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族第四次修订的族谱；作者供图）
我在北京回湖南的途中，接到家乡所在的镇党委书记的电话，说清明节期间，他备一杯薄酒，请我务必出席。而且他强调，这顿酒他没请其他从外地回来的官员，而是请了三位本乡的读书人。
本邑包括本乡镇在外谋事者甚多，其中不乏高官与巨贾。我飘零在外二十余载，仍是一介布衣。我懂得乡里人评价出去的人是否成功，不外乎两点：当官或是发财。因此多年来都是静悄悄地回家，静悄悄地离乡，不敢惊动当地官员。大约七年前前，本乡镇调来一位张姓书记，小我三岁，好读书。初中时为了早点吃国家粮考上中专（这些早慧的农家孩子被我称为“早割的一茬庄稼”），在乡间奋斗二十余年，慢慢地升迁为掌管一个5万余人的乡镇的基层主官。他在网上读过我许多的文字，也常留意我的微博，加了我的微信。所以，我只要微信上提到回乡，他一定知道。去年这位张书记调到县城，又把我介绍给接任的隆书记。
隆书记是本乡本土的人，与我的兄长是初中同学，他的母亲和我的母亲当年是小学同学。有这份缘分在，自然很亲切。
镇委书记所请的三位读书人，另外两位是成果赫赫的科学家。一位是清华大学植物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主任谢道昕教授，他是中国转基因棉研发的主要参与者；一位是国家农业野生植物鉴定评价中心（水稻）主任、中国农业大学作物杂种优势研究与利用实验室主任孙传清教授。两位教授都是长江学者，都主持国家重点实验室，也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我所在的小塘镇十几年中在撤区并乡中，由小塘乡和言栗乡合并而成。我和两位教授都是原来的言栗乡人。我在少年时，这两位教授就是我们整个乡（当时叫公社）大人勉励孩子必提的楷模。在家乡官员的眼中，我忝列“三位读书人”之一，感觉有荣且愧。
清明那天傍晚，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镇政府一位干部开着辆桑塔纳来接我。上车聊开了家常。此人姓李，是我初中的学长，高我两届。22岁就在这个乡镇工作，从临时工做起，后成为正式公务员。乡一级政府许多事情他都做过，如司法助理员、经管办主任。整个镇49个村的社情烂熟在心，算得上真正的“土地爷”。再论宗族，和我是合谱的同宗，他是“基”字辈，和我的祖父同辈。我大呼“不敢当，让爷爷来接我。”
既然是宗亲，说话就随便多了。我问起了前年本族五修族谱告成的情况。我知道他作为常年在本乡镇工作的宗亲，自然知晓此事。果然，他是这项“工程”的重要义工。本次修谱的资金主要来源是本镇一位企业家族叔。族谱修成的典礼上，有四川、贵州、广西的宗亲前来接谱。一位祖上康熙年间从宝庆府迁往四川的宗亲，在典礼上深情地说：“今天，我们在四川的几万人总算找到了自己的根。”那一刻，令所有在场的人动容。我家分得一套族谱，我的兄长作为长子，将其带到广西保存了。
酒席摆在县城的一家土菜馆。我坐下片刻，孙、谢两位教授先后来到。在北京和孙传清教授有过交往——那次是前任镇党委书记来京出差，顺便找在京的乡亲筹办本镇“群贤教育基金会”的事，孙教授出力甚多。这个基金是本县最早设立的乡镇一级的民间教育基金，由本乡镇籍的人士捐助而成，主要资助困难学子和老师，奖励考取名牌大学的学生及其老师。对谢教授闻名已久，这次回老家才得识荆。
两位教授在本市、本县工作的几位中学同学被请来当陪客。坐我对面的一位中年人看起来很面熟，我却想不起来是谁。酒席开始前一介绍，才知道是本村的一位同姓不同宗的兄长。我读小学时，他高中毕业后当兵，然后考上军校，在外地多年，后转业回本市某机关。他自然更不可能认出我，他离乡时，我还是个八岁的细伢子。他听到镇委书记对我的介绍后，更为激动。走上来拉着手叙谈许久。说看过我哪些哪些书和哪些哪些文章，也曾向他那位和我小学同班的四弟问过我的情况。对我家兄弟，他最熟悉的是年龄相仿的家兄。
我对两位教授敬酒说，两位前辈一位是研究水稻的专家，一位是研究棉花的专家，“吃”和“穿”是民生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两位的研究领域关系到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呀。孙教授笑着说，我们都是出生农村，能做一点事也就是农民的事。
席间熟悉孙教授的人一定要他对在座的人讲一讲2009年5月，当时的总书记、国家主席视察他的实验室的情况。——多数中国人特别重视这类来自最高层的肯定。于是乎，孙教授又绘神绘色地说了十分钟，包括领导人视察中的一些趣事。
酒过三巡，大家就开始畅谈其本乡本土的人物。有人询问本村那位1984年高考全省理科第一名的陈姓老兄现在何处。家母和他的母亲交往甚密，我介绍说：他的长兄是我们乡恢复高考后第一位大学生，现在贵州；他的二哥和小妹在广州，老母跟着这对儿女在广州；他本人北大毕业后去美国留学，现在美国定居，生了三个儿女。席间有人听完叹息了一句：家里兄弟没人回来挂亲扫墓呀？
有人问起当年那位“高考状元”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凡经历过高考的人，日后不论有何成就，心理总会有一种“考试”情结，对当年的“学霸”“考霸”会保留一份敬重。
酒席快散的时候，我终于向身旁的孙教授问出了一个憋了很久的问题：当下媒体和网络上关于“转基因”争论甚多。您是专家，能不能给我们简单说说。
孙教授指着谢教授说：这位才是专家，他是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先让他说说吧。
谢教授立刻端坐正容，放下筷子，用十分钟介绍了转基因的基本原理。并且强调：在全球的主流科学界，“转基因”没什么争论。中国的转基因技术是安全可靠的，中国对转基因产品的进口和转基因技术的推广是十分严格的。孙教授接过话茬，说为什么要研究转基因？最重要原因是粮食安全问题。今天在座的都是我们这个乡农民的后代，对本地的农业情况应该了解。不要相信那些年年增产的新闻。
就说我们这里，作为产粮区，一些灌溉不便的梯田没有种了，双季稻变成单季稻。长此下去，中国十几亿人会有没饭吃的时候！不发展转基因技术，就等着饿肚子吧。
谈到一些媒体圈的知名人士对“转基因”的态度，孙教授摇了摇头，用“疯狂”一词形容。他有些气愤地说：转基因不是不能质疑，这项技术一直就在质疑中发展。问题是现在那些人，对转基因缺乏基本的了解，就开始谩骂，对研究人员进行人身攻击。这是“质疑”吗？
孙传清教授本身就经历过一次针对“转基因”的疯狂事件。2010年11月，华中农业大学从事转基因玉米研究的张启发院士应邀来中国农业大学作报告。报告当中有人散发传单，有人高呼：“张启发，你这个卖国贼！你为了你的美国主子，把十三亿人当成了小白鼠。” 参加报告会的孙传清教授以及其他教授站起来劝这些人安静，有问题心平气和地讨论。那些人仍然不停喊口号、发传单，并试图向张启发冲过去。为了避免发生更严重的后果，学术报告会被迫中断，张启发院士在人护送下方才离开会场。
回到北京后，我查询资料，得知在2008年11月，孙传清教授课题组与谢道昕教授合作的题为“Control of a key transition from prostrate to erect growth in rice domestication（控制水稻进化中由匍匐到直立生长的关键转变）”的研究论文在世界遗传学顶尖杂志《Nature Genetics（自然-遗传学）》正式发表。
两位从同一个乡镇田垄里走出的农业科学家进行合作，他们可以用最土的方言交流。——这或许是乡土的“耕读梦”在今日在都市里的延续吧
作者：十年砍柴 李勇，曾栖身于北京某上市公司、国家某部委，1999年国务院机构精简分流到《法制日报》，2008年10月入语文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