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晚九时，我在街上吃完饭回家，路边一垃圾桶旁边，两位妇女在细心地捡拾。灯光昏暗，垃圾散乱一地。那是一些腐败的底层生活垃圾，我相信那里面什么有用的都捡不出，而味道却非常恶劣！我下意识地掩鼻而过，却在汽车的灯光下，看清了她们的脸、穿着和身姿，这让我确认她们不是职业乞丐。她们没有戴口罩，她们的面容平淡，她们就像在做任何一项普通的劳动。我很熟悉一群妇女聚到一起做集体活的情景，农业学大寨就是这样，我小时候就看到母亲是这样劳动的妇女中的一员。
我对底层妇女本能的同情，来自于我看到她们就会想到我的母亲。现在，在我的家乡，跟我父母同龄的乡亲差不多都去世了。艰难的生活确实会加速磨损和消耗无论多么坚韧的生命。农民常年劳累，没有体检，小病大病都硬扛，多数直到死都没有去过医院，就这样过完听天由命的一生。
在中国，像我们父母那一代农民，正在挨过老无所依的晚年。我想假如我的父母离开儿女支撑，会是什么样的生活。毫无疑问，所有底层社会的高龄老人，都可能坠入同样的绝境。
破败的棚户区里的垃圾，能有什么利用价值呢。在这条僻静的，连灯光都不齐的街道，住的都是进城农民。仅仅因为没有垃圾分类习惯，就有这些老年妇女希冀有可回收的东西。
然而，当我把此景拍下的图片发到微博上，有人回复道：这不算什么，在北京、上海、广州和在许多大城市，都经常看到衣冠整齐的拾荒者，本地居民模样。相信他们确实能够从里面捡到可以补贴家用的收获，因为他们的家里所需不多。一个外地的朋友告诉我，他曾经看到一位穿着整洁的妇女在翻垃圾，当她抬头的时候，用手理了一下前额的头发，朋友被她这个动作打动，把车里的空瓶捧去和她聊了几句，她说：“我没事，闲着也是闲着。”
还有人在我的微博后面留言，说这是中国人的“习惯”，甚至把它带到外国去了。在中国香港，在加拿大，在美国，在德国，都有中国人在那里捡垃圾。我想：在垃圾分类的地方，有专业的处理，处理是花钱的，帮助收拾一点，也是好事。但在中国的生活习惯里，垃圾不分类，所有又脏又臭的废物全部混在一起，带到屋外，闭着眼一扔了事，想到这种掩鼻扔掉的垃圾还有人在里面去捡拾，这样粗鄙的生活习惯，还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叫拾荒，真是一件难为情的事。
【二】
我想捉摸一下所谓“捡垃圾的习惯”是怎么回事。卑微而艰难的生活，会养成节俭的习惯，以及对食物等基本生活所需的敬畏和恐惧，甚至是对生活本身的恐惧。这种生活状态下，难以顾及卫生，也不知道卫生的意义，同时会把吃苦和耐劳当成生活本身。
我父亲有几句名言很经典。我们家搬到县城住时，我买了一个双桶洗衣机回家，他老人家第一句话说：“莫把人耍懒了。”实际情况是：我妈要洗全家好几口人的衣服，还要做全家的饭包括买菜，很是辛苦，不可能“耍懒”了。这就是说，我爸本能地觉得我妈作为一个农民出生的妇女，不配使用这些工具，不配像城里人一样生活。
又一次，我发现我妈因陋就简地用报废的电饭锅内胆做蒸锅，它不仅有容易从灶架上滑落的危险，而且还因为跟盖子配合不严，浪费燃能。我就买了一套真正的蒸锅回去。我爸一看崭新的蒸锅笑逐颜开，第一句话是：“快收起来，以后用！”——知道什么意思吗？他是说，我们用点破烂的东西就行了。
有一回，我妈不在家，我父亲照顾我两个侄女的午饭，到我妈回来，两个孩子大倒苦水，说没吃饱。原来，他老人家只炒了一个素菜，只给每个孩子吃了一碗稀饭。但是，这一顿饭，他老人家很满意，多次用这个例子来批评我妈每天饭菜都做的太多浪费了，你看我安排的，吃的干干净净。
悲乎，这使我感到我家的生活实在很惊险。如果不是母亲小时候跟着她爷爷，即我外曾祖背过几句四书；如果不是她有一些胸襟；如果不是他那样坚强而且坚韧，以至没有被长期艰难的生活压垮；如果不是他那样热爱生活，活到老学到老，我们家是不可能学会健康文明的生活的。就算我有出息，而且孝敬父母，也没用。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认识一个人，最先住上城市别墅那一批的，他父亲给他的别墅挂满了包谷棒子和红辣椒。2000年一位开发别墅的先生告诉我，为了让他母亲高兴，他的别墅花园里养了鸡。又有一位朋友，都开豪车了，他母亲来到城市，硬是要去拾荒——我体察过很多类似故事，我理解和尊敬这样的父亲和母亲。
【三】
想想我们的父母辈，这一代农民几乎没有过上几天温饱日子。经验使他们不敢奢望依靠诚实劳动。如果偶有温饱，只能是政策好。事实上若没有好政策，轻意就可以让他们遭受饥饿甚至饿死。当他们学会种地，就知道最后一道工序是“送公粮”——把粮食送到城市，供应公职人员和城镇居民。然后“留余粮”——这才是自己的食物。这使他们觉得城市从他们身上抽血是天然的，是可以不按劳动价值的。
老爸还有一句名言跟“抽血”的烙印有关。我们搬到县城后，老家连年积累下来“欠”了政府一笔税赋。我爸惟一给我打过电话就是为这事：“上面”催得紧，催款队雇佣的是年轻的二流子，根本不知道他老人家在乡村的“名望”，说不定哪天就把老家的房子给揭了，问我是不是给县里的领导求个情。
我心里没好气：人没在，地没种，缴什么税，提到什么留，你们都满六十了，现在算“退休”。我劝慰我爸说：采用拖的办法，拖到最后就不用缴了，因为政策总是变化的。不出我所料，最后拖过去了。但是，老爸自己把自己吓住了。有一次，我回家，他面色凝重地对我说：皇粮国税，说不缴就不缴吗？
传统农民就是这种本性，几千年的艰难生活和奴役基因带来的。现在的农村，除了某些作物那时没有，现在还是主要劳动工具的犁头，从周朝就开始使用到了。我们的人民，祖祖辈辈是很苦的。苦到二十世纪下半叶，来了人民公社，农民不再拥有土地，连逃荒的自由都没有。
我想说明的是，今天，守在城市垃圾桶旁边的父老乡亲们，半生饥饿，几乎死里逃生，他们是曾经大饥荒的幸存者。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我父亲的那些思维，才能理解他们看到城市人丢弃的垃圾感到可惜，忍不住去把它们拣起来。他们知道自己低人一等，他们知道城市的一切不属于自己。
这就是转型期的老一代农民。他们即便尚未失去土地，在城市刨垃圾堆也可能比在家乡守着土地强。君不闻，当前不时传来农村老人自杀的消息，农村老人已经是自杀率最高的人群之一。他们来到城市，即便住在地井里，还可以活下去。
所以，一定有人不是因为“习惯”而捡垃圾，而是为了最低限度地活下去。对于今天的城市失业市民来说，他们的生活可能不如计划经济时代有保障。今天，中国正在打算把农民和城镇市民的社保统一起来。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城市贫民的生活状况，正在向农民看齐……这样，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城市的垃圾桶旁边，既有破产进城的流民，也有属地市民。
【四】
在这个浮华的时代，媒体很难把镜头对准城市流民和贫民。我们不知道他们人数多少。2014年1月，中国宣布：按中国的扶贫标准，累计减少了2.5亿贫困人口，按国际贫困标准，总共减少了6.6亿贫困人口。从这里，我们看到贫困有国际标准和中国标准。什么叫中国式贫困呢？1985年，中国将人均年纯收入200元，即每天0.54元定为贫困线；2009年这一标准为1196元，每天3.27元，24年增长约5倍，在此期间，中国GDP由7780亿元增至33万亿元，增长42倍。
而中国的贫困标准又分农村和城镇呢。去年，中国已经大幅提高了农民的贫困线，达到人均年纯收入2300元。这样，全国立即出现592个贫困县，贫困人口1.28亿。但城市贫民人数似乎不太明确。不过，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到任何一个城市的样板街区以外的地方去看看，你就可以看到赤贫就在城市里和我们共处。
与此同时，中国财富和政府可支配收入在迅速增长。2014年政府预算支出达15.3万亿，每一个人头超过1万。如果财政的甘霖能够公正地到达贫民，大家的日子会改善的。但当前的情况，一边是政府不差钱，一边是挣扎于赤贫的百姓和自生自灭的老人；一边是全球加班时间最长的劳工，一边是越来越有钱的富豪；一边是权贵们不断把钱财卷至国外，一边是平民守护着苍凉的人生和发展下的废墟。
那天晚上，当那两位祖母级的妇女在肮脏的垃圾堆里细心翻捡时，在她们的背后一条街，是一群年轻的妇女们在路灯下热爱着生活——在剧烈的音响里跳健身操，这也是每一个城镇都有的景象。当上一代人的晚年像垃圾一样被飞速富裕的时代甩开，下一代人正在渴望和追求更好的生活。
来源：腾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