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名村的兴衰——从闽西客家古村落培田村说起

by 作业本 · 2014 年 04 月 18 日

本文旨在议论历史文化名村，它们凭什么有名，何以兴盛，又何以衰败；明白了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如何振兴和创造新时代的文化名村，自在不言中。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是个全称概念，本文“以福建省连城县培田村为例”。这是从国外传进来的博士论文的一种写法。不过，人家的博士论文是“田野调查”，我照例只是一点杂感。

我喜欢东西南北乱跑，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见过的不算少。参观过的名村中印象最好的是福建漳浦县的赵家堡、安徽黄山脚下黟县的西递村、陕西省韩城县的党家村。它们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递村还与附近的宏村一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广义的文化，包括风水占卜（地理环境选址）、村庄规划与房屋建筑、礼法风俗等等，这些方面上述四个村落有共性，也各有特点。

赵家堡顾名思义，是赵氏家族的城堡，还真有城墙环卫，主要是防倭寇和山贼的。党家村其实也是一个城堡——黄土高原上这种城堡，从“五胡乱华”时起就有很多，俗称“土围子”。西递村与培田村则是建在山间平地上的村庄，没有防御工事，背靠青山，面临绿水。

这些村落的共同点是，皆为聚族而居。赵家堡、党家村不用说是哪个家族的了；西递村是胡氏家族的，培田村则又名“吴家坊”，是地处长汀县与连城县相连地区河源溪流域“十三坊”之一。这个村里都是吴氏子孙，所以景区大门口的石头名匾“培田古村落”，是2009年请曾任国民党主席的台湾吴伯雄题写的。

我这次到培田，是应邀参加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在那里举办的第三届春耕节。温铁军先生在演讲中说到，中国人自古以来的观念，不是“国家”，而是“家国”，“家”在“国”之前，“家”在“国”之上，此言极是。儒家讲“齐家治国平天下”，其顺序不就是“家—国—天下”，“家”在“国”之前吗？
客家人乱世求生，举族逃亡、择地而居的经历，尤其能证明这一点。国可以破亡，朝廷可以易姓，家族却是最生死攸关的小共同体。

所以说家族（宗族）自治，是中国古代社会、农业社会、乡土社会最重要的自治方式。很难想象，历史文化名村没有宗族自治。宗族自治不占主导地位的，是江浙周庄、桐里这样的市镇，是广东开平县各自为战的华侨雕楼，是贵州安顺市天龙屯堡这样的军士及眷属聚居地。

且说我对培田村最深最好的印象：3条“水圳”从村头蜿蜒流到村尾，1条傍村边干道，2条在村庄中间，那么古旧老又那么高大上。

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搞了个特区“深圳”，我都不知“圳”怎么读、什么意思。但是培田人就把那个水渠叫“水圳”：麻石或卵石砌的小渠道，浅浅的、清澈见底、长流不息，妇女们弯腰在里面淘米洗菜、洗衣服，有时在石板上捶一捶衣。这让我想起儿时乡村情景，可惜在我的湖北老家这样清清的流水已不可复得。

其实培田就是沿“河源溪”的村庄，河水日夜流淌。有了这条人工的水圳，村民们就不用下河挑水和洗涤了。你不能不佩服先人在规划建设村庄时的周全。村里有座宗族祠堂的对联是“祖宗规模远，儿孙继述长”。对于培田村来说，上联无疑是写实，下联嘛暂且还可以不太惭愧吧。

培田村地处罗霄山脉和武夷山脉的余脉，汀江和韩江的上游，江西、福建和广东三省交界处，山深林僻，因而客家人自中原举族南迁才有开荒拓土的可能；过去交通不便，直到上世纪末，只有勉强可以通行传达朝廷政令的古驿道，和撑竹排的溪流，因此，这里才有可能幸免于工业开发的破坏，而保持山青水秀天蓝的自然环境。

正是因为山重水复交通阻隔，这里曾是中央苏区（赣南和闽西）的重要地盘。培田古村的“大夫第”、“敦朴堂”、“双灼堂”等乡绅大宅的墙壁上，还残留着红军时代的标语口号，诸如“打倒国民政府”、“粉碎第四次围剿”、“武装拥护苏联”、“欢迎十九路军兄弟拖枪过来当红军”之类。猜想是国民党“反水”后，这些深宅大院的主人或者已被杀，或者已逃亡大都市与海外不愿回来，而国民党的政治清算尚未及深山老林，所以这些“赤化”景象没有清除净尽。

同样因为交通阻塞，“文革”后这里开发比西递村等地晚了20年，所以培田村的名气还不如西递、宏村等处响亮。我这次去，那些显得有点破败的华屋大宅，最壮观的数家正在修缮中，投资以千万元计。

西递村落民居是典型的徽派建筑不待多言；党家村以北方的四合院为主，李瑞环曾题词赞曰“民居瑰宝”；而培田村则享有“民间故宫”之美誉。

这个现有300多户、1400余人，占地面积13.4平方公里的客家村庄，尚存30余幢高堂华屋、21家宗祠、6处书院、5处宫观庵庙、2座跨街碑坊和1000余米长的古街。这些格局未毁的明清古建筑群，昔日的辉煌优雅不难想象，而构思与建造之精巧，则是建筑设计专业人员的活教材。以我的学养根本不配介绍，好在有很多专家学者去培田考察研究，已有多种相关著作面世。其中最专业的，应该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李秋香老师领衔的团队所著的《闽西客家古村落培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李老师带她的学生们在那里测绘各式建筑，主要的房屋不仅有文字描述，还绘有平面图、正立面图、纵剖面图、横剖面图及剖轴测图，那不仅是建筑艺术的审美材料，更是宝贵的建筑技术遗产。

我没有能力，本文也无意介绍培田民居，这里且推荐有兴趣的读者到网上搜索《培田古民居导游词》（撰稿李文芳，审稿傅生生，2011年4月），其中有最有代表性的那几家宅第的简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导游词》网页上链接有好多种关于培田古民居的研究与欣赏文体，有学报体，也有随笔体、PDF版、DOC版，不一而足。

客家民居主要有三种：一种是以永定和南靖最多的土楼，聚族而居的土城堡；一种是围龙屋，门前有个半月型水塘的那种，广东蕉岭县邱逢甲的故居和梅州张资平先生的祖屋可算代表吧；培田村则是第三种建筑的代表，叫“九厅十八井”。这种建筑模式是客家人结合北方庭院建筑及南方自然地理条件特征，采用中轴对称布局，厅与庭院相结合而构建的大型民居。九厅是指门楼、下、中、上、楼上、楼下、左花、右花等九个正向大厅；十八井包括五进厅的五井、横屋两直各五井、楼背厅三井。其厅、井布局合理，各有功用。上厅供祭祀、族长议事，中厅接官议政，偏厅会客接友，楼厅藏书课子，厢房横屋起居饮沐。它集政、经、居、教于一体。九厅十八井的空间布局，既考虑到主厅堂华丽高大，满足礼仪的要求，又照顾到平时居家过日子的使用方便，可谓匠心独具（引自戴志坚《闽台民居建筑的渊源与形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

所谓“九井十八厅”只是一种概括性的说法。实际上，离培田村入口不远，荷花池对面的“大夫第”（又叫“继述堂）是由18厅24井72个房间组成的。

以上说的是广义的文化，风水、建筑等物质形态承载的。就狭义的文化而言，如果不算随处可见的诸如“耕读为本”、“诗礼传家”、“忠厚传家”、“清白传家”、“善为至宝一生用，心作良田百世耕”、“得好友来如对月，有奇书读胜看花”之类展现“三观”的训示，不算敬天法祖的宗族祠堂及历代宣示与增补的《家训》《家法》和《族规》，不算可以想见当年文化娱乐方式的戏台（宗祠“衍庆堂”前），不算一直香火不绝的天后宫（妈祖庙）和文武庙（村口双层楼阁，上祭孔子下祀关帝）等等，最令人敬重的是，地处深山老林的培田村，600多年来居然先后创办了20多所书院，有迹可寻的还有6处。

这次我参观了保存完好的两处。一处是与培田小学在一起的南山书院。明朝成化年间，七世祖吴祖宽在培田创办“石头丘草堂”，后来逐步扩大，到清代则发展为文以“南山书院”、武以“般若堂”为代表的文武兼修的教育格局。“南山书院”执教名师中最有名的是后来高中翰林院庶吉士的曾瑞春。这个山村书院培养的学生，科举时代登科入仕者近百人，授官及诰封五品以上者十余人；民国时期出了4个留学生，4个黄埔军校生，其中吴爱群是孙中山同盟会时期的九大随员之一，吴乃清旅法是周恩来同学，吴敦归国后成为中国无线电科学的先驱之一。

另一处“容膝居”，是妇女学堂。本族少女、少妇们在这里不但学习文化、礼仪和女红，而且“可谈风月”，也就是可以
讲习与婚姻、生育有关的生理知识。写有“可谈风月”四个大字的匾额，嵌在举目可见的厅堂正面的青苔石壁上，古意盎然，引人遐想。
写了3000多字，还没有谈到培田村何以兴旺发达，人文鼎盛。

培田村的吴家始祖，元末明初来这里定居，“荜路篮缕，以启山林”。起初与土著畲族人共处、通婚，力田起家后吴家繁衍壮大，独成村落。随之耕读并作，又农商并举，于是家族中有人出仕为官，有人经商发财。

村里的两座跨街石牌坊，可以代表吴家子弟走出山沟闯世界的成就。村口的“恩荣”牌坊，代表出仕为官者。它是清朝光绪皇帝赐建给身边的蓝翎三品护卫吴拔祯的。拔祯1857年生于培田，光绪十八年（1892）考取武进士，殿试钦点三甲第八名，选任山东青州守备；后在光绪帝御前护驾多年，官至三品带刀侍卫，因而特许在家乡建造牌坊。
村后的“乐善好施”牌坊，为富商吴昌同所建。昌同从小到湖南衡阳当学徒，年轻时在汀州府开商行，晚年去潮州经商，获利丰厚，成为当地首富。咸丰年间，昌同由于筹集军饷有功，获准自建牌坊。（据《乡土中国·培田》，郑振满、张侃等著，三联书店，2005年）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出门闯世界的人，一是要“衣锦还乡”、“叶落归根”，否则就如“衣锦夜行”，就是孤魂野鬼；二是要“光宗耀祖”、“封妻荫子”，这是人生最大的成就和荣耀；三是要回报整个家族，造福乡梓，使作为家族命运共同体的亲属利益均沾，有福同享才能有难共当。

因此，在外面当官和经商发达了的人，一定会回乡建府第。培田村最有气势的宅子就是吴拔祯家的，名曰“都阃府”，门外立有两个桅杆样的石头雕塑，顶衔莲苞状的笔锋，斗树龙旗，柱纹五爪金龙，煞是威武。可惜1994年被了回禄，主体建筑只剩地基，差可想见当年宏伟的影子。

你听“大夫第”、“进士第”、“明经第”、“锄经别墅”，这些名称一望而知与读书做官有关。而“官厅”原称“大屋”，高墙耸立，四围封闭，布局为前塘后阁式五进厅。前设月塘，一取水克火之意；二取“九厅十八井，井井水归塘”之缘；三寓肥水不流外人田，“不尽财源滚滚来”。以屋宇俨然而适于接待过往官员便称“官厅”了。相传该厅是吴纯熙挖八窝金窖而建。这吴纯熙应该是广有钱财的富商吧。

为官有品而致仕，经商发财而返乡，作为成功人士，一来他们有见识有威望；二来他们有势力有财力，自然就成了乡绅自治和宗族自治的领袖。修族谱，建宗祠，定族规，建祭田，设义仓，办义学，这样家族共同体的公益事业便兴旺起来了。这就造成一种“马太效应”，或曰良性循环，吴氏家族子弟有更好的受教育条件，经商、出仕有更广的人脉资源。培田村容不下了，他们便向江西、浙江等地迁移。

作为“历史文化名村”，培田最显著的特征，不是有高堂华屋，而是有那么书院。明代吴氏第七代祖宽创“石头丘草堂”，聘请进士谢省为西席，教授儒学经典，兵部尚书裴应章任汀州知府时路过培田，题联赞之云“距汀城郭虽百里，入孔门墙第一家”。之后历代相继创办了“十倍山学堂”、“白学堂”、“义屋学堂”、“伴山公馆”、“岩子前学堂”等。以“南山书院”为例，它的办学经费，每年由“衍庆堂”提供租谷一百担，其余由南村公祠承担。吴昌同等人还捐资在福州创建了“试馆”，供汀州府内吴姓子弟赶考时共同使用。（据《乡土中国·培田》三联版）
说了吴氏家族的培田村何以兴旺，文化何以发达。其何以衰落就简单明瞭了。

民国以来，兵荒马乱；从上世纪20年代末起，培田地处“中央苏区”，国共内战，杀过来砍过去，大户人家死的死，逃的逃；在外面闯世界有所成的精英，不论国民党方面的还是共产党方面的，更勿论留学和移民海外的，没有谁再“告老还乡”，也鲜有反哺家乡和族人的举动。乡村只有输出，没有了输入，焉能再续辉煌？那些明清时代的高堂华屋，现在去看都成了大杂院，住着许多户“贫下中农”——就像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的“京师大学堂”，住着“贫嘴张大民”们。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振衰起弊，让培田这样的历史文化名村重续辉煌？

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邱建生的团队，在培田村办了社区大学；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杨东平的团队，在培田小学办了实验班；全球共生研究院的钱宏先生，作出了与当地合作重振南山书院的计划，这次春耕节同时举行了南山书院揭牌仪式……这些举措自然是好事，有利于培田的文化复兴。但是，它们毕竟是外在的锦上添花的力量，不如内生的力量能持久发展繁荣，这是不言而喻的。

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潮流不可抗拒，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就培田村而言，事实上随着人口的繁衍，这块土地的容量有限，历代都有开枝散叶迁移外地外国和城市的子孙；有荣有枯各领风骚N多年也很正常。关键是，对培田村而言，如何让在地的吴氏子孙兴旺发达过上美好生活？对中国广大的农村而言，如何才能涌现出新时代的“培田”？

宗族自治、乡绅自治是否应当、是否能够恢复，姑且不论。让本乡本土走出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反哺原乡，让他们不仅能“记得住乡愁”，而且能“系得住乡愁”——返乡居住，参与本村物质和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不是于国于乡于家都有利的大好事吗？

现在有不少在城市里工作的公职人员，把乡下父母接到城里住，一来房间拥挤，二来老人离开了乡亲与乡土生活很不习惯。但是，他们若要在乡下建好一点的宅子，却很不合算。因为一旦老人亡故，这宅基地是村民“集体所有”，公职
人员是城市户口没有土地继承权，只能把宅基地上的房屋卖掉或送人。

说白了，土地不是子子孙孙可以继承的私有财产，户籍制度使城镇户口身份的人没有资格在农村建房买房，离开乡村的精英被生生割断了与家族和原乡的血脉联系，农村怎能不失血而少营养呢？

户籍制度的不合理不必多言。现行土地制度我没有研究，但据北京华新民女士的文章，其否认城市私宅和农村宅基地的土地私有产权，是完全应该而且可以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