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初的一个下午，我手持一本台湾墨刻版的捷克自由行攻略，在布拉格街头游荡。此时的我，已踏遍布拉格城堡区、小城区、犹太区的大街小巷，正走在旧城区的街上。
走到一家小酒馆时，忽有所感，便低头翻攻略，与酒馆名字比对。没错，就是这儿——U Zlateho tygra酒吧。对于一向做足准备功课但又不拘泥于攻略，走哪儿算哪儿的我来说，这个偶遇可谓惊喜。
U Zlateho tygra，捷克文里是“金虎”的意思。攻略里说：这栋老建筑早在1816年就开始作为酿酒厂使用，不久后建成附设图书馆的咖啡馆，许多学者、作家都在此阅读国外期刊。20世纪初，这里改为啤酒餐厅，因酒香扬名，某任法国总理曾匿名到访。二战后，这里仍是文化人的聚集地。它以鲜啤著称，每天虽下午三点才开始营业，但午后便有人排队。
看看时间，接近两点半，我便在几十米开外的Ebel Coffee坐下。这间咖啡馆同样来头不小，是布拉格本地人票选的旧城区品质最高咖啡馆。
在布拉格的阳光下，喝着“票王”级别的咖啡，我等待着U Zlateho tygra的开门营业。
（捷克U Zlateho tygra酒吧）
许多年前，赫拉巴尔就是U Zlateho tygra的常客，他将这里视为一生最爱的啤酒餐厅，许多著作甚至在此完成。这位伟大作家去世于1997年2月3日，那一天，他因喂鸽子失足，从医院五楼坠下。在那两天前，他刚刚度过了84岁生日。朋友们为他庆祝时，他说“我都想死了，还庆祝什么生日”。
他与U Zlateho tygra最著名的一次交集发生在1994年。他与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在这里结识，为他们“牵线搭桥”的是哈维尔。
赫拉巴尔的一生与布拉格这个梦幻城市紧紧相连，他所毕业的查理大学就在U Zlateho tygra的不远处，那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但有趣的是，他并非出生在布拉格，也并非出生在以布拉格为核心的波希米亚地区，他的家乡日德尼采属于捷克的另一部分，即摩拉维亚地区，临近摩拉维亚最大城市布尔诺。
波希米亚这个名词已经远远超出其地缘概念，成为一种象征。而在音乐、舞蹈，以及高度商品化的服装之外，波希米亚的真正内核也从不会让人忽视。
这个真正内核是文学。作为摩拉维亚人的赫拉巴尔，也以其文学成就成为了波希米亚精神的一部分。这并不是摩拉维亚人第一次将热血渗入波希米亚精神，在布拉格之春前期，改革派一度聚集的基地便是布尔诺市。2007年，也就是赫拉巴尔去世10年后，他的《河畔之城》回忆录三部曲在中国出版，译者是如今已经去世的杨乐云。
以《一缕秀发》、《甜甜的忧伤》和《哈乐根的数百万》共同组成的《河畔之城》，人物繁多、故事纷杂，以小人物的悲欢，铺陈捷克的历史、波希米亚的历史。
曾有人说，《河畔之城》里的贝宾大伯，其原型就是捷克文学史上的传奇形象、文豪哈谢克笔下的“好兵帅克”。我倒是觉得，与其说是赫拉巴尔借鉴哈谢克，不如说他们都忠实记录了捷克社会以及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正如赫拉巴尔所说：“我的老师哈谢克的生活，乃至我的生活，都是令人不快的巴比代尔式的。”何况，作品中的贝宾大伯，在现实中也确有其人，他被赫拉巴尔称为“精神上的父亲”，是他文学创作的缪斯。在他十岁那年，贝宾大伯来到了他的身边，这个啤酒厂管理员饱经沧桑，却豁达幽默，影响了赫拉巴尔的一生。
在赫拉巴尔笔下，贝宾大伯堪称最典型的巴比代尔。“巴比代尔”这个名词不但是赫拉巴尔的短篇小说集之名，也是他自造的一个词。赫拉巴尔说，这个词专指一类人，他们“善于从眼前生活中找到快乐，善于用幽默，哪怕是黑色幽默来极大地装饰自己的每一天，甚至那些最悲惨的日子”。
贝宾大伯是巴比代尔，好兵帅克也是。
在布拉格的纪念品商店里，你很容易看到好兵帅克的纪念品。这个矮矮胖胖、样子笨拙又有点萌的士兵，拿着啤酒杯，站在货架上，与鼹鼠玩具、天文钟和提线木偶们一起。
在捷克评选的“二十世纪五十大捷克小说”中，《好兵帅克》排名第一，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排名第二。值得一提的是，后者于1976年完稿，但1989年才正式出版，那一年，还爆发了天鹅绒革命。
捷克文学史上并非只有哈谢克和赫拉巴尔。这个弹丸小国的文学成就委实惊人，卡夫卡虽是奥地利人，毕生创作却于捷克完成。至于中国人最熟知的捷克作家，当然是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甚至被许多人拿来当成自己爱读书的证据，哪怕他们知道的仅仅只是一个书名。而在捷克本土，米兰·昆德拉的声望显然比不上10岁就被关进纳粹集中营，后来又在极权统治下历尽艰辛，却坚守布拉格，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坚持书写极权之恶的克里玛。与他们同时代的作家，还有曾出版回忆录《悲星之下：布拉格生活，1941-1968》的女作家海达·马格利乌斯·科瓦利，她一生坎坷，父母死于纳粹集中营，丈夫于1952年被捷克社会主义政府逮捕并杀害，遗体被秘密火化，当秘密警察的车子因道路结冰被陷时，他们将其丈夫的骨灰倾洒于车轮下，用于车子脱困。布拉格之春后，海达逃亡英国，又移民美国，直至1996年才回到布拉格。
在泛文艺领域，捷克的成就同样惊人。除了创造出小鼹鼠形象的导演兹德内克外，还有在好莱坞拍摄了《飞越疯人院》等经典之作的福尔曼，他的际遇与女作家海达颇为相似，父母均死于纳粹集中营，本人于布拉格之春后被迫离开捷克。当然，你不能忘记哈维尔，这位政治家本就是剧作家。
如今在布拉格街头游走，你可以轻易看到与卡夫卡有关的旧迹。在台式小清新的墨刻攻略上，还有一条“卡夫卡路线”。在布拉格广场周边，我可以找到“卡夫卡之家”，可以找到一分钟之屋（卡夫卡的三个姐妹都出生在这里，她们均死于纳粹集中营）、金榔头饭店（曾是卡夫卡父亲所经营的第一家商店所在地）以及独角兽之屋（卡夫卡学生时代参加哲学讨论会的地方）。更著名的是布拉格城堡区的黄金巷22号，那是卡夫卡曾居住过并潜心写作的地方，如今，那里是一家书店。
如果你仅仅是一个走马观花的游客，你会误以为卡夫卡是这个城市的象征，起码是象征之一，但事实并非如此，甚至相反。布拉格市议会曾决定将布拉格广场易名卡夫卡广场，但遭到反对，因为在许多捷克人看来，始终使用德语创作的卡夫卡，并不能代表捷克文学。卡夫卡的无处不在，多少是旅游业的商品化行为。这也侧面印证了一点：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卡夫卡精神的米兰·昆德拉，在捷克文坛的地位为何不如外人想象般崇高，为何比不上坚守布拉格、坚守波西米亚精神的赫拉巴尔与克里玛，甚至因为1968年后的出走而被视为“逃跑的人”。换言之，于捷克人而言，卡夫卡是德语作家，米兰·昆德拉属于法国文学。
捷克人对捷克语和本土文化的的重视，在热衷学习英语的中国人看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在布拉格的聂鲁达街（没错，它就是以诗人聂鲁达命名）上，我看到了一家旧书店，密密麻麻的捷克语著作簇拥着优雅沉静、一脸笑容的店主。据说，这家书店十分出名，而且在这里还可以找到一些英文著作——在布拉格的书店里，这一点很难得。
有这样一个数据，2011年，捷克人购书花费近70亿克朗，按当时汇率计算，约3.5亿美元。作为一个人口仅仅一千万的小国，这个数字极其惊人。相关新闻里还说，捷克人酷爱读书，大多数家庭藏书量都极为可观，周末带着孩子去逛书店是捷克人的重要消遣。
在布拉格，在捷克的其他城市，比如布杰约维采、库特纳霍拉，以及小镇克鲁姆洛夫，我都看到了捷克人热爱读书的一面。在布拉格大大小小的广场上，在伏尔塔瓦河两岸，总能看到坐在草地上或长凳上阅读的人们。一个个咖啡馆里，也总有人坐在那里静静地看书。
曾有人说，捷克的光辉都拜文化传统所赐。早在二战前，它便已是欧洲少数几个民主宪政国家之一，也是欧洲最发达国家之一，人均GDP高于英国、法国和德国，这与较高的国民素质有极大关系。经历了二战的摧毁性打击，又经历了极权控制后，捷克无可避免地走向了历史的暗面，不但政治黑暗，工业也远远落后。但从布拉格之春的跌宕起伏，到天鹅绒革命的波澜不惊，捷克人走出了黑暗，它也是东欧剧变后发展最快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系列变革中，捷克人的高素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他们能够洞悉极权本质，并敢于抗争，而又善思明理，让一切平稳和缓。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点可算是“捷克特色”：作家不仅仅是作家。
赫拉巴尔终生以笔、以幽默对抗极权，克里玛和海达·马格利乌斯·科瓦利以悲悯情怀书写历史，都不是捷克作家的孤例。哈维尔的“文人从政”，某种意义上来说则属这片土地上的必然。
哈维尔曾说：“极权主义之前的世界，是一个文学的世界。”我想，这并未夸大文学的意义。正如有人所说，极权反生活，而“生活的原则就是文学的原则，比如自由、个性、多元化，因此，真正的文学天然地就是反极权主义的”。米兰·昆德拉尽管与哈维尔在政见上有所分歧，但在这一点上显然意见一致，所以他说“小说作为建立于人类事件相对性和暧昧性之上的世界的表现模式，跟极权世界是格格不入的。这种格格不入的不相容性要比一个体制成员跟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一个人权的捍卫者跟一个施刑者之间的不相容性更深刻，因为它不仅是政治的，或道德的，而且还是本体的……极权的唯一真理排斥相对性、怀疑和探寻，所以它永远无法跟我所说的小说的精神相调和”。
我曾读到这样一句话，很是喜欢：“（对于捷克作家来说）写作的最基本、也是最高的使命就是为了战胜谎言，见证真正的历史，恢复人类的尊严。”
这让我想起了1926年出生的阿尔诺什特·卢斯蒂格。这位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一生颠沛流离。二战后，他在查理大学学习新闻，毕业后工作于布拉格电台，并从事文学创作。1967年，他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提出放松文艺管制，后又宣布退党。布拉格之春后，他选择出走，1970年定居美国。有趣的是，他在美国除了担任大学教授外，还在69岁高龄时出任《花花公子》捷克文版主编。在他一生中的数十部小说中，大多数都以大屠杀为主题，其中以其当年跳车逃离纳粹魔爪为故事蓝本的《暗夜里的钻石》，还于1964年被扬·涅梅茨拍成电影，成为捷克电影新浪潮的名作。1964年出版的代表作《为卡特琳娜·霍洛维茨祈祷》也于1965年被搬上银幕。
晚年的他重返布拉格，哈维尔专门在布拉格城堡内为他开了一个套间，供他颐养天年。
如果“老战友”们都还在世的话，哈维尔想必会多开几个套间。可惜的是，在1967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第四届作家代表大会上与卢斯蒂格一样提出异见的作家们，多已凋零。至于仍在生者，或许也和哈维尔意见不一，比如米兰·昆德拉。
在那次著名的大会上，第一个发言的就是时为党员的米兰·昆德拉。他谈到了自由，并抨击斯大林主义的虚伪。另一位党员作家卢·瓦楚利克更是猛烈炮轰政治恐怖，并说出了那句非常著名的话——“政府倒下去，公民就重新站起来。反之，在政府长期站立的地方，公民就倒下去。”在他的发言里，还有一句话也常被引用，那就是“只有在不需要谈论自由的地方，自由才真正存在”。
因为这段发言，3个月后，瓦楚利克被开除党籍。与他同时被开除的还有克里玛和利姆等人，米兰·昆德拉则被严重警告。
不久后，杜布切克撤消了这些惩罚，为瓦楚利克等人恢复党籍，为米兰·昆德拉恢复名誉，并于1968年4月5日通过了《行动纲领》，宣告了“布拉格之春”的开始。在那段日子里，捷克斯洛伐克作协的官方刊物《文学通讯》成了改革理论阵地，那些卓有思想的文字大多出自于作家笔下，最著名的当然是瓦楚利克的《2000字宣言》。
值得纪念的是，这篇文字发表于1968年6月27日，整整一年前，也就是1967年6月27日，恰恰是作者在捷克斯洛伐克第四届作家代表大会上炮轰体制的日子。
国内精英们纷纷在宣言上签字，无数民众在街头签名支持此文。按照史家的说法，它开启了“布拉格之春”的高潮，也成为了苏联武力干涉的借口。在“布拉格之春”遭到武力镇压后，瓦楚利克也因为这份宣言而被再次开除党籍。
不久后，华约五国在苏联的指挥下，将坦克开进捷克斯洛伐克。短暂的布拉格之春就此结束，取而代之的是苏联长达21年的残酷统治。
镇压激起了民众的游行与抗议，布拉格人最常用的游行地点是如今的瓦茨拉夫广场。这里其实是一条宽阔的道路，两旁都是精致的建筑，如今是兴旺的商业街，路的尽头是捷克国家博物馆，一栋非常大气美丽的建筑。
那天下午，我在U Zlateho tygra酒吧喝完一杯鲜啤后，沿着古朴精致的街道兜兜转转，走到了这里。在广场上，圣瓦茨拉夫雕像在阳光下屹立，我拍了几张照片，因为逆光的缘故，它呈现出一种古朴的灰色。圣瓦茨拉夫是波希米亚历史上第一位国王，但在这个广场上，最值得纪念的人却并不是他。尽管，人们将纪念的鲜花和花圈摆在了他的雕像下。
1969年1月16日，一位名叫Jan Palach的大学生为了抗议苏联的血腥镇压、维护国家主权，在圣瓦茨拉夫雕像前自焚。站在人们为他放置的花圈前，我心神激荡，站立良久，那是我在这个城市里最为激动的一刻。
当年，哈维尔也曾站在这里为自焚青年献花。此起彼伏的示威游行，在荷枪实弹的苏联军队前无畏上演。这个国家的智慧，不是如今中国人习以为常的趋利避害和明哲保身，而是与骨气相连。
那场电台保卫战，让我为之动容，甚至为自己曾见过的某些历史感到羞愧。在布拉格之春的领导人杜布切克被捕后，布拉格电台仍然坚持发声，在苏军进攻电台时，数千名布拉格民众用自己的汽车筑成街垒，保护电台。播音员在电台里说：“当你们听到捷克斯洛伐克国歌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电台的播音就结束了，这就是说，电台被占领了。以后如果电台节目里出现了你们不熟悉的声音，请不要相信他们的话！”即使布拉格电台被占领后，捷克斯洛伐克其他城市的电台仍如接力般发声，并启动地下播出。
除了坚定，捷克人还有不同寻常的幽默感。赫拉巴尔笔下的“巴比代尔”，在布拉格之春遭遇镇压时，似乎成了每个捷克人的标签。据记载，苏联军队在占领布拉格后，一觉醒来，却发现布拉格人民摘掉了所有的路牌和门牌号码，路标方向也被掉转，布拉格成了迷宫。清晨，苏军睡得正香，布拉格人民一起按响了汽车喇叭、轮船和火车的汽笛。那些美丽的少女们穿着超短裙，与路人随意热吻，唯独不搭理远道而来的苏军。
在之后的日子里，即使知识分子们被纷纷放逐（据记载，1969至1970年间，3500名大学教授中有900人被解雇，所有文学和文化杂志被停刊，失业学者和作家成了厕所清洁工、建筑工人和锅炉房司炉，17万人被迫流亡海外），捷克人民仍然无畏。
1977年，哈维尔策划了“七七宪章”运动，为之几度入狱。1989年，也就是Jan Palach自焚的二十年后，捷克人民借纪念他的机会开始了“布拉格之春”后规模最大的示威。到了11月17日，布拉格出现超过10万人的游行，“天鹅绒革命”就此开启，捷克人民摇着钥匙示威，高呼“还给我们吧，政府！”要求专制政府将权力交给人民。在这场仅仅10天的“革命”中，没有一面玻璃窗被打破，没有一辆汽车被点燃，没有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被冲击打砸，一切却都改变了。
在这荡气回肠的变化中，你仍然可以看到捷克人“巴比代尔”的一面。克里玛曾经这样回忆：“布拉格几乎所有那些用得上的地方——建筑物的墙、地铁车站、公共汽车和电车的窗玻璃、商店橱窗、路灯杆——被难以置信的巨大数量的标语标志所覆盖。尽管它们有一个目标，它们的口气却是轻快的、讽刺的。布拉格居民给他们所鄙视的统治者最后一击不是一刀，而是一个笑话。但是在这个别致的、不动声色的斗争的核心，仍然居住着激越的感情”。
喜欢穿套头衫和牛仔裤，对笔挺西装始终无法接受的哈维尔，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治人物，他始终没有摆脱作家的气质，就像这个国家一样，“文艺范儿”十足。他曾说，捷克“对作家的要求不仅仅是写一些可读之书。许多年来，作家代替了政治家：他们创造了国内社会，保持了民族的语言，唤醒了民族的道德心，表达了民族的意志”。
从“布拉格之春”到“天鹅绒革命”，有人认为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政治联系，或者说，有人并不太看重前者的意义。这也是哈维尔和米兰·昆德拉的分歧所在。对于从未成为党员的哈维尔以及其他许多知识分子来说，布拉格之春的本质是政权的“内斗”，但以米兰·昆德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则认为，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社会实践。
从情感上来说，我感动于“布拉格之春”的轰烈，从理智上而言，我倾向于哈维尔。但抛开政治见解的不同，我相信，在“布拉格之春”和“天鹅绒革命”之间，还有一条隐线，那便是文学。如果没有如此光辉的文学传统，如果没有捷克人的阅读习惯，那么，也许“布拉格之春”就不会如此坚定，捷克人在面对镇压时也不会如此“巴比代尔”，让幽默与无畏共存，也许，天鹅绒革命就不会如此平顺和缓。
（赫拉巴尔是20世纪捷克文坛又一位家喻户晓、深受老百姓爱戴的文学奇才。他的地位可与哈谢克、卡雷尔·恰佩克(Karel Čapek)、米兰·昆德拉等人比肩。其作品大都描写普通、平凡、默默无闻、被时代抛弃在“垃圾堆上的人”。）
作者：叶克飞，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