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读过托尼·朱特（1948—2010）的《责任的重负》、《战后欧洲史》或《沉疴遍地》等著作，那么一定要读一读他最后的文字：《记忆小屋》。
在《夜》这篇文章里，托尼·朱特向读者介绍了自己六十岁时患上的一种病：是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的一种，也叫“路格瑞氏症”，还有一种叫法——“渐冻人症”。托尼·朱特在文章中详细地讲述了病房里的感受：感觉没有丧失，也不会有痛感，但是手脚会逐渐麻痹，直到全身瘫痪，最严重时将会无法吞咽，当然也无法再说什么，只有大脑还在正常运转。于是，在很多个夜晚，他便做着这样的练习——在脑子里写故事。
(托尼·朱特<Tony Judt>，1948年1月2日－2010年8月6日，出生于英国伦敦，历史学家、作家、大学教授。)
我在网上看到过托尼·朱特的一张照片，消瘦的身躯半躺在白色的病床上，整个头部被各种管子穿插着。不知道这是他患病之后的什么阶段。我们能有幸读到的这些文章是他在还能口述的情况下产生的——疾病带给身体的各种变化，从一个正常人到一个病人无助的羞耻感，对英国童年岁月的缅怀，对60年代经历的各种运动的反思，对由欧洲到北美的职业学术生涯的检讨。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一个当代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关注——他是一个著名的左派，生于1948年的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和巴黎高师，执教于剑桥、牛津、伯克利等大学，是当代最著名的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研究专家。
托尼·朱特把这些文章称为小品文。《记忆小屋》这部回忆录包括序言一共26篇文章，作为患上绝症之后的文字，产生得很困难，其指向也很明白，关于个人与家庭的回忆是有关爱的。然而同样重要的是，作为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见证人，托尼·朱特的经历同样给读者留下了某种东西。在我看来，是特别重要的东西。他曾经说，写这些文章让他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比如早年有人建议他去学文学。
单就文字而言，这确实不太像一个历史学家写的（这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台湾历史学家黄进兴以其太太之名所写的《哈佛琐记》）。写得亲切、通俗、有趣味，并不是最大的特点，我理解的托尼·朱特的亲切，是这些文章显示出他是这个时代的人，他的经历我们并不陌生，像他青少年时代的那些生活经历——尤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细节，我们仿佛可以看到英美剧里的愣头青。作为知识分子，他生前关注着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对当代的公共话题他有看法，而且有发言权。一句话，他不是置身于象牙塔和字里行间的学者。
这堆“小品文”，对这位历史学家来说，也具有他做学问的风格。“我的本行给我带来的优势，在于我已经谙熟故事大纲，只需往里填充事例、细节和说明即可。作为一个在默默自省中回忆过往细节的、研究战后世界的历史学家，我的叙事优势在于擅长串联、修饰那些相互脱节的记忆……”一种牛刀杀鸡的自信。我想，我们无论是阅读这部回忆录之前还是读后，都不会忘记他的这些自信满满的话，从而想到一个历史学家的思维在这些随笔文章中起到的作用。简单的说，我想是见证和思考。更准确的说，是明辨与思想。
作为犹太人，1963—1969年间，托尼·朱特投身到左翼犹太复国主义的麾下，有三年去到以色列参加集体农庄劳作。这是20多岁的托尼·朱特重要的经历。他在以色列的农庄深刻体会到了什么是“信徒”——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有必要想一下，以色列问题在60年代的重要性，这是时代的潮流。只是对当时的托尼·朱特而言，这十年的经历远胜于欧洲更早的情感教育和大环游教育。有几句结论很有意思，引录如下：
“在20岁以前，我就已经历了对犹太复国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群主义定居生活从信奉、跟随到放弃的全过程”，因此，“相比我在剑桥的同代人，我对新左派的狂潮和诱惑有更强的免疫，对自它衍生的更激进的主义——极左主义、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等——就更兴味索然。”
联想到托尼·朱特的左派身份，这不能不让人心怀敬意。他还通过自己的在六七十年代的亲身经历，来指出当年的性革命性解放的片面性，不彻底性，以及后来的神话累积（再看看中国人的“80年代回忆录”，“了不起”也叙述得何其平面单调）。但同时他也承认他那一代人的幸福——不去改变世界，世界因他们而改变；从不担心找不到有趣的工作，不会屈尊去念商科学校。他更承认他那一代人的革命精神。
凡此种种，无疑都需要深刻的反省和独立判断的能力。他谈到波兰诗人、同时也长期以政治评论著称的米沃什的《禁锢的头脑》（1957），谈到他给学生讲解这部反对苏联斯大林以及那些归顺斯大林的知识分子的书，这固然是与他的思想意识有关，不过，请注意，他还注意到了在70年代给学生讲和在2000年后给学生讲这部书，所引起的不同反应——在后者这里，要讲灵魂卖给一种信仰，已经很难理解了。他是在这样的时间刻度上来理解米沃什这部著作，无疑，这使得它脱离了一时的荣耀，具有了经典的阐释价值。我们今天来读米沃什的书，一样的并不能仅仅看到他在反对极权，而是那种“对自己思想的畏惧”。
托尼·朱特和米沃什有某种相似性。米沃什从共产主义阵营逃出，对极权主义的真相有着切身的体会，而托尼·朱特对自己所经历的六十年代诞生于资本主义内部的革命，同样有着冷静的分析。米沃什因“叛逃”引起了法国知识分子的攻击，这让他此生耿耿于怀——在他眼里，波伏娃是“下流的母夜叉”。二十年后，托尼·朱特在巴黎高师学习时则全面领教、也分析了何谓巴黎知识分子（参见《巴黎已成明日黄花》、《革命者》两篇文章）。
在这部回忆录里，这样的观察方式，让托尼·朱特显得独特、深刻，而最重要的，我以为是他的宽厚。这不是说为人的忠厚老实，而是对人事的体察和理解；大概因为他长于史学，因而所拈出的故事无一不意味深长，见微知著。以下是一个让我十分触动的故事。托尼·朱特上过剑桥，等他60年代到剑桥任职后，他发现剑桥的一项传统——照顾学生的职员，铺床工，已经在不同的时代氛围里发生了变化。这些出身底层的劳动妇女与剑桥学生之间有着微妙的尊卑关系。而这种关系正是在经历了60年代的大浪潮之后在70年代走到了头。
这个时代的学生考虑的是，我们不就是男男女女光着身子在校园里嬉戏了嘛，被铺床工看到了，怎么就成了对她的侮辱呢？可以塞点钱摆平嘛。但托尼·朱特那代人不是这样对待他的“铺床工”的，他承认学生的做法反映了时代的风气，然而他对铺床工的诉求有着深刻的理解。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尊重，而最终在时代的丕变下沦为了简单粗暴的资本核算。看看这个30年前资本主义的故事，再看看身边，如何能不触动呢？
对托尼·朱特而言，现在的社会是他们那一代生于四五十年代的人掌权，他也多多少少透露出知根知底的神情。他提起过最具有革命精神的一代人，如何走到了社会的上层，而大学表现出来的社会精英的衰落（《精英》这篇文章对英国高等教育有着精彩的论述），是如何决定了70年代的人“撤退”到了属于社会高回报的商业行业等等。
针对近年英美联手的伊拉克战争，他也尖锐地批评了同时代的人，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但是他也有这样的恕词，在谈到自己身上那种“知识分子的孤高和一个人的时代优越感之结合”时，他说：“事实上，正是这种自认无往不利的态度——一旦失之极端——引发了比尔·克林顿自毁前途的越轨，也导致托尼·布莱尔以为，参战正确性和战争必要性仅凭他一家之言即可决定。然而请注意，纵使再如何不知收敛地招惹是非、炫耀姿态，克林顿和布莱尔——以及布什，戈尔，布朗和许许多多我的同代人——还都继续与各自的第一任女友保持着婚姻关系。”
在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性思维里，回忆录的价值无疑和这个人经历的事件有关，和他在事件中的作用有关。要有道德力量，特别是像这样的不幸故事，也要有足够的思想遗产，可资借鉴与流传。《记忆小屋》零零碎碎地可以拼凑起过去一个世纪的个人经历，没有特别的时代风云，然而闪耀在托尼·朱特回忆深处的，是他夜里躺在病床上的思想的零金碎玉。他让我们如此深刻地去体会时间的变化，去看待时间的褶皱里涌现出来的细节、渣滓、问号，也可能是珍贵的东西。
如何看待这个人，如何看待同时代的人，他们不是凭空而来，尤其是当一代人为时代所裹挟着走到高处时，我们如何来理解，并且去判断这些花朵究竟是长在土地上还是石缝里。我觉得托尼·朱特就是能呈现出这样的丰富性来，这是历史学家的品性？我觉得这是一个人对待世界的方式：试图以最大的理解和好奇去认识这个世界，尽量把握时代的一些脉络，远离单调和片面的认知方式。
而即使像托尼·朱特这样，对我们的时代具有如此坦率的看法（或者说是真知灼见），他对于命运所给予的，依然是接受而非抱怨，就像他所受的教育那样得体。即使这是一个遭遇了不幸命运的故事，让人感动，却不流于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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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信息：
书名：《记忆小屋》
作者: [美] 托尼·朱特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译者: 何静芝
页数: 172
定价: 28.00元
出版年: 2013-5
作者：戴新伟，诗人、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