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社会精英的产生路径来看，世袭的富人成不了精英，精英都是在开放社会竞争产生的。富人留给后代以财富不如留给他积极健康的价值观。
近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比尔盖茨的文章，网络媒体在转载这则文章时，标题大都改成了《投资穷人更有意义》。文章中，盖茨言辞恳切，他告诉中国企业家们，“为穷人投资所获得的回报，和在商业领域取得的成功一样精彩，甚至更有意义”。
每每提到盖茨，我们不仅会想到他一手缔造的划时代的微软公司，更会想到他的慈善事业。他与夫人美琳达·盖茨一起创办了慈善组织比尔与美琳达·盖茨基金会，在为贫穷学生提供奖学金、艾滋病、疟疾与肺结核防治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盖茨如此，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亦如此。卡耐基留下的那句“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更是触达了企业家的灵魂。放下妄欲，放下贪念，热心公益，这已经成为很多企业家的终极追求。
不做财富的守财奴，对于企业家和富人来说，这是一种美德。财富可以集中，但很难隔代垄断。据美国布鲁克林家族企业学院研究，约有70%的家族企业未能传到下一代。美国麦肯锡咨询公司的研究结果也差不多：所有家族企业中，只有15%的企业能延续三代以上。专家还指出，具体到中国，情况更糟，三代可能要改为两代。
透视中国的富人阶层，第一代创富者具有累积财富的基本要素及个人奋斗动力，即使偶然挥霍也具有自然的道德反省能力，以维护来之不易的财富。“富二代”由于与创富者生活环境完全不同，尤其是创富者往往给予了他们远超社会常规的优越生活条件，一个自我优越感极突出的孩子，他是否有能力和魄力担当继富重任呢？回答多是否定的。况且，按照社会精英的产生路径来看，世袭的富人成不了精英，精英都是在开放社会竞争产生的。
正因如此，富人留给后代以财富不如留给他积极健康的价值观。而对整个社会而言，个人脱离家庭越早，家庭的财富、地位对个人成功的影响越小，社会平等度和流动性都会因此增加。
各种各样的理由都在劝导企业家和富人们多多行善。当然，对于企业来说，它首要的责任是保持利润以维持企业正常运转。投身慈善算不算责任，于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这一点还不能妄下结论。无论比尔盖茨如何恳切，“投资穷人”也只是一种价值倡导，而不能成为强制手段。
有意思的是，当舆论围观比尔盖茨“投资穷人”时，我注意到多数舆论都将“投资穷人”和公益慈善完全划上了等号。既然是“投资”，那么一定是有回报的，无论投资的对象是“穷人”还是“富人”。所以，在我看来，“投资穷人”不是捐献多少钱那么简单。捐钱慈善，这是简单意义上的慈善，它不求回报，只是单向度的公益。而“投资穷人”不是“授人以鱼”，而是“授人以渔”。授人以鱼是一次性的，但授人以渔确是长期可持续的。真正对穷人的帮助，不是简单地给他捐献一些钱，而应是教会他如何挣钱。在教穷人挣钱的过程中，企业也可以从中获利。从这个层面看，“投资穷人”不仅仅需要企业家观念的更新改变，更需要社会制度的扶持。
当然，投资穷人和投资富人，企业家带来的收益有着很大区别。所以，“投资穷人”也需要智慧和勇气，以及胆识。但用比尔盖茨的话说，“为穷人投资，是有效改善不平等的强大力量。”穷人为什么穷，是他们缺少改善自身条件的力量和机会，这种力量不是单向度的慈善捐献就可以改变的。通过企业家的项目投资以及为穷人提供的种种机会，当穷人的社会地位及境遇有所改观时，社会的不平等才会有所缓解。
李嘉诚也说过，“强者特别要学习聆听弱者无声的呐喊，没有怜悯心的强者，不外是个庸俗匹夫。”企业家“投资穷人”的前提条件是首先有一颗慈善怜悯的心。我赞成企业家投资穷人的价值倡导，但不赞成舆论把“投资穷人”和单纯的公益慈善划上等号。投资穷人，企业家也完全可以逐利，这并不会为他的道德形象打折扣。
作者：陈方 专栏作者，资深评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