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七十年前的今天（1644年4月25日），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城，崇祯帝在景山的大槐树下自缢身亡，史称“甲申之变”。
三百年后（1944年），郭沫若先生发表了可能是整个现代史上最著名的一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开篇就是“甲申轮到它的第五个周期，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
《甲申三百年祭》在今天成为一篇仍被不断重温的名文，理由自然是与所谓李自成先胜后败的“历史启示”有关，即所谓毛泽东曾说的，“我们不能学李自成”，“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对于《甲申三百年祭》的此种“历史启示”功能，似乎是这个时代我们谈到郭沫若这篇名文时唯一会去说的老生常谈，今日暂且搁下。我想强调的是，如果回到《甲申三百年祭》发表的前后的历史情境，你会发现，这就是国共政争背景下的一场“影射史学”大战。
没错，《甲申三百年祭》就是一篇影射史学的史论，如果它不是，可能当下任何文字都无颜自称影射史学了。
（1964年，郭沫若与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
在《甲申三百年祭》的“影射世界”中，大明王朝就是国民政府，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就是中共，而大清朝就是同为侵略者的日本；对应到人的话，“三百年前”自缢的崇祯就是蒋介石，而李自成自然就是“失败版”的毛泽东，吴三桂就是汪精卫。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影射最直接的文字可能就是，“（崇祯）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注意，崇祯当了17年皇帝，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从1927年到文章发表的1944年，也恰好是17年。影射的如此明显，明明这就是指着鼻子骂么。
不过，公允的说，这场“影射史学”大战的发动者并不是郭沫若，而是蒋介石自己。或者说，是国民党一方“率先”将明末清初“影射”成抗战年代的。
在《甲申三百年祭》的前一年（1943年），蒋介石出版了著名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书中一开始就将清朝入主中原的原因归结为“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闯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之下，竟以覆灭”。自然，蒋介石扯历史也不是无缘无故的，他的“影射”也非常明显，现在的国民政府也面临着流寇（共产党）与清兵（日军）的“内外交侵”。
蒋介石这么影射自然也是有底气的，钱穆、傅斯年和李光涛等历史学家都有过“前科”。比如钱穆早在1940年就在《国史大纲》中再清楚不过地说道：“其时对流寇常以议抚误兵机，对满洲又因格于廷议不得言和，遂至亡国。若先和满，一意剿寇，尚可救。”在当时，钱穆的这个说法一再被指为向蒋介石“献策”，惋惜国民党未能将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国策贯彻到底。
对于此种影射式的进攻，热爱历史的毛泽东显然不会善罢甘休。正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部署，1944年1月，翦伯赞、乔冠华等人在郭沫若的重庆寓所聚会，决定借甲申三百年这个再合适不过的时机，向蒋介石反击。而最后商定下来的开炮人，就是郭沫若。
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于《新华日报》，连载三天。发表当日，还有署名宗顾的《三百年前》一文作配合，总之基调也是褒李自成，贬崇祯。
国民党的反击也随之而至。3月24日，蒋介石的文胆陶希圣（《中国之命运》的执笔者）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题为《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文章的火力异常凶猛，直指“郭沫若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郭沫若今天把流寇夸扬为革命，把策应敌寇，断送国家，灭亡民族的流寇夸扬为革命，这不但是民族主义的羞辱，并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玷污”；“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可以颠覆明朝，却不能动摇三民主义的革命党和政府”。
4月13日，《中央日报》又发表了《论责任心》的社论，责难郭沫若是“对国家和政治没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渲染着亡国的怨望和牢骚”。
我个人认为最火爆的一篇文章是号称国民党反共理论权威叶青的长文《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平议》，直接指出郭沫若此文是“特利用明亡底历史事件来作材料，而妄想以明朝隐射国民政府”；“这篇文章与共产党的宣传十分相合。共产党要反对政府，这篇文章就尽量指责明朝，企图唤起人民底联想作用”。收入该文的《〈甲申三百年祭〉风雨六十年》一书更猛，竟然这篇文章那么那么劲爆的结尾也没删掉，“日寇大兵压境，政府竭力抗战已将满七年，陕北自称‘农民运动领袖”的人必须认真悬崖勒马，以促成真正的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切勿口是心非，致蹈明末陕北农民运动领袖之覆辙，害国家，害自己，徒作民族的罪人！”
群起而攻之之下，4月15日，中共中央在重庆的机关刊物《群众》第9卷第7期上也刊载了一组纪念明王朝灭亡的文章作为回击，其中最有名的几篇是柳亚子的《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翦伯赞的《桃花扇底看南朝》、鲁西良的《明末的政治风气》。
可以这么说，当时国共之间的这场影射史学大战在立论基础和逻辑上是同出一辙的，也就是都将明末清初作为影射现实的对象。而双方的一大交锋所在是“谁应该为清朝（日本）入主中原承担历史责任”。国民党的观点显然是“李自成”为罪魁祸首；而共产党则是“崇祯”，因此郭沫若在文中就称崇祯为“种族罪人”。
明亡之后几百年间，学术界对于崇祯的评价在大多数时候基本上是延续着崇祯自杀前的“朕非亡国之君”的基调。比如《明史》就有“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说法；孟森先生在《明史讲义》中说“熹宗，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而在万历之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樊树志先生在《崇祯传》中的主题也是“一个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褒崇祯”则相应的就要“贬李闯”。上面所说的叶青一文中就断言，“郭沫若说崇祯是民族罪人，其实错误。崇祯亡于李自成，李自成亡于满清。所以说李自成才是民族底罪人”，“李自成变成了为满清开辟来路的另一吴三桂，客观上的吴三桂”。由此，叶青将攻击对象扩展至所有的“内乱”，“外患严重时期底农民运动是引起内乱，消耗国家力量，陷民族于危险境地的，在客观上有汉奸作用，而于它自己亦无补益处”。
有一点是明确的，当国共双方为了这段历史，为了崇祯与李自成的谁是谁非大打笔仗时，他们关注的自然不是历史，而是现实，争夺着道德制高点。
回过头来看，如果将国民党、共产党和日本比作明朝、闯军和清朝三大势力的话，一个最大的不同在于，国共是携手抗日的，而明朝和李自成却从未“一致对外”过。事实上，崇祯当年并未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反而一度想对闯军采取“抚”的政策，用樊树志先生的说法就是，崇祯的“内心深处仍是攘外重于安内”。而李自成显然全无所谓的“民族大义”，反倒多次利用明军被清军牵制的机会一次次的东山再起。可以很肯定的说，如果没有关外的清军，李自成根本不可能有做大更别说攻占北京的机会。而在清军方面，也很有策略地盯着明朝政府打，在实质上也在利用着闯军牵制明军，用陶希圣在回忆录《潮流与点滴》中的说法，“清军入关，只打明朝的国军，不打李闯的寇军”。
从这个角度来说，李自成显然没有中共高明，不知“统一战线”为何物，不知顺势而为；而日本人显然也没有大清高明，不知拉谁打谁。
回到《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历史的吊诡在于，在陷入了1944年的巨大争议和论战之后，《甲申三百年祭》和郭沫若一起在建国前后成为了“历史启示”和“国师”，但在1980年代，《甲申三百年祭》又经历了一次规模同样浩大的论争。1981年年初，著名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先生发表了《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基本上是全盘否定了这篇名文。
当然，姚雪垠不敢或许也不会攻击《甲申三百年祭》的“思想倾向”，而是在学术上将该书批为“在匆忙中赶写成的，不是严肃的历史科学著作”，“代表一种不严肃的学风”，“史学著作是科学著作，不能同政治宣传品混为一谈”，总之是指出了郭沫若在文中的一系列史学硬伤，批评这篇文章的意识形态之作。说实话，我们见多了历史学家批历史小说家“不严肃”，但当一个小说家如此批评一位历史学家时，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是，姚雪垠先生在文中提到了自己在“文革”期间在“难友”面前批评了几句《甲申三百年祭》，谁知却遭到了对方声色俱厉的批评：“郭老是党中央委员，《甲申三百年祭》是毛主席肯定的，你有不同意见就是反党！反党！”
所幸，在这个时代，对于郭沫若，对于崇祯，对于李自成，我们或许都可以有不同意见。
作者：张明扬 书评人，《上海书评》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