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蔚:马尔克斯走了,我们伤心什么

哥伦比亚最杰出的作家,《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走了。哥伦比亚总统评价说,马尔克斯是史上最伟大的哥伦比亚人。

我想,托尔斯泰或许能够被称为“最伟大的俄罗斯人”,除此之外,恐怕再没有哪位作家有资格因其文学成就而被视为一个民族的代表。

对于哥伦比亚,马尔克斯是最伟大的公民,对于世界而言,马尔克斯则是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但除此之外,马尔克斯对中国作家和中国读者,还有特别的意义。

马尔克斯的作品翻译为中文,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那时也恰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开端。中国文学史有一套独特的断代方式:近代、现代、当代。按照这种断代,近代文学指1840至1917年期间的文学;现代文学指1917至1949年期间的文学;当代文学则指1949至现在以及将来的文学。不理清这套断代方式,就很容易混淆作为文学史的“现代文学”,与作为文学流派的“现代派文学”,更搞不清“现代主义文学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或“当代中国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文学”这样的复杂议题。

但无论如何,现代主义文学确实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带来极大影响,而其中马尔克斯的影响尤其显著。莫言就曾说:“1984年我第一次读到《百年孤独》时非常惊讶,原来小说也可以这样写!”然后他说:“那之后十几年,我一直在和马尔克斯‘搏斗’。”

“搏斗”一说格外传神,那种拥抱与挣脱、膜拜与扬弃之间的纠结,都在“搏斗”的过程中呈现。而在敏锐的读者看来,莫言至今也没有在这场搏斗中胜出。以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如此评价莫言:“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

受到马尔克斯影响的中国作家当然不止莫言,余华、苏童、陈忠实、韩少功,那个时期崛起的几乎所有先锋作家的作品中,都能多多少少地嗅出马尔克斯的味道,而他们自己也都坦然承认受到过马老师的影响。

80年代之前,从1949年开启的中国当代文学传统中,只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以及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三种流派(如果能够分成三种的话)。而中国作家们能够读到的西方文学作品,也不过截止到巴尔扎克或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的“批判现实主义”而已。

但80年代却是个思想之门洞开的时代,从一场惨烈而荒诞的惨剧兼闹剧中醒来的人们,在为曾置身于这场惨剧而诧异和恐惧之余,亦开始为自己在这出悲剧中所扮演过的角色而迷茫不解。

无论面对外在的现实抑或自己的内心,传统的文学形式都已无力表达这种复杂甚至荒诞的感受,中国作家集体转向现代主义,既有外在潮流的裹挟,更有其内在需求的动力。我猜想,对于那时的作家,尤其是充满思想和生命冲动的年轻作家,一定都有过找不到恰当的文学形式以表达内心复杂思考和感受的困惑。恰在此时,马尔克斯驾着他的魔幻马车,从南美文学的新大陆驾临,让中国作家们看到了一条从未见识甚至不曾想象过的文学之路,及道路那端的耀眼的光芒。

就世界文学史的定位来说,马尔克斯并不被归入现代主义作家之列,而是与他的南美同行如略萨等人一起创造了独属于南美文学的魔幻现实主义。或许正是这种魔幻般的现实或基于现实的魔幻的复杂感受,恰好符合了当时中国作家们的对新的文学观念和表达形式的需求,以致让他们有醍醐灌顶般的开悟。

不止一位中国作家极其真诚地表达过,说在他或她的感觉中,马尔克斯笔下的南美,其实就是中国。确实,虽然在时间上同出一个时代,但被无常命运所摆布的中国人,很难真切体会闲极无聊的欧洲人所感受到的荒诞。一场把数亿人卷入其中的混乱,一场立志把一切既有秩序打碎重组的革命,也很难用发端于欧洲的那套精致的现代主义文学语码予以表现,却与马尔克斯或略萨笔下那种热腾腾、湿漉漉,充满意外和诡异的氛围如此吻合。

中国作家们集体迷上马尔克斯,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从这个意义上,马尔克斯可以称为那一批中国作家们的文学教父。

教父走了,教子们该是什么心情、该做如何表达,不难想象。

作者:张天蔚,北京青年报评论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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