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镜中之镜：中国当代文学及其译介研讨会”，邀请了王安忆、阎连科、毕飞宇三位作家和葛浩文、高立希，何碧玉等多位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汉学家。作家们则希望大家不要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走出去抱持太大的期待。
阎连科说，他不懂外语，也不懂翻译，“我们这代人读了一大堆翻译作品，我们喜欢读的都是不那么准确的，翻译准确的反而是疙疙瘩瘩。很多人对我说，我喜欢的翻译作品版本，他们说翻译的不好。”“但作家应该尊敬翻译家。我常说，你想怎么翻译就怎么翻译，想怎么处理就处理。既然作者译者同时放在封面上，说明这本书是作者译者的合作结果，两个人的事情，就要尊重对方的劳动。”“不管译者把我的作品带到金字塔还是水沟，我都非常感谢。”“我是出门连拜拜都不会说的人，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这是我写作态度。”
阎连科对走出去“迫切”，“因为这样就可以出去玩的多，我可以多带太太出去。”“书翻译出去，最大好处是，在国外，我的翻译可以做我的导游。书翻译的好不好，卖得好不好，只要稿费足够我们来玩。”
王安忆对走出去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一个国家文化策略，”“我们有一种假象，好像全世界都爱我们。不是这样。2000年前去欧洲参加书展、讨论会，你会有种假象，觉得中国文学很重要。后来自己去那里旅行，就认识到了中国文学的真实处境，去书店很难找到中国文学作品。你慢慢知道，你还是会发现为自己国家的人写作最好。”“走出去，我个人愿望不是那么迫切。”
“走出去越早，现在会越淡定。”“如果本身淡定心态就最好，即便不是淡定，学会淡定更为重要。我看到一惊一乍的人，特别想笑。”毕飞宇说这句话可以有特指的哦，想知道内涵，可以私信我。“汉语作为小语种的命运格局，没有改变。参加书展看到媒体的照片，就走出去了？真的不是这样。”“中国文学所谓走出去，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耐心，可能需要几十年时间。”毕飞宇反对那种为了走出去而写作的策略，“写作时，如果还考虑海外发行、进入其他语种的问题，这是不堪负重的事情。”
与会的汉学家葛浩文，似乎有备而来，当着中国作家的面说了不少不中听的话。
“虽然中国现在是世界瞩目的焦点所在，但绝对不可以因此就断定外国读者当然会／要喜欢中国文学。”现实是，“近十多年来，中国小说在美国英国等英语世界不是特别受欢迎，出版社不太愿意出版中文小说的翻译，即使出版了也甚少做促销活动。”
为什么中国小说不受欢迎？
葛浩文说：“中国小说如同韩国小说，在西方并不特别受欢迎，至少在美国是这样。日本的，印度的，乃至越南的，要稍好一些。之所以如此，可能是与中国小说人物缺少深度有关。当然，也不是所有小说人物都没深度，不少女作家的人物写得就很好。但大体来说，中国小说还是有着明显的倾向：即，叙述是以故事和行动来推动的，对人物心灵的探索，少之又少。”其“小说要好看，才有人买！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很多，可能是跟中国的爱国教育有关，或是讯息不够流通，或是作家一般无法不透过翻译来阅读其他国家文学， 也可能是传统的文以载道思想作祟。”
中国小说为什么不好？
葛浩文部分同顾彬。“莫言，他可能是近年来唯一一个不懂任何外语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可否认的，他或许看过其他诺奖得主的作品，但是他得透过翻译来阅读，这也不仅仅是莫言一人而已，我知道的所有作家都一样。顾彬认为这个缺失导致中国小说视野过于狭隘，我同意他的说法。中国作家到国外旅行演讲，必须完全仰赖口译的协助，因此自行到处走动与当地人接触的机会少之又少，通常就是和中国同胞在一起，等于是人的身体是出了国了，但是其他种种(语言，心态)还是留在中国。难怪不少人认为当代文学缺少国际性，没有宏伟的世界观。”
葛浩文也批判中国作家写的太快：“常给人粗制滥造的印象，出版后评论和读者照单全收，不太会批评作品的缺失(或许是没看到问题所在)，还有一个大毛病，就是过于冗长，似乎不知见好就收的道理。为什么中国作家那么爱写那么长的小说？为什么要加入那么多描述，甚至是芝麻小事的细节，把小说变成文学百科全书？是因为稿费是按字计酬吗？还是因为缺少能力判断什么需要舍去？”
葛浩文还拐弯抹角批判中国作家写作很“业余”，“我的想法是，如果中国小说构思写作严谨又具国际性，相信绝对可以走出去的。西方小说-fiction-这个类型经过长时期的演变到了二十世纪基本定形， 怎么写才算是好作品，有不成文的约定(当然也有例外)。另外，市场也会决定一个小说该怎么写，这是很现实的，尤其在世界各地阅读大众日益减少的现在。”“中文小说很难找到这么脍炙人口的第一句，相反的，中国的小说一开始就是长篇大论介绍一个地方，可以吸引国内的读者，但对英文读者来说，可能会造成一个隔阂，让他们立即失去继续读下去的兴趣。”
葛浩文顺便批判中国作家爱用成语这些陈词滥调，“中文作品里有许多陈词滥调的成语，我个人的经验是，成语的滥用是中国小说书写无法进步的原因之一。”
葛浩文为自己的翻译辩护：删改是编辑做的
厄普代克曾说，“在美国，中国当代小说的翻译好像是个只有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 一人的孤独领域。”接着厄普代克推测译者“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中文原文”。“他完全错了。”葛浩文说，“我并没有独占美国的中文小说英译。”“如果真的逐字翻译，我翻译的小说绝对没有一本是可以出版的。” 而在中国，对葛浩文的非议其实是他没有逐字逐句的翻译，但葛浩文说，“英文和中文可以说是天壤之别的两种语言，真要逐字翻译，不但让人读不下去，而且更会对不起原著和作者。可是，不管我怎么说，批评我翻译的人常指责我没有逐字翻译。”葛浩文因为是莫言英文版的主要译者，随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葛浩文也获得了更多名声。但即便在莫言获得诺奖之后，葛浩文说，他还是会按照其一贯翻译哲学进行，“翻出作者想说的，而不是一定要去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作者说的。”
葛浩文澄清了一个事实，就是译文的更动绝大多数是美国或英国出版社的编辑所做的，“但中国读者，尤其是媒体，总指我为罪魁祸首。这些英文的编辑既然不懂中文或中国文化，编辑过程中，当然就用他们唯一可用的准则–英文读起来顺不顺，这也是他们判断一部译文优劣的标准。”
葛浩文是尊重编辑的删改的，相反在他看来中国编辑都胆子太小了。“一部作品从书写到出版到阅读的过程，最重要的配角就是编辑，但是与西方出版界截然不同的是，中国的编辑几乎没有任何权力或地位，顶多就是抓抓错别字罢了。”“世界闻名的作家大都有一个了不起的编辑帮他们成为伟大的作家。即使是写作才华很一般的，我们翻开小说，也常会看到作者感谢他／她的编辑的致语。很不幸的，中国小说只有在出版后翻译成英文时才得到如此应有的待遇，但这些英文编辑不懂中文，不了解中国社会文化，当然只能用他们熟悉的西方标准来看这些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