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瘾性“物品”对中国人有巨大伤害的，一个是鸦片，一个是官本位。
中国人的官瘾猛于毒瘾之三
文/廖保平
一个久居官场、官瘾太深的人，一旦退下来，就像有毒瘾的人突然断了毒源，六神无主，心烦意乱。我就见到一位老领导，平安退休（这是不错的结果），随之而来的种种不适也来了：以前每次走进他的储藏室，名酒名烟高档营养品土特产堆积如山，现在像变魔术似地空空荡荡起来，脸上挂着无比失落的神情；以前家里电话不断，故意离电话远点，现每每坐在电话机旁，一整天也没个电话，不由地盯着电话发呆；以前下楼有专车候着，司机忙把门开，现在下楼就像被丢在了旷野上；以前每到节日登门拜访者络绎不绝，现在两只耳朵时时倾听敲门声，就是没有响动……。老领导的官瘾没得满足，有气就朝家里人发，家里人要本来是哄他开心的话，他听成是家人也看不起他了，搞得一家人不知如何是好。
其实，今人如此，古人更荒唐。清人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里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明代有个进士出身的监察御史乔廷栋，罢官回家，官瘾复发，为解官瘾，每天早上要自导自演一番公办审案的戏。
原御史每天早上洗漱过后，就穿上官袍戴上官帽，坐在高堂之上，仆役从门外鱼贯而入，依次拜伏晋谒，有的仆役还要装假有冤要申，请乔大人查明伸冤。乔廷栋听了陈情就细加剖析，一一判决，然后依仪退堂，减缓他难熬的官瘾。乔廷栋的荒诞之举与张传声如出一辙，本质都是官瘾严重到无法自拔，不同的是，张传声的举动是做官之前过过官瘾，乔廷栋的举动是罢官之后仍对做官念念不忘。
唐代张固在《幽闲鼓吹》中记载：唐德宗时的宰相崔造打算退休，但犹豫不决，家人亲戚都劝他别放下大好的名利，只有大女儿体谅为父的辛劳，劝他急流勇退，休官享福。崔造遂下定决心，提前致仕。回到家后才发现多么不习惯，做宰相时，门庭若市，求之者川流不息，致仕之后，门庭冷落，再无趋炎附势者敬财献物。一两年下来，崔遣“居闲躁闷”，常对子弟感叹：“不得他诸道金铜荼笼子物掩也。”意思是再也收不到各地方长官(诸道)的“意思意思”了，后来终是耐不住寂寞，又复出任职，权力的诱惑就是有这么大。
难怪现在有些官员提出要65岁退休，看似要发挥“余热”，其实官瘾还没有过够，希望多玩几年；难怪有些官员退休前使劲培植自己的人，就是为了人走茶不凉，仍然做一个不在其位的“官”，继续过官瘾。否则，官瘾太重的人，一旦断了“毒源”，官瘾突发又不能得救，后果会很严重。
回顾中国的历史，会惊奇地发现，成瘾性“物品”对中国人有巨大伤害的，一个是鸦片，一个是官本位。鸦片给中国人带来一连串的灾难，戕害中国人的健康，阉割人的精神，致使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军事废驰，让中国人变成“东亚病夫”。而官本位的危害有过之而不及，鸦片只是近代以来才毒害中国人，而官本位的危害源远流长，达数千年之久，侵蚀中国人的灵魂，变成了遗传基因，于是我们看到，鸦片是吸到一定程度才上瘾的，做官是“在儿童时期都存在”的瘾，官瘾猛于毒瘾，可见一斑。
从古到今，有官本位思想的人只是把做官上瘾视为“人之常情”，当作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获取个人私利最有效手段，看作人生的最高荣耀，并不以官瘾为疾病，也没有引起医学疗治的注意。不过，临床表明，通过医疗治官瘾的成功率是很低的，就是从古至今一直把官瘾当作“精神疾病”来治疗，估计也不会什么效果。
因为，做官之所以让人上瘾，在于官员手里的权力不受监督，拒绝监督，绕开监督，打压监督，不受监督的权力导致腐败，腐败正好满足人类的贪婪本性，能够满足人的贪婪本性的东西，就容易让人上瘾，做官也是如此，权力不遏，官瘾不止。要是权力受到约束，为官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以至于“官不聊生”，恐怕就没人有那么深的官瘾了，这是从权力源头除掉官瘾，真正管用的办法。如若不然，就像明知鸦片有毒，却不从源头上断绝鸦片供应，只是苦口婆心地劝告大烟鬼戒掉烟瘾，常识告诉我们：这是无济于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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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廖保平 笔名西越，知名评论家、作家、诗人，“中国反愤斗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