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凶猛。
进入五月的第一天，台湾传来噩耗——诗人周梦蝶过身；没想到第二天，香港传也来令人意想不到的消息——报人罗孚去世。接踵而来的讣闻，实在令人难以接受。尤其是罗孚，作为传媒工作者，谁人不知其大名？然而，罗孚绝不是一位简单的报人，是作家，又是作家的伯乐，更是“统战高手”，这才是最难得的。
说实话，目之所及，其实能够称得上作家的传媒人是不多的，文笔好的也不多。不少传媒人，都是靠资源、人脉上位，写的东西经过时间历练，大多总被雨打风吹去。只有凤毛麟角，例如早前从《苹果日报》荣休的散文家董桥，是很可以称得上亦报人亦作家的角色。罗孚也可称得上一位，其《西窗小品》、《北京十年》等书都值得一读，而他却正是很早就写过文章，向内地介绍董桥的人。
1989年4月，应著名的《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先生之邀，罗孚用笔名“柳苏”写了一篇《你一定要看董桥》，旋即在内地掀起一股“董桥热”，可谓一直热到今天。那时候，内地还没有多少人知道董桥，更加难以想象香港有这样好的散文家。
而且，罗孚文章还写道董桥不仅散文写得好，同时董桥也是藏书家，对马克思主义也很精通等等，简直是全方位的人才，并且那时候董桥才不过区区47岁而已。至为重要的是，罗孚在文末点出这样一种观念：“董桥的散文不仅证明香港有文学，有精致的文学，香港文学不乏上乘之作，不全是‘块块框框’的杂文、散文。他使人想起余光中、陈之藩……他们大约只能算半香港或几分之几的香港吧。董桥可以说就是香港。”以此来说明，董桥对香港的重要性。
罗孚是很爱香港的，或许可以这么说，他为香港正名。
2009年时，罗孚接受内地记者李怀宇采访，解释爲什麽会《读书》上写《你一定要读董桥》这篇文章：“董桥当年在伦敦的时候，我找他写过伦敦一些小事，写了几篇他就写不下去了。后来我到北京之后反过来替他写一个专栏，叫‘燕山诗话’，在《明报月刊》登的。当时看董桥的文章看得比较多，他的风格比较突出。不过我觉得近年他写文章的路越走越窄，都是写些古董什么的，他说他不想继续写给年轻人看的东西。”
罗孚又说：“主要是因为当时人家认为香港是文化沙漠，我的意思就是你们看董桥嘛，还能说是文化沙漠吗？！意思是你要看全面的东西才能了解香港的文化情况、文学情况。”他很直截了当地指出：“香港有金庸当然是不凡了，但是除了金庸未尝没有别的东西。”是的，不知什麽时候开始，香港文化被几个简单的符号所代表——而香港显然没有这么简单。
谈及金庸和罗孚的关系，2010年已故香港文坛前辈方宽烈出版过一本着作：《香港文坛往事》。书中有一篇名叫《香港文艺界奇人——陈公哲》的文章，其中略为提及罗孚：“陈公哲又编撰一册《精武观之吴陈比武》详细记述太极派吴公义，白鹤派陈克夫，两位宗师在澳门新花园比武的经过，这事当年相当轰动，加上这书的渲染，港澳人士几乎没人不知，罗孚那时在香港《新晚报》任总编辑，见这情形，马上叫副刊编辑查良镛和陈文统各自撰写武侠小说。陈首先用‘梁羽生’笔名撰写《龙虎斗京华》，跟着查良镛用‘金庸’笔名写《书剑恩仇录》，分别在《新晚报》、《大公报》连载，读者反应不错，销量大增，后来竟造成金大侠在文学界的崇高地位，梁羽生亦成为当代著名文学家，这册《吴陈比赛》应居其功。这书主要的几章是：1，吴陈比武之起因，2，新光楼头之签约，3，事前设法之劝阻，4，社会反感之公论，5，预测决斗之结果，6，比武场面之纪实，7，吴陈斗后之检讨。”这篇文章虽然是以写陈公哲为主，但罗孚点到了金庸和罗孚。
实际上，当时罗孚是《大公报》的副主编，也是该报旗下《新晚报》的主编。那年的武林盛事，确实闹得很大。当时摄像技术虽不发达，但吴陈二人的比武却有影像为证（今日仍可上网看到），足见重要性。上年纪的香港人、澳门人，不少还记得这件事。而罗孚一方面极为敏感，立刻趁热打铁请人写武侠小说；一方面慧眼识金，叫了金庸和梁羽生两人去执笔——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应该说，没有人想到后来金庸竟然能够凭借武侠小说成为“文坛霸主”，更加不会想到金庸及成了很多人心中等同于香港的文化符号。所以到了1989年，罗孚才要浓墨重彩地推介董桥的散文。只可惜，对香港的简化后来似乎愈演愈烈。
和大量南来的文人一样，罗孚也是心怀大中国之人，他一生的志业，都是推动整个中国朝向更加文明进步的方向前进——香港之于南来文人者，暂栖之地罢了。
（上图左起：方宽烈、卢青云、罗孚、慕容羽军——翻拍自《香港文坛往事》）
1921年出生于广西桂林的罗孚，中学毕业即加入《大公报》工作。不久之后《大公报》转去重庆，罗孚也去了重庆。再后来接受任务，到香港继续工作，后半生大部份时间都留在香港。罗孚是众所周知的中共党员，也是无人不晓的“统战高手”。论人脉，香江几乎无出其右者，无论大事小情，他都能搞定。
香港专栏作者许礼平有篇小文《雾里看花说罗孚》，其中提到一个细节，很能看出罗孚的神通广大：
“记得港穗直通车开通不久，一票难求，但一托罗公，立即办妥。谢稚柳访问香港中文大学，有事需延期留港，那个年头，要邀请单位中大发函申述延期理由，再向新华社（即今之中联办）申报，又要经谢公所属单位上海博物馆和上博的主管机构文化厅同意，还有人民入境事务处等等一连串麻烦事务，让谢公头痛，但我领着谢公上《大公报》找到罗公，一切都好办。罗公又乐意助人。怪不得能交这么多朋友，端的是共产党统战高手。”可窥一斑。
恐怕谁也不会否认，香港对于整个中国来说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否则，周恩来也不会几次三番地强调不宜过早收回香港的理由。然而，罗孚却不像有些南来文人那样，觉得香港有“义务”推进中国的进步，甚至认为为了整个中国，牺牲香港是不那么重要的一件事。罗孚一直都有反求诸己，感觉他在香港住的时间越久，就越爱上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1967年，香港发生过著名的“六七暴动”，罗孚是为数不多敢于站出来向全港市民致歉的左派。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即便罗孚有官方身份，他仍然获得不少香港民主派的尊敬。罗孚去世之后，香港记者协会第一时间表示哀悼，称他有着“承担及面对错误的勇气。”
1983年之后，罗孚在北京“闲居”了十年。对于导致这十年的原因，至今仍有很多种说法，并无定论。我们只知道罗孚公开的罪名是“间谍”，而且和美国有关。2011年，香港书展上有一本畅销书，叫《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作者是罗孚的儿子罗海雷，该书后来还获得了当年的“香港书奖”。书中提到不少小故事，让我们知道在香港从事统战工作的不易。
例如，1969年美国阿波罗号宇宙飞船登月成功，这是全人类的一件大事。罗孚准备将此事作为头条前报道，只保留大标题，头条留给其他新闻，以免过于突出美国。然而即便如此谨小慎微，第二天仍然受到外交部的电报，指责罗孚丧失立场——这是罕有的严厉批评。
不久后，中美开始乒乓外交，中美关系开始缓和，基辛格秘密访中、尼克松访华、中美正式建交……罗孚接到新的任务，就是对美工作。他曾于1971年组织“北美第一团”访问北京，但听闻这也招来非议。罗海雷说，当时有人闲言碎语：“罗孚不会英文，却负责对美工作。”
据说，罗孚晚年不太喜欢说自己的故事，尤其是涉及别人的事。他的理由是：身为报人的操守——不少当事人已经过身，事后说他们的故事有点不厚道。但是，罗孚三缄其口的理由大概没有这么简单。毕竟，一个这么重要的人物，在其位上知道太多事情，说或不说，都很为难。随着罗孚离世，很多真相恐怕在无人知。也有可能不少笔墨官司，即将甚嚣尘上。树欲静而风不止，多少身后事，留与后人说。
作者：许骥，写作者，著有《同胞，请淡定》《书评人可以歇歇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