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交代一下，这篇文章实则是因侯虹斌老师的《中国男人为什么这么丑》而写。十几天前读到，感想颇多，只是犯懒，没有立即写出，遂作罢。这两天看到李小文院士的新闻，正好又有了由头，不妨把上次没说的话说出来。
新闻说，中科院院士李小文“衣着特别走红，被称‘扫地僧’”。怎么特别法？蓄着胡子、一身黑衣、黑布鞋、没穿袜子，坐在小竹椅子上，操一口带有浓重四川口音的普通话——我用符合日常生活习惯的说法表述：像个老农民。
要说帅，李小文肯定是比不上史景迁的。侯老师这样形容史景迁：“雪白的头发雪白的胡子，在光影中凝视着幻灯屏幕上的中国古碑拓片，那专注的神情仿佛有圣洁的光，简直能让花痴女流口水啊。”而中国的中年男性学者和作家，则大多是“任由自己油头垢面、挺着怀胎六七个月的大肚子，穿着城乡结合部的不合身老头衫，脚踩一双一百年没有擦过油的皮鞋”——老实说，除了胖瘦有别之外，李小文院士的造型比这更土，更惨，更丑。想必更不入高人法眼。
（中国科学院院士，遥感专家李小文。）
不过转念一想，未必。用另一个角度来看，李小文院士的相貌衣着可以称得上骨格清奇、青衫落拓。这其中角度的变换之妙，可以从陈丹青的《笑谈大先生》一文尽见其妙。他写周作人被公审时的样子，“他穿件干净的长衫，瘦得一点点小，可是那样的置之度外、斯文通脱”，“我们可能有资格看不起汉奸，却不见得有资格看不起他们的样子”；而“文革”后的胡风、聂甘弩、丁玲、肖军呢？“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全都坍塌了，无一例外地被扭曲了”，“忍心说句不敬的话，那种模样，还不如丑陋，还不如法庭刑场上的汉奸们，至少保留了相貌上一点最后的尊严”。
陈丹青文章写得好吗？好，而且我觉得从相貌入手谈鲁迅、周作人，先别管他谈得对不对，至少挺新鲜的。但你得承认那是出于为文的需要，我并不觉得有多少合理性。《大家》专栏在我看来，是个说理的地方，就得把道理说清楚。说中国男人丑，我觉得逻辑有点乱，就像说胡风、聂甘弩、丁玲、肖军在相貌上就比陈公博、林伯生、丁墨村、诸民谊差远了，是说不过去的。
侯老师说中国男人丑，是因为他们“压根不打算在外形上取悦女性”，而女性则有“个高肤白貌美，细腰大胸长腿”的社会压力。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任何生物都会去取悦异性，以实现获得交配机会从而繁殖后代的目的，侯老师说那种没有取悦异性压力的男人，是因为他们“略微有点权势有点金钱”，就不再需要那么在意外形。我不知道令侯老师反感的是他们拥有了足以让他们不必在意外形的资源，还是他们在拥有这些资源之后竟然不再注意修饰他们的外形了？如果是后者，假设那些男人很体贴地打扮起自己来，那会不会减轻侯老师的不平？如果是前者，那这个话题究竟和男人的外表还有多少关联度？
你跟他说长相，他跟你说体型；你跟他说体型，他跟你说气质；你跟他说气质，他跟你说人格；你跟他说人格，说不定他就要跟你说历史地位了。也就是说，评判外表的标准无一定之规，只掌握在愿意对它说三道四的人手里。
我记起两年前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不少人哀叹我们的文学大师怎么是个秃顶胖子怎么看上去脑满肠肥怎么就那么拿不出手。我还记起当某些人长得好穿得好就赢来无数人盛赞代表了大国形象。看来，我们还是住在一个习惯以貌取人的国家。既然像侯老师这样的有识之士对女性在外表上所担负的社会压力表示不满，那么我们要做的应该是解放这种压力，而不是要求男性也承担类似的压力。
写到这里，我应该为自己在这篇文章里拉李小文院士来做论据，轻佻地评论一位老人的长相表示歉意。我是个不愿意妄自评议别人长相的人。当对象不是演员或模特的时候，我总觉得这种行为是一种不得体的冒犯，即使是在赞美。其实连陈丹青自己都这么说了，“不论有罪无罪，一个人的相貌是无辜的”，那么无论对男人还是女人，我们不妨去谈那些他们自己能够控制的方面为好。说到这里，又想起一句心灵鸡汤式的格言：男人到了四十岁就应该对自己的相貌负责。据说这是林肯说的，我想，除非去韩国做整容手术，否则到了四十岁我还是不知道如何对我的相貌负责。
来源：腾讯
作者：桥东里，媒体人，书评人，尤其喜好类型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