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发展稳步向前的今天，毋须讳言，当下社会弥漫着一股焦急忧虑、躁动不安的情绪, 几乎每个阶层、每个行业都有不少人存在着一种担心恐惧、坐立不安的紧张心态。
在经济发展稳步向前的今天，毋须讳言，当下社会弥漫着一股焦急忧虑、躁动不安的情绪, 几乎每个阶层、每个行业都有不少人存在着一种担心恐惧、坐立不安的紧张心态。这就是焦虑。知识界的学者也不例外。
焦虑是一种复杂的情绪反应，它由紧张、焦急、忧虑、担心和恐惧等心理活动和身体感受交织而成。弗洛伊德认为，焦虑是潜意识中矛盾斗争的结果，其原因不为本人所认识。关于“焦虑”的概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简而言之，焦虑就是对当前状态无安全感、对前途未来不确定性的一种忧愁和担忧的情绪。
知识界的学者不愁吃、不愁穿，生活基本无忧，事业稳定、社会声望较高，何来焦虑？是不是“‘学者’不识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个秋！”。
其实不然，学者的命运天生就是忧虑的。忧国忧民、良知良心、“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马克思认为，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发现矛盾、解决矛盾。因此可以说，忧虑是与知识分子相伴相生、一路相随的。但是，忧虑变成焦急的焦虑，就不得不寻找原因、对症下药了。
学者的焦虑来自于对当下的不安全感，对未知的不确定性，来自于对现实的冲突和不得不妥协的内心挣扎。
学者凭借知识和经验来解读现实，为社会建设献计献策。但现实的纷繁复杂往往与学者的理想、创见、建言不相适应，甚至格格不入。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和矛盾使学者陷入深深的苦恼和无尽的忧思中，不能自拔。面对残酷的现实，要么抗争、要么妥协、要么消沉，生性谨小慎微的中国学者一般会选择消沉和妥协。妥协是无奈的，消沉是不得不的。许多学者都认为，如果改变不了世界，就转而改变自己。激情满怀、指点江山的“愤青”开始转向修身养性、不争不斗的田园生活。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妥协也并不是一件坏事，有时候也是一种修正，使学者的方案更接近现实、更符合多方的利益选择。
冲突与妥协便成为学者生命中的一道常常自测的问答题，答案是正确、还是错误？抑或更多时候是无解，便成为学者心头的隐隐于怀、挥之不去的层层“焦虑”。这种冲突与妥协来自“官”和“学”、学者之间、学者与社会、学者自身的内心四个方面。
第一，焦虑来自于“官”和“学”的冲突与妥协。
中国的“官本位”思想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古代读书人世世代代的梦想，“学而优则仕”是中国知识分子成长发展的上佳路径和选择，“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是孤灯苦读、追寻功名富贵、光宗耀祖的强大动力。在古代，官员多从科举而出，因此学对官的服从、认同、尊崇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但是，进入新时期和新社会，随着新观念和新思潮对新型知识分子的不断冲击，知识分子开始寻找独立的人格和自强自立的人生目标，不再将自我的人生价值唯一地牵绊于官爵和红顶，追求社会的良知和人性的良心、探寻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和动力、挖掘人类社会的“真善美”、追索人类的完善与和谐，成为许多学者终身孜孜不倦、筚路蓝缕的人生价值目标。
官不再是学者的唯一追求，但官却管着学者的生存和发展，甚至是生杀予夺大权，学者的妥协和屈服是可想而知的。对于这种管与被管的体制，学者大都已经习惯或麻木，但“先当官后有学问”“当大官就有大学问”“仕而优则学”的现象却让学者焦虑、愤愤不平，当官以后基本占有了所有学术资源，职务职称、研究项目、出国访问、开学术会议当仁不让，“学术虚名”绰绰有余。官员学者牢牢把持着学术的话语权和学术资源分配权。
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革新和学者民主法制意识的日益深入，学者对于学术权利的维权意识也日益深化，对于官权带来的优越感和不当收益日益不满，并开始口诛笔伐。当然，这种“仇官”心态也直接导致另外一种有失公允的倾向，只要是官员和学者发生纠纷，就会不问青红皂白、先入为主地天然认定官员有错。但在良心和道义的拷问下，学者会陷入更深的冲突与不安中。
学术不是权术，课堂不是官场，复杂的局面和内心的底线相互交织，剪不断、理还乱，学者只好选择让步和妥协。冲突与妥协混杂，形成焦虑。
第二，焦虑来自学者之间的冲突与妥协。
学者都来自学术圈，既然是圈，就真的是一圈一圈的，每个圈都有自己的门派、自己的主张、自己的生态，外人是不太轻易打入的，同样的门派，要有师承的血缘，要秉持相近的学术观点，要相互支撑，要在论战中相互支援、一致对外。每个圈和其他圈都有交汇，交汇得越多，说明学术圈的朋友越多。在现代社会，学者们一方面有门阀思想，另一方面也有交际冲动。没有门阀，就没有安身立命的基础；没有交际，就没有获取更多资源的机会和能力。一方面要维护好门派里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要广交朋友、广结善缘。学问学问，要学也要问，真理真理，越辩才越明。学术圈，既要会商榷、争论，只有这样才能引人注目、引起轰动和共鸣；也要会对话、处世，只有这样才能左右逢源、脱颖而出。学术圈就是江湖，人在江湖、生不由己。江湖充满冲突，也充满妥协，学者怎能不焦虑？
学者都是文人，中国自古就有“文人相轻”。三国的曹丕在《典论·论文》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话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傅毅）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但是却）下笔千言，不知所指。” 但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当下的一些学者，也的确有把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现象，以己之长、攻人之短。一旦相互轻视、相互攻击，往往会陷于冲突与妥协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同行相嫉、同行相猜，面对同行的成绩，有时候连“羡慕”都没有，只剩下“嫉妒恨”了。
学者都想成为学术权威，独树一帜、独领风骚，但当下一些学术权威成为“学术威权”了，将学术权力运用得炉火纯青，甚至登峰造极。权威是获得“正当权利”的人。学者对学术权威的接受，不是通过强制和压力实现的，而是通过教育、传承、引导等方式使处于同一个共同体中的人自愿接受的。马克斯·韦伯把权威分为传统权威、魅力权威、理性法定权威三种。而威权则是另外一种，他不是靠传统，也不是靠魅力，也不是靠理性法定权威，而是靠威势和权力，以非民主、不自由的压制性手段对人进行控制和管理。学术权威是以学术成就笑傲江湖的，而学术威权是以威势和权力来掌控和分配学术资源的。当学者遭遇学术威权时，若得不到认同和赏识，一般都会被压制、被排挤、被边缘化，敢怒而不敢言，这种学者之间的冲突和无奈的妥协，极易导致学者的焦虑。
第三，焦虑来自学者与社会的冲突与妥协。
学者大都崇好清高、自认人杰、心比天高、孤芳自赏，而社会是纷繁复杂的综合体，既五彩缤纷，也藏污纳垢，学者对于复杂的社会，常常自喻为“出污泥而不染”，既离不开社会，又想躲避社会，并且自认为高于社会。但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离不开社会，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社会中的人，社会是人中的社会，人离开社会就变成了断线的风筝、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社会不仅仅是学者的社会，而且是各色人等的社会，它不以学者的主观意志和好恶选择为转移。各个阶层、各种人群把社会装扮得五光十色、光怪陆离。学者不适应社会是必然的，但学者的良知提醒自己既不能同流合污、随波逐流，也不能要妄自菲薄、袖手旁观，要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来解释社会、改造社会。但学者的作用力往往被社会的反作用力撞得头破血流，学者既看不惯社会的不正之风，又不得不屈从或仿效不正之风。自视清高和放下身段，成为学者不得不要经历的冲突与妥协，当这个矛盾激化时，焦虑就油然而生了。
第四，焦虑来自学者内心的冲突与妥协。
在心理学中，弗洛伊德把人的意识分为本我、自我、超我。本我（id）是在潜意识形态下的思想，代表人最原始的、属满足本能冲动的欲望，本我为与生俱来的，是人格结构的基础，本我只遵循一个原则——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意为追求个体的生物性需求如食物的饱足与性欲的满足，以及避免痛苦；自我（ego）是指个人有意识的部分。是人格的心理组成部分，现实原则暂时中止了快乐原则。在自身和其环境中进行调节，自我是人格的执行者；超我（super-ego）是人格结构中的管制者，由完美原则支配，属于人格结构中的道德部份，由于对客体的冲突，超我站在“本我”原始渴望的反对立场，而对“自我”带有侵略性，超我以道德心的形式运作，维持个体的道德感。
在学者的内心中，三个“我”尤为鲜明、个性突出。学者的“本我”是主张崇尚自然、返朴归真、力戒雕琢、顺应天性的，学者的“自我”是主张安份守纪、坦荡做人、认真做事、以理服人的，学者的“超我”是主张修身齐家、济世安邦、担当社会、造福天下的。社会责任和理性良知驱使学者要发挥超我，调节自我，节制本我，但不同的“我”都在给学者下着指令、布置任务。超我想入世，本我想出世，自我想处世。杨绛说：“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都不屑”，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学者的心声。而在20世纪3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豪迈地宣布：“历史已经使知识分子阶级成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我们无意谦让。”而宣称20年不谈政治的胡适最终也在抗战中成为外交官。费正清理解蒋廷黻、胡适一类留学回国学者的最终从政，他认为“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学者是一个政治动物。象牙之塔只是隐士用的”，“西方教授一般都认为应该站在政治圈外，而在中国，这样做就是失职”。面对不同的选择，学者的宿命到底何在？淡泊与功利、平和与奋斗、遁市与出山、内心的宁静与外界的喧嚣把学者烦扰得人格分裂，不知如何安放自己的灵魂和精神，内心的冲突与妥协便成为最焦虑的冲击波。
从某种意义上说，焦虑对于学者来说，是压力，也是推动力。焦虑来自于学者的忧国忧民，来自于学者对人生、对社会、对世界的思考和追问。《诗经》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即是对当下知识分子的生动写照。知识分子就是天生焦虑的社会群体，有的学者套用“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说，“我不焦虑，谁焦虑？”体现出学者的社会责任和理性良心，如果一个社会中，学者都“集体无意识”地不焦虑了，那么，焦虑的就应该是这个社会了。
因此，学者焦虑与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紧密相关。当前学者的焦虑心态一定与当下的市场经济和社会政治密切相连。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的“看不见的手”道出了市场经济的秘密。然而人们忽视了斯密还写过《道德情操论》，反复强调与“看不见的手”对应的是“内心的那个人”。“内心的那个人”的内涵就是指“良心”、“同情心”、“正义感”等美德，是人所必需的，也是经济发展必需的。斯密说：“当一个人的利益看得比众人的利益更为重要，内心那个人马上提醒我们：太看重自己而过分轻视别人，这样做会把自己变成同胞们蔑视和愤慨的对象”。学者就是想用“内心那个人”去调控和感化市场上那只“看不见的手”，当“内心那个人”和“看不见的手”之间发生冲突时，当冲突后不得不无奈地选择妥协时，就是当下学者为何焦虑时。
作者：郑承军 北京语言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