士，拿到博士学位后回到吉首大学，现在是文学与传播学院的副教授。他在北京读博士时，我俩常联系。而另两位老兄，分别25年后直到今日才见面。
文辉兄是县城长大的，当年报考了美术专业。我记得那年春夏之交，他出去参加专业考试，去北京转了一圈，回来后已近7月。他绘神绘色地给我们讲述一路所见所闻，我们这些小地方的伢子，都睁大眼很仰慕地望着他。讲完见闻后，他掏出一包“中南海”烟，一人发了一支，说“抽掉它”。——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香烟牌子，后来居京多年，每每看到这个牌子的香烟，倍感亲切。他那年高考败北，然后进了县卫生局做事，慢慢地转为公务员。他的孩子去年考上了长沙理工大学，岁月没有改变他说话的腔调，还是那样诙谐加点刻薄。
向东兄和我一样，1989那年也是复读生，只是没有我幸运。他那年差了8分而落第，因为家境贫穷没能再次复读，回家当了农民。说起往事，他还不无遗憾，说如果不是那年的政治风波国家压缩招生，他可能就考上了。向东兄所在的乡镇民营经济较发达，他现在开了一个超市维持一家生计。说起孩子，他显得很兴奋。他大儿子在中南大学读大三，念的是三一重工老总梁稳根当年所读的专业，成绩很好；小儿子在读初三。“我这小崽人很聪明，但恼火的是没有他哥哥那样用功。”两个孩子一年的花费大约三万多元。他说：“经济上是有压力，但只要孩子有点出息，再苦再累也甘心。”
这次相聚缘起去年清明节后几位同学去探望曾老师。
那次我和在北京做一家投资公司做副总裁的远兄、在老家做县宣传部副部长的朝朝来到曾老师家。86岁的曾老师精神很好，头脑很清晰。可惜的是当年对我们非常好的师母李老师已经故去，接待我们是曾老师后娶的一位老伴。
远兄和我是一个乡镇的，他曾对我说过，曾老师对我俩是有殊恩的，他改变了我俩的命运。我1988年在另一所县里高中毕业，那年高考差录取线四十多分，经人介绍来八中报名复读。那几年八中高考成绩很好，想来复读的学子太多，校教导主任拒绝了我，走投无路的我在一位女同学带领下去求班主任曾老师。曾老师当时已经退休返聘，他被我的真诚打动，留下了我。——教导主任当然得给他这个面子。远兄那年也是复读，但在1989年仍然落第。他的父亲决定不再送他复读了，曾老师听说后走到他家向他父亲求情，说这样的孩子，只差一点点考上大学，现在放弃了太可惜了。远兄的父亲被曾老师感动，决定再送他复读一年。后来远兄考上了上海财经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前几年所在的投资公司总部迁到北京，作为高管的他也就由沪赴京了。
学生来看望，曾老师当然十分高兴。谈兴很高的他突然提议：明年是你们毕业25年，你们能不能聚一次会呀？趁着清明节，大家都回来。谁来牵这个头？你们再不聚，我可能看不到你们了。朝朝说，应该聚呀。可是我没有这样的号召力，你们在北京、深圳、长沙的同学倡议吧？我们在县里的同学做好会务。
我当时以为这仅仅是一次提议，说了也就说了。没想到远兄真把它当成一件大事来做。同学在省外的，广东最多，只要在广东的多数同学赞成，这事十有八九能成。他和深圳的风波兄联系后，这位特别热心的老兄立刻四处串联，寻找失去联系的老同学，一一发通知。
对聚会我却并不热心，最重要的原因我一直把自己看成那个班的过客。那是一个超级大的班，最高峰人数达到79人。一小半的同学是八中的应届班学生，主要是县城和县城周边的孩子；一大半是本校或其他高中的落第生插班复读。我就是这样的情况。县城长大的应届生多数家境较好，不少人父母有一官半职。他们单纯，生活条件较我们这些复读生好，在我眼里是“城里人”，但多数自知考大学无望，自己形成了一个圈子。
那年月，应届高中毕业生比例很小。我们这些复读生彼此同病相怜，但又根据以前所读的高中分亲疏，如来自三中的、七中的、四中的、五中的各有小圈子。我在复读的一年中，来往最密切的却不是一起度过3年的原三中同学，而是来自其他高中的宁瑾兄、晓斌兄、凤腾兄、哈滨兄、映辉兄等人。我和这些人相互砥砺，希望能在1989年的高考中打个翻身仗，和班上的应届生，则几乎没什么交往，对他们隐隐有一种愧意。老师把升学的希望几乎都寄托在我们这些复读生身上，我们来这个班，是挤占了应届生的空间。因此，直到高考，有些同学的面貌我还记不清楚。
以深圳那位热心的风波兄为例。1988年9月我到八中复读，他在那年冬天就当兵去了。两人同学也就几个月。他后来进了驻港部队，入党提干，转业在深圳市某基层政府。有一年我去深圳出差，曾老师正好住在他在深圳工作的小女儿家中，我和一些在深圳的同学相约去看曾老师。风波兄来了，很热心地和我握手，大大咧咧地说：我当时不怎么读书，喜欢在街上混，和人打架，你可能记不得我了。
（惟有亭下资江水 春风不改旧时波）
可我没想到，这毕业25年的聚会不但成了，而且来了41位同学。一大半来自广东、北京、长沙、湘潭等外地。
我们这个班同学，年龄基本上分布在1969年至1972年。朝朝是1989年考上的惟一应届生，全班同学中她的年龄较小。大专毕业后她回到了本县，很快结婚生子。现在她儿子在上海交通大学读大三。聚会时后她笑我：你儿子那么小呀！我再过几年要当奶奶了。
分别25年后能聚在一起，我们这些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生的中年人非常激动。远兄等人他们为相聚制作的15分钟视频在会议室播放时，看到毕业照上那一张张充满朝气的脸，同学们一片唏嘘。合影中教我们英语的陈老师，当年还是一头浓密的黑发，帅气而时髦。他后来去了深圳一所学校任教。此番前来，看到两鬓斑白的他，我都不敢相认了。尤其让我感慨的是语文老师罗老。我在《进城走了十八年》中如此描述当年的他：
“声音洪亮，有名士气，和曾老师一样喜欢我。上课时，拿着一杆收音机天线做的教鞭，在黑板上指指点点。有时，拍着自己的大肚皮，捋一下连鬓胡，说自己和苏东坡一样，一肚子不合时宜。”现在的罗老师，变得慈眉善目，齿落发疏，身体枯瘦，说话细声细气。岁月无情，由此可见。
视频中有一章“我们还失去了他”，放到此时，在座者全体无言。视频中的这位同学的头像也在央电视台上播放过，他叫李映辉，毕业照上，他站在我的右边。那年他从四中过来复读，他的姐姐和我的姐姐是同一个卫生院的同事，因此我俩交往较多。1989年他考上了一所大专，毕业回到本县。2005年夏天他所在的乡山洪暴发，作为乡党委副书记的他组织村民撤退，被山洪卷走，以身殉职。毕业照上站在我左边的是谢同学，我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那年他没考上大学，第二年当兵去了陕西，后来在部队考上南京的一所军校，军校毕业后分配到青海某地。升迁到副团职后转业回到了老家。
分析我们这个班的同学25年来走过的路，不能不说我们这代人——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初出生的一代人，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幸运一代。从高中毕业到今天，我们人到中年，所走过的四分之一个世纪，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少有的社会还算稳定、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
我们这些人——包括县城长大当时被我视为“城里人”的同学，都算是不折不扣的“小地方的人”，是在社会的底层长大的。今天，大多数人的处境还算不错，最主要的原因应当是：我们这代人进入社会后，中国正在往前走，机会多，而且整个社会竞争还算公平，社会各阶层尚未固化，“拼爹”时代没有到来。
我所在的这个高中毕业班的同学，基本上分这几类：
一、当年或再通过复读考上了不错的大学。这些人现在基本上成为所在单位的骨干，从事着金融、法律、文化、传媒等职业，或者是做机关公务员，生活在北京、广州、深圳、长沙等大城市。这些人几乎都是农村出来的（县城长大的都很少）。这些人毕业时，在大都市可以说举目无亲。拜当时社会还算公平之福，找工作很顺利，到了大城市还不需要做房奴，在职场上靠本事和人竞争。
二、考上大专或中专（我们那时高中毕业还能考两年制中专），毕业后多回到老家。有些人通过进修拿到本科文凭，远走深圳、广州或江浙沿海，多从事教育工作，日子平平稳稳。留在本地的多在县法院、政府委办局、镇政府、银行或学校工作，有些人当了个小官，比如局长、镇长等等，算得上本地的成功人士。此次聚会，这些人出力甚多。
三、当兵考上军校成为军官，多年后转业成为公务员。
四、没考上大学，早早下海做生意。多数人做着能维持一家生活的小生意，有几个人因为机会好，或有相当的人脉关系，生意做得不错，如有人在房地产大潮中成为家资丰饶的房地产老板。
五、回家当农民。这些人中有人南下打工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回家开个小店，盖一栋大房子。当然也有一两位同学因为命运多舛，生活比较艰难。
一个小地方的高中毕业班，分别25年后再相聚，大多数同学的状况不错，这是因为我们赶上了不错的时代。今天一个小地方的高中毕业班学生，他们25年后再相聚，会怎么样呢？这个国家，将给他们一种什么样的竞争环境？
作者：十年砍柴 李勇，曾栖身于北京某上市公司、国家某部委，1999年国务院机构精简分流到《法制日报》，2008年10月入语文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