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章子怡之后，文章也受封为“国际章”，据说他上了英国的BBC，在国内，他的婚姻状况所受到的关注，远超天后王菲，成为众人舌尖上翻炒的话题。
是文马夫妇影响力更大吗？当然不是，文章在出轨界脱颖而出，很大原因是他的出轨性质更恶劣，在孩子不满百日之际，跟别的女人厮混数日，其嚣张恣肆，远不是一夜情开个房之类能比，非常之人能行非常之事，文章如愿以偿地名满天下了。
但任何事，单做横向比较是不够的，要是我们做个纵向比较，文章离前辈徐志摩，还是差上一大截。文章好歹还等孩子生下来了，徐志摩干脆在老婆怀孕的时候玩失踪，将她丢在两眼一抹黑的异国他乡，可怜张幼仪挺着个大肚子，由英国，至法国，再到德国，投亲靠友，苦寻落脚点，让她把那孩子生下来。
孩子生下来没几天，徐志摩出现了，但他是为离婚而来，面对这个虚弱的产妇，他慷慨陈词：“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这些话让张幼仪茫然。她只知道自己即将被抛弃，看不出“无限”前途在哪里，也不觉得自己曾经表现出过“有造福人类之心”。她感到徐志摩说这些话时，心中潜在的对象是大众和史学家，并记起，他曾说过，他要做中国第一个离婚的男子。
尽管张幼仪完全不能接受他的说法，并且觉得他不过是为了更自由地追求林徽因，才整出这开天辟地般的英雄气概，但她还是接受了她的命运，在离婚文件上签了字。这可能让徐志摩都感到意外——不然他不会带四个朋友护驾。徐志摩开心地向她道了谢，对她说：“你张幼仪不想离婚，可是不得不离，因为我们一定要做给别人看，非开离婚先例不可。”
张幼仪心里不舒服，但她还是点了点头。
接下来，徐志摩隔着玻璃窗，深情地注视了他的儿子，“爱意盎然”，看完他飘然而去，继续追求他的女神，丝毫没有想过张幼仪母子如何生存。
他再次出现在张幼仪面前，是在三年之后，那个孩子刚刚去世没几天。他得了一种肠道疾病，去世前颇经历了一些痛苦，等到一切都结束，徐志摩出现了。
他跟陆小曼的事儿闹得满城风雨，遂远遁欧洲避避风头，也考验一下他们的爱情。可能是因为孩子的缘故，他不得不去德国见张幼仪，在给陆小曼的信里，他说，这对他是一个难关，他想起来就发腻。
他抱着完成任务的想法来到柏林，见到的是一个悲伤的母亲，徐志摩给陆小曼的信里这样描述她：“可怜不幸的母亲，三岁的小孩子只剩了一撮冷灰，一周前死的。她今天挂着两行眼泪等我，好不凄惨；只要早一周到，还可见着可爱的小脸儿，一面也不得见。”
他算是有悲悯了，但这悲悯好像是陌生人的悲悯，若是他把自己当成父亲，想到这个孩子来到人世自己有一大半责任，他的忏悔就会更锥心一点，而不是这样清浅：“我今天赶来哭他，半是伤心，半是惨目，也算是天罚我了”。
除了这些微伤心，张幼仪也令他惊奇，他发现她变成了一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独立的步子已经站得稳，思想确有通道……她现在真是‘什么都不怕’，将来准备丢几个炸弹，惊惊中国鼠胆的社会，你们看着吧！”
这么一说，当初的弃妇竟然摇身变成他的“同志”了。徐志摩如是说不稀奇，他一向就是这样自说自话，但离奇的是，张幼仪，这个刚刚失去孩子的母亲，因为徐志摩而吃尽苦头的女人，居然不计前嫌，跟他游历意大利，还看了场电影。后来徐志摩回国，想要和已经离婚的陆小曼结婚，徐志摩的父亲提出他必须亲耳听张幼仪说愿意离婚，才能允许这桩婚事，张幼仪也召之即来，为徐志摩做这样的见证。
她与婚后的徐志摩似乎成了朋友，借给他钱，帮他打点衣服，徐志摩也给她写信，讲述自己，和陆小曼的生活状况。据说，徐志摩去世后，张幼仪还曾经以儿子徐积锴的名义，给陆小曼提供过一段时间的赡养费。
如此以德报怨，让人在佩服她的气度之余，也不免要想点别的。于是有人怀疑这是出于爱情，古诗里说，女人重前夫，现代故事里，好女人总是忠实于浪子，何况还有张幼仪亲口表白：“你总是问我爱不爱徐志摩。你晓得，我没法回答这问题。我对这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的家人可以称为“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看看，人家自己都这么说了，这个故事多圆满：善良的女人，沉默地爱着狼心狗肺的男人。简直是民国版刘慧芳啊。但是，张幼仪会接受这个定位吗？她不是说得很清楚吗：假如你们觉得为一个人做事就是爱他的话，那么我也许是最爱他的。
她这句话的意思难道不仅仅是，她是为徐志摩做事最多的一个吗？她对别人给她的“爱情说”感到迷惑。
可是假如不是因为爱情，她又为什么对徐志摩如此仁至义尽呢？仔细地看她侄女为她而写的《小脚与西服》，我常常感到，徐志摩在张幼仪的生命里，代表的不只是一个男人，而是一个崭新的时代。
在旧时代里做女人，是件很辛苦的事儿，像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裹小脚，不能出去上学，致使她“一生都是学校迷”。张幼仪和黄素琼年龄差不多，处境原也好不到哪里去，同出身于极度重男轻女的家庭，在家族的名单上被忽略，如果父亲不跟她讲话，她作为女孩子，就不可以主动跟父亲讲话。
不同的只是，张家久居于靠近上海的城镇，更得风气之先。未出嫁时，张幼仪千方百计地争取到了上学的机会，又在哥哥的帮助下，逃脱了裹小脚的命运。而这些，也要拜新时代的风气所赐，它就像不远处一个英挺可爱的男子，无意间惠及这个闺中少女。
张幼仪对新时代的好感不言而喻，而徐志摩，则是一个立志站在新时代风头浪尖上的人物，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对于她来说，新潮的世界是可爱的，但他这个新式才子新潮的表现之一，却是对于她的抗拒。
徐志摩曾说张幼仪和他的搭配是“小脚与西服”，但事实上，张幼仪并不那么小脚，她好学上进，意志力极强，远胜于当时很多年轻女子。当然，男人归罪于一个女人的精神层面时，常常只是掩饰对她外表的不满。但我们可以看到张幼仪的几张照片，她浓眉大眼，端庄清澈，单从照片看，绝不亚于陆小曼，可是，徐志摩看到她照片的第一眼，就说，这个乡下土包子。
徐志摩是“为了嫌弃而嫌弃”，他嫌弃的是包办婚姻。胡适对“父母推荐制”尚有些许认同，比他更为激愤热烈的徐志摩却视之为仇雠，可以说，从徐父答应下来的那一瞬间，张幼仪的命运就被注定了。
这就使得张幼仪对徐志摩有了一种很复杂的态度，一方面，他的冷淡以及后来的抛弃损害了她的利益，当然为她所不满；但另外一方面，比他小三岁，与他一起感受到新时代气息的她，对他的做法可能也不是全然的排斥，亦有好奇与疑惑。
我不是说，新时代新气象就是抛弃妻子做人渣，只是，那个时代是前所未有的，五四运动刚刚结束，旧有的东西被质疑，人人都在试，试逃婚，试离婚，试同居，试从一个伴侣飞快地滑向另一个伴侣。对新生事物的尝试，被提到首要日程，而悲悯、同情、推己及人，都因为常常和旧道德站在一个阵营，受尽冷落。
从旧时代里走出来的女子，一定是会吃亏的，吃亏之后，接下来怎么走？不同的选择，展现出不同的格局。
张幼仪可以选择做一个哭哭啼啼的弃妇。弃妇两个字，看起来好辛苦，做起来最轻松，自以为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从此就可以一劳永逸。比如当年鲁迅从遥远的日本给朱安捎话，让她放小脚，识字，朱安统统拒绝，她甘做时代的弃妇，以一种蜗牛爬墙的精神，缓缓跟了鲁迅一生。反正人们会说：她的悲剧，是时代造成的。帮她解决掉所有的挫败。
张幼仪也可以选择面对。只是选择了它，就是选择了艰辛。首先它让自己失去了抱怨的福利，要像帮助别人那样，帮助自己面对现状。而这种面对常常很残忍，要不然像连岳们就不会赢得毒舌的声誉，你要抛弃温暖的自怜自伤，撕开人生的真相，这个真相就是，即使在狭仄的空间里，最终能毁灭你和成就你的，都是你自己。
张幼仪选择了后者。当年面对徐志摩递过来的离婚文件，她平静地签了字，她说，我同意在文件上签字的唯一理由是：我在法国就已经打定主意，不再只凭过去的价值观行事。我是未来新式女子的一员。
她放弃了用谴责、控诉乃至自暴自弃等戏剧化的方式为自己减压，平静的口气背后，是一咬牙将一切都扛在自己肩上的勇气。现在的说法，叫做接纳。
是的，她张幼仪，不是林徽因、陆小曼这些天生的新式女子，她没能与新时代一见钟情，两情相悦。她做了她所能做的，疑惑地观望，尝试着了解，握手言和，即使不能成为新时代的宠儿，也能以自己的努力，赢得它的敬意。
她答应离婚，独自抚养孩子，省吃俭用，进入学校读书。回到中国后，她曾做过东吴大学的德文老师，后来又开办了女性银行。打理银行期间，她特意请了个中文老师，每天学习一小时，了解更多的文献与名著。她还学会了，用新式女子的态度，面对她的前夫。
她摄于37岁时那张旗袍照，又端庄又舒展，不亚于任何一个“名媛”。
似乎，这结果应验了徐志摩向她提出离婚时说的那些话：“真生命必自奋斗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这个曾经带给她痛苦的男人，也以一种不无残忍的方式解放了她，这或者是我对徐志摩无法评价的原因，孩童般的残忍与孩童般的智慧，在他身上融为一体，假如“赤子之心”可以当一个中性词的话，我愿意把这个词送给他。
不久前看到一本传记，扉页上引用了传主的一句话：“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总觉得哪儿不对劲，生为女人，确实会受到更多的侮辱与损害，但强有力者，一定有能力让自己活得更有尊严。这种力量，有时还体现为一种态度，张幼仪在她的命运面前体现的那种沉静、坚毅，尤其是那种开放式的姿态，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态度，从她的角度，也许可以拟出另一句话：“不要仅仅因为你是女人——是那个时代里的女人”。
（徐志摩的结发妻子张幼仪）
（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剧照，刘若英饰演张幼仪）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闫红 著名作家，曾用ID忽如远行客，尔林兔等。《误读红楼》、《他们谋生亦谋爱》等畅销书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