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这个世界会好吗？——由晚清人的心态说开

晚清是一个国破山河在的危世，也是一个很有魅力的时代。危世出豪杰，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到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这些汉族封疆大吏是晚清政治舞台上最耀眼的明星，连慈禧太后都要顾忌他们三分，既要重用又要盯防。假如没有了他们，大清提早六十年就会完蛋，变成洪秀全的江山了。

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世人已经谈得够多。而以“中体西用”而闻名的一代儒臣张之洞，其实更值得一说。他比其他几位前辈同僚更为复杂、多面，转变大时代中的所有尴尬和冲突，都在他的人格心态中浓缩地展示出来。

张之洞出生在河北南皮。河北在清代叫做直隶，负有拱卫京师的重责。晚清一代，人才迭出，足可与江南比肩，不似今天有点衰败。张之洞的祖辈是世受皇恩的官宦之家，不是进士，就是举人，但最高的也只是到知县、按察使一级。真正让家族光宗耀祖的，还要数张之洞。他出生后的第三年，鸦片战争爆发，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时代”降临，让本来只是饱读四书五经的儒生们有了崭露头角的机会。乱世出英雄，成就了张之洞，让他达到了祖辈无法企及的高度。

张之洞（1837－1909）

张之洞天生聪颖，是个读书的好料，考试更为了得，13岁中秀才，16岁顺天乡试拔得头筹，以解元身份中举，26岁中会试第三名，俗称探花。要不是中举之后有两科会试，因为考官中有族兄不得不回避的话，说不定20岁就能以进士身份点翰林。正途出身，少年得志，这让张之洞一生都引以为豪，自信满满。

清末那几位大名鼎鼎的治世能臣，除了李鸿章是二甲出身，与张之洞勉强比肩的话，其他几位在功名上都与他差了几个层次。名气最大的曾国藩，虽然也入殿试之门，成绩却在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而已，曾公常常引以为耻，有自卑之感。而功勋显著的湘军将领、后来担任封疆大吏的左宗棠、刘坤一，一个举人出身，另一个是级别更低的廪生。至于比张之洞低半辈的袁世凯，更是屡屡乡试不中，非正途之人。张之洞有资格骄傲，自视甚高，他的用人标准，也十分苛刻，首看门第出身，次看科甲正途，再选饱读经书的儒学名士。他的眼中，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他看得起的，另一种是他看不起的。这与曾国藩虚怀若谷，不问出身，广招天下人才于幕府之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点了翰林之后，张之洞在京做了几年闲官。同治光绪年间的官场，位少人多，因镇压太平军而崛起的湘淮军人，以军功占据了半壁封疆大吏；朝廷缺钱，又让一批杂佐以银子铺路，以捐纳挤入官场。于是鸠占鹊巢，仕途拥挤，本来等着外放的翰林们就前途无望了。他们牢骚满腹，怀才不遇，同味相投，于是以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首领，形成了一个清流党。李军机是张之洞是他河北的同乡前辈，清流的风格又很对自己的口味，张之洞毫不犹豫入了伙，成为与张佩纶齐名的清流党大将。清流个个正途出身，满腹经纶，看不起当时炙手可热的“浊流”洋务派封疆大吏，讥笑他们不过是“粗才俗吏”。清流、浊流，各成一个交往圈子，各有各的趣味与做派，形成同光年间的死对头。执掌帝印的慈禧太后也乐见借助清流的势力，牵制如日中天的恭亲王和李鸿章这些洋务派官员。

说起慈禧太后，对张之洞而言，不啻有知遇之恩。他少年得志，名声在外，连慈禧都有耳闻。据传西太后还当面问过她的宠臣、张之洞的族兄张之万：“你弟弟张之洞颇负才名，怎么至今还没有入翰林？”第二年张之洞参加殿试，阅卷大臣认为他的对策“出格”，判为三甲之末，若如此的话，张之洞与曾国藩一样，只是“赐同进士出身”，将为一生之耻。户部尚书宝鋆独赏此才，将之提置二甲之首。到了慈禧那里，御笔一勾，将第三、第四名对调，二甲之首的张之洞跃入一甲，成为探花。

太后如此之“帘眷”，让张之洞感恩不尽。皇恩浩荡，当以终身报答。晚清政坛风云激荡，每当重大的时刻，张之洞总是坚定地站在慈禧的“后党”一边，除了他深谙宫廷政治，明白“跟对人”很重要之外，恐怕与儒生“士为知己者而死”的报恩之情也有关系，这种情感，对于不讲君臣之义、只问功利厉害的袁世凯来说，是断断不会有的。

同光年间的清流党，最大的政敌是李鸿章。在张之洞他们看来，李中堂是“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材能而不论人品”。洋务派懂得天下之“势”，却忘却了圣人之道。而饱读经义的清流党们，“以维持名教为己任”，自然要对庸俗的洋务派官员出手大加抨击。张佩纶是有名的大炮，他弹劾的官员，从满族权贵奕訢、宝鋆、崇厚，到汉族官员王文韶、翁同龢、郭嵩焘，不问南北，皆在横扫之列，连他的恩师宝鋆、亲家王文韶，也大义灭亲，决不放过。张之洞要乖巧得多，他懂人情世故，只是正面提出建言，即使有批评，也是对事不对人，很少有纠弹官员之举。他的上疏得到各方赏识，更为慈禧所另眼看待。

假如张之洞没有机会外放，大概他终身会成为清流的死忠党。偏偏不久机会来了，朝廷命他出任山西巡抚。在这之前，虽然做过两任钦差学政，他并没有主管行政的州县地方官的经历。因为有慈禧的眷顾和同乡李鸿藻的关照，竟然越级提拔，获得“特擢”，成为封疆大吏。这是张之洞人生的最大转折点。在翰林院任职言官，尽管放言高论，应该如何如何，不必为结果担责。一旦主掌地方，就不得不表现，以政绩证明自己。张之洞是何等聪明之人，他明白，世道已经变了，假如不懂洋务，便实现不了富强，而在一个竞争的世界，富强正是是生存之本。

从山西巡抚开始，到后来的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二十多年的封疆大吏生涯，让他从一个高谈阔论的清流党，变为一个注重富强的洋务派。特别在他督鄂的十八年，视武汉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大力施展湖北新政，后来居上，将原本落后的武汉打造成为仅次于上海的洋务重镇。最出名的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枪炮，其质量与数量都在上海、天津之上。武汉这个华中通衢之都，有今日之地位，首先要感谢的是张之洞在清末的首功。

但不要以为张之洞真的摇身一变为完全的洋务派，无宁说他是清流为本，洋务为用。清流与洋务构成了他一生的内心紧张，后来他在《劝学篇》中，以“中体西用”的模式加以安顿。

事实上，办洋务，并非违背圣人义理。洋务事业，从经世致用而来。儒家之义，本来就有两面，一面是修身，注重道德修养，另一面是经世，落实于社会政治治理。经世而不修身，那是法家的吏道；修身而不经世，则与道家佛教无异。儒家与法家、佛老不同之处在于，它既有修身的超越层面，又有经世的世俗性格，在不同的朝代和时期，会有不同的侧重点。

宋明两朝，从朱熹到王阳明，都以修身为本，到了明末清初，顾炎武振臂一呼，一反空疏的心性之学，提倡通经致用。虽然清代中叶文人们战战兢兢，埋头于繁琐的考据之学，但到了晚清，在变化的大势刺激之下，经世致用之风再起，成为洋务运动的先声。办洋务，本身就是儒学内部一场静悄悄的自我变革，它继经世而来，是经世之术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在西风吹佛之下经世的新阶段、再发展，未必违背圣人之学。从曾国藩到张之洞，皆可作如此观。

张之洞最欣赏的是“通经致用”，早在担任四川学政的时候，他在成都创办尊经书院，提出治学、读书、习史的根底在于“通经”，熟读儒家经典。但是，通经不是目的，最终乃是要“归于有用”。他说“读书趋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

张之洞以饱学之士闻名，其读书之多之杂，在同治年间无时人可比。他给尊经书院的门生开列了二千余种书目，后来作为《书目答问》一书传布全国，成为当时士人们首选的读书指南，其中大部分是经史子集的传统经典，也有几册翻译的西学著作，比如《新译西洋兵书五种》、《新译几何原本》、《代数术》、《数学启蒙》、《瀛环志略》、《海国图志》《新译地理备考》、《新译海道图说》等。清末的启蒙巨擘梁启超少年时代埋头于科举，不知天地间除了辅导科考的帖括之外还有另外的学问。待他读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顿开茅塞，始知天下还有学问二字！直到七年以后经过上海，才看到了张之洞所开列的这些西书。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读到《书目答问》中西书的时间，也不比张之洞更早。

张之洞的经世致用之学，启蒙了梁启超这批后来的维新之士，在引进西学、采用西法这一点上，他与康梁有共同的语言，并引为知己。1895年，康有为到江宁拜访张之洞，住了二十多天，身兼两江总督的张之洞日理万机，仍然拨开冗务，每隔一天，就与康有为促膝深谈，每至深夜，有相见恨晚之感。康有为告诉他，想在上海成立推动变法的强学会，恳请张之洞出任会长，张慨然应诺，捐助白银1500两作为开办费。康有为撰写了《上海强学会序》，张之洞也同意以自己的名义刊布，在变法富强上，洋务派大吏与维新派领袖达成了高度的默契。

当时的舆论骄子梁启超正在上海主持《时务报》，这是近代第一张以舆论为主调的报纸，可谓是中国公共领域的发端。“笔锋常带情感”的梁启超以一己之言论，掀动大江南北，刮起了维新的旋风。张之洞非常欣赏，下令由官家出资，每期向湖北全境文武大小衙门、各书院和学堂派送，免费阅读。他给梁启超写信，很客气地称只有24岁的梁为“卓老”，奉送白银500两，邀请他到武昌见面。梁启超到了大帅府，张之洞原先计划打开中门，鸣炮迎接，让一个小小的举人享受钦差大臣和外国使节的待遇。部属听了大吃一惊，再三劝阻说太不合大清礼仪，张之洞才作罢。

梁启超到达这天正值侄儿结婚，他撇下众多客人于一边，将梁启超引入内室，单独倾心交谈。要知道平日张大帅素以傲慢出名，众多求见者，被侍从引自花厅，他不是故意怠慢客人，几个小时借故不出，就是略略询问几句，便端茶送客。如此器重出身卑微的康有为、梁启超，显然很不寻常，维新派士大夫是他特别看得起的“名士”一类。

不过，假如你以为张之洞与康梁是同一路人，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晚清的变革者中，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士大夫，一类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官僚士大夫，另一类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这些文人士大夫。虽然同属士大夫群体，但一个在体制的中心，另一个在体制的边缘；一个是懂政治、善权谋、稳健老道的持重官僚，另一个是充满浪漫主义幻想、不知宫廷深浅的激情文人。

虽然张之洞与康梁在变法维新上有共识，但他们的改革思维迥然有异。康梁想的是“应该如何”，以急迫的心态希望全变、速变，后来在光绪帝支持下搞了一场流产的百日维新。而深谙京城权力格局的张之洞，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可能”，明白变法只能以切香肠的战术，模糊最终目标，一步一个脚印，争取官场的最大多数，避免各大利益集团的围杀。

变法的策略分歧还是次要的，最要命的是官僚士大夫与文人士大夫在终极目标也是各有所图。康有为热衷于“孔子改制”说，不仅要当外王，而且还要成为内圣，以公羊三世说重塑圣人之道。正途出身的一代儒臣张之洞，作为古文经学家，生平最讨厌公羊之学，屡屡劝说康有为放弃异端邪说，但同样自视甚高的南海康圣人如何肯答应，于是两人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分歧。

再说梁启超。张之洞欣赏他的天才，但读到《时务报》中那些鼓吹民权的出格言论，让张胆战心惊。与康梁这些体制外文人不同，张之洞这些官僚士大夫与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他们本身就是体制中人，自己所有的利益与荣辱与体制血肉相连，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绝对无法容忍文人士大夫不知天高地厚，鼓吹民权之说，以酿成动摇国本、颠覆体制之祸。他忧心忡忡地说：“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

1898年光绪帝宣布变法，重用维新派文人士大夫，慈禧太后针锋相对，迫令帝党领袖翁同龢免职回老家，部署亲信荣禄出任直隶总督，执掌京城兵权。帝党、后党冲突一触即发。张之洞形象开明，为帝党所倚重；又死忠太后，为后党所信任，国内外都将调和帝后冲突的目光放在张之洞身上，连日本政坛的元老伊藤博文都说：中国若不变法，内乱外患将至，而能办大事的大臣，唯有张之洞一人耳！

在变法进入生死存亡的时刻，精明的张之洞推出了酝酿已久的《劝学篇》，洋洋数万言，描绘了官僚士大夫的变革路线图，也成为晚清知识分子“中体西用”的纲领性文件。他开宗明义说：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即使孔孟再世，也不会非议变法。因为可变者，是器械、工艺和法律政制，这是用；不可变者，乃儒家之圣道、三纲之伦理、修身养性之心术，这是体。简而言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用的层面，可以引入西学西法；但在体的层面，坚守圣人之学绝不动摇。整部书，分为内外两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讲的是不变的圣人之道，外篇务通，以开风气，逐条论述变法的途径。

在戊戌维新当中，张之洞究竟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劝学篇》外篇中，有鼓励出国，“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这类激进之语；在内篇中，又告诉世人：“西学必先由中学”，中学功夫不深者，不配翻译西书。他超越保守与激进两道，既要坚守儒家的义理；又要变革陈旧的器物、法制。

要明晓个中之玄妙，首先要了解晚清以降的“理”与“势”之争。晚清的官僚士大夫当中，有“重理”和“重势”两派，重“理”者，比如咸丰同治年间的理学名臣倭仁，坚信圣人的天理不容改变，天不变，道亦不变，所以他连开一个京师同文馆，召几个学生随洋人学习算术天文都要阻杀。重“势”者，最有影响的乃是洋务运动的鼻祖曾国藩，相信圣人之道应随时势变化而变化，势道变了，经世之学也应随机应变。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既重“理”，又重“势”，“理”在“势”中，“势”从属于“理”。张之洞的幕僚、那个“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的怪人辜鸿铭，后来评论道：君子重“理”不重“势”，小人重“势”不重“理”。张大帅见西人兵舰巨炮厉害，欲舍“理”而言“势”，入小人之道；又患得患失，恐怕人心不古，于是踌躇满志，提出两全之道，所谓中体西用也。为了国家富强，舍“理”而言“势”；为了君子人格，又要舍“理”而言“势”。熟读欧洲历史的辜鸿铭讥笑说，这岂非宗教上的耶稣教士，政治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吗？

《劝学篇》一发布，帝、后两党双边都叫好。光绪帝欣赏张之洞的变法主张，命总理衙门排印300部，作为钦定的维新教科书，后党读到张之洞批评公羊说乃“乱臣贼子喜也”，旗帜鲜明与康梁划清界限，亦放心不少。张之洞以高超的权术技巧和精准的政治算计平衡于帝后之间，左右逢源，两边得分，最终谁占上风，他都不吃亏，有红利可取。果然，等到百日维新失败，凡是与康梁有瓜葛的大小官员个个被慈禧太后整肃，革职查办，永不叙用，唯独与康梁一度走得很近的张之洞平安无事。

戊戌之后，张之洞与康梁彻底交恶。张之洞生平最恨“乱臣贼子”，流亡海外的康梁之言行，让张之洞厌恶，他多次打电报给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指责康梁办的《清议报》“诋毁中国朝政，污谤慈圣，种种捏造，变乱事非，信口狂吠，意在煽惑人心”。

1900年八国联军入北京之际，唐才常领导自立军在汉口密谋起义，救光绪复辟归政。张之洞毫不手软，将这个昔日的学生抓捕入狱，亲自堂审，张问：你文才甚优，为何谋乱？唐反唇相讥：你读书而不明理，附和太后，忘了与光绪帝的君臣之义！被捕者中有多位他创办的两湖书院和武备学堂的门生，为了摆脱干系，张之洞不经奏报，第一时间将唐才常等20位起义者杀害。

两湖书院

自古以来，诛杀读书人在史书上一向无好名声，张之洞深知这一点，在政治利害面前，他断然选择自保。血光之下，他的内心是惶惶不安的。康有为一语道破了他的忐忑心态：“既惧亡国大夫之诮，又羞蒙杀士之名，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俯仰无聊，欲以自解，其情可悯，其用心抑苦矣！”

本来，张之洞对康党有知遇之恩，康梁也对他寄予厚望。虽在同一条变法的船上，官僚士大夫与文人士大夫的利益、做派与指向其实是同床异梦的。张之洞虽然开明，但压力一来，立即闪身走人，明哲保身。他对风险与收益拿捏精准，一旦涉及到王朝核心利益，决不越雷池半步，与老佛爷过不去。连经常与他一起联名奏折的两江总督刘坤一都看不惯他，说之洞“见小事勇，见大事怯”。刘坤一这八字评语，活龙活现凸显了张之洞的乖巧个性。

梁启超后来在《李鸿章传》中点评清末从洋务到新政的诸位封疆大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和袁世凯，对张之洞最为不屑，他如此比较李鸿章与张之洞：十年以来，与李齐名者，张之洞也，但张何以能望李之肩背！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李鸿章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张之洞好名，故常趋巧利。张之洞虚骄狭隘，残忍苛察，较之李鸿章有常识有大肚量，相去何止云霄也！梁任公的这段话，虽然有翻脸之后的意气成分，但多少有几分真实。

比较起同代人李鸿章，张之洞的确要复杂得多，他不仅是一个能吏，而且还是一个儒臣，他的种种矛盾行为，固然有厉害的算计，但更重要的是有一种思想上的自觉。这个秘密要到《劝学篇》里面去破译。张之洞说，晚清的求变，有三种路向，一曰保国家，二曰保圣教，三曰保华种。所谓国家，乃是大清王朝也；所谓圣教，指的是儒家纲常伦理，所谓华种，意思是种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清廷推行新政，当然是为大清江山，小江山的存亡高于国家的安危；康有为变制，是为了捍卫儒家圣教；而梁启超鼓吹维新，最关心的是世界竞争大势下民族的生存。

在保国、保教和保种的歧路面前，张之洞的选择是什么呢？在《劝学篇》里面，他明确表示：“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中华民族若要生存，首先民族的灵魂圣人之道不能亡；而圣人之道又与其制度肉身王权互为结合，所以必保大清。由此可以明白，为何张之洞在势如累卵的危机之下，虽然在用的层面大但开放，借用西学西法，但在体的层面坚守圣人之道。在他看来，没有了儒教的灵魂，即使保住了民族的生存，也等于被异族同化，亡国灭种。而儒家的纲纪伦理，最终要落实到王权的制度层面，大清的核心体制不容动摇。

假如只是到了这里，张之洞与之前的老传统主义者倭仁还没有什么区别，他毕竟是一个新时代的新传统主义者，不仅要守“理”，还要重“势”，势道变了，也要与时俱进。

张之洞紧接着要讲了另一段话：“种何以存？有智则存。智者，教之谓也。教何以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也。故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保江山也好，保民族也好，保圣教也好，最终还是要有力量，这力量就是富国强兵！19世纪末进化论席卷神州，以力为中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为严复、梁启超等文人士大夫所鼓吹，也深刻影响了张之洞这样的官僚士大夫。圣人之道是空泛的，只有最终体现在实实在在的国家实力，才能保住大清江山，守护儒家伦理。

不过，切莫以为富强是张之洞的终极关怀，他说得很明白：“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富国强兵只是手段，最终目的乃是守住大清江山。在他看来，江山与儒教乃是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舍保国之外，安有所谓保教、保种之术哉？”到了这里，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张之洞会与康梁决裂，杀自己的学生唐才常，至死对朝廷忠心耿耿。保江山，就是保自己，保江山，才能保心目中的圣教。

在晚清最后20年，张之洞就是这样一个亦新亦旧、跨越新旧的人物，旧派嫌他太新，新派又嫌他太旧。新传统主义者的复杂面相就在于此。在用的层面，他是与时俱进的，1901年，他与刘坤一联名上提出《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要求清廷在法律、官制、科举、练兵、游学、工商等领域推出全面的新政，得到了慈禧的首肯，变法三折成为晚清新政的纲领性文件。他在湖北的新政，几乎都走在全国的前面。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之后，立宪国日本打败了专制国俄国，筹备立宪的呼声日益高涨。张之洞一反之前的谨慎态度，觉得若不尽快立宪，排满风潮永不止息，大清江山也将难保。他面见慈禧的时候，力主效法德日，尽快落实君主立宪。

不过，在体的层面，张之洞反而有倒退之意。从《书目答问》到《劝学篇》，他在洋务派封疆大吏之中，是最懂西学的，也最早为西学的引入打开了窗户。然而，新学之风一旦吹入中国，就不会如张之洞所愿，会乖乖地停留在用的层面，势必要对儒家之体构成挑战。特别是1905年科举废除之后，新的学堂代替传统书院，旧学渐渐成为无用之学，人人趋新，喜好有用的西学。

张之洞提倡新学，但骨子里偏爱旧学。有一天，他的幕僚为他拟了一份官文，张之洞读了之后，颇为不悦，将幕僚招来责问：“你为什么用这么多日本名词？”幕僚回曰：“名词一词也来自日本，是日本名词也。”张之洞听之愕然，无话可说。

到了晚年，他眼见新学猖狂，颇有悔意。在他看来，文以载道，人人趋新，用新名词，文体变坏，士风人心也会随之变坏。但新学新政又是他以一手提倡引入，为了富强之故又不能重新逐出国门，张之洞因此常常感到痛苦，磋叹不已。在洋务与新政时代他将书院改为学堂，如今他最想办的竟然又是书院，试图在汹涌的西学大潮面前，保留中国文化的国粹，守护摇摇欲坠的圣人之道。

晚年的张之洞，是孤独的。1907年，他奉旨离开经营了十八年的湖北，回到京城以体仁阁大学士的身份出任军机大臣。这年他70岁。回首四顾，这个本来他很熟悉的京城士大夫圈，似乎变得很陌生了，老的一辈已经凋零，过去的风雅成为绝唱。守旧者依然守旧，固陋闭塞，言新者又多是浮躁浅薄的年轻一辈。张之洞与两边都气质有隔，可谈论者几乎绝迹，只能常常独自一人去西山游览，与自然默然相对，口中吟出的诗流露出内心的无限悲凉：“西山佳气自葱葱，闻见心情百不同。花院无从寻道士，都人何用看衰翁。”

慈禧太后调张之洞返京入军机处，乃是为了平衡占据权力中枢的袁世凯、奕劻势力。张之洞与袁世凯，是李鸿章、刘坤一死去之后晚清最有分量的汉族封疆大吏，一为两江总督，一为直隶总督，一南一北，气质不同，面和心不和。

探花出身的张之洞看不起靠祖上余荫才取得监生资格的纨绔子弟袁世凯，何况在仕途上高了袁半个辈分。颇为自卑的袁世凯有一年特意绕道武昌拜访张之洞，以图与他拉好关系。在大帅帐中袁世凯正谈得起劲的时候，张之洞却靠在座椅上，悄无声息地进入了梦乡。袁世凯自觉无趣，暗自告退，吩咐不要惊醒张大帅。及至鸣送直隶总督大人的礼炮鸣响，方将张之洞惊醒，自知失礼，急忙追到码头，向袁表示歉意，相约后会有期。

第二年，张之洞入京觐见，途经保定，袁世凯率北洋将领盛宴欢迎张之洞。当众人举杯为他祝酒的时候，没想到张大帅又一次伏案垂首，呼呼入睡。袁世凯大为难堪，认定张之洞是存心傲慢而为此耿耿于怀。

张之洞与袁世凯的相怼，未必是政见不同，他们在新政上有太多的共同语言。两位晚清重臣对不拢，更多的是“习气”的相异。

谈到“习气”，袁世凯与李鸿章一脉相承，都是以办实事著称。在同光年间，张之洞是清流，李鸿章是浊流。在年龄和资历上高张之洞半个辈分的李鸿章，在1900年受命与张之洞共同与各国议和，商议《辛丑条约》的时候，挖苦张之洞：“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盖局外论事易也”。意思是张之洞当了二十年封疆大吏，还是不谙政事，图样图森破，满脑子书生气。张之洞听说之后，大怒：“不错，我是书生，但李中堂是老奸巨猾，书生气总要比中堂习气要好！”

如今，李中堂已死，张之洞又与袁世凯怼上了。两人同入军机处，但已经是羽毛丰满的袁世凯不再将这位儒臣放在眼里，他对德国驻华大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我是讲办事的。”这话传到辜鸿铭耳中，这位张之洞的幕僚刻毒地说：“诚然，但要看所办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然用不着学问。除了倒马桶之外，我还不知道天下还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

清末流传一个说法，说是几个国中栋梁的重臣，岑春萱是不学无术，袁世凯是不学有术，张之洞是有学有术。这个说法应该比较靠谱。张之洞固然是有书生气的儒臣，但也是能办大事的能吏，他与李鸿章、袁世凯这两位权臣最大的区别，除了多了一点书生气之外，乃是不贪权、不恋兵。

李鸿章视淮军、袁世凯视北洋，皆为自己的私家军，牢牢控制枪杆子，他们明白军权就是自己的命根子，没有军事上的实力，政治上一切免谈。张之洞虽然在山西、广东、两江和两湖都练过兵，特别是湖北新军，在清末是仅次于北洋的新式军队，但张之洞呢，人一离任即交军权。这显然是儒家书生气，要表现的是对朝廷的绝对忠诚，无一丝离心离德的念头。

湖北新军

相比之下，袁世凯暗藏太多的个人野心，时刻有可能成为朝廷的叛将孽臣。一直对张之洞引进西学不满的辜鸿铭在辛亥前夕就说过：“当张之洞所教给中国文人学士和统治阶层的这种马基雅维利主义，被那些品德不如他高尚、心地不及他纯洁的人所采纳，诸如被袁世凯这种天生的卑鄙之徒所采纳的时候，它对中国所产生的危害，甚至比李鸿章的庸俗和腐败所产生的危害还要大”。辛亥革命爆发后袁的表现，果然让辜鸿铭不幸而言中！

张之洞入军机处一年以后，大事发生，光绪、太后几乎同时死去，小皇帝年幼，由光绪的弟弟载沣任摄政王，掌握朝廷大权。传说光绪临终前有密诏令载沣杀戊戌年间背叛帝党的袁世凯。当隆裕皇后与载沣密召张之洞听取意见的时候，张之洞力阻诛杀袁世凯，说：“主幼时危，未可蘧戮大臣，动摇社稷，可否罢斥驱逐出京。”遂保了宿敌袁世凯一命。后来他对人解释说，若杀了袁世凯，此先例一开，后患无穷，我不是为袁考虑，而是为朝廷之大局着想啊。

袁世凯去了，但牢记“不可重用汉人”祖训的摄政王载沣，表面上给足了张之洞的面子，实际上并没有将这位忠心耿耿的老臣当回事，甚至还不如太后执政的时候。载沣只相信自家人皇族国亲，不给汉人大臣以实权，张之洞屡屡上书，苦谏说：“若舆论不服，必激发革命。”载沣竟然自信满满地回答：“怕什么，有兵在！”这个年龄不到三十的摄政王其实是一个完全没有主意的无能之人，他只记住一条：掌握兵权，那是他当年出使德国的时候德皇威廉二世秘授他的统治秘诀。但他不知道，比兵权更要紧的，是人心。当人心不再，众人疏离的时候，大清王朝就要完了。

张之洞听到载沣这话，一口鲜血从口中喷出，“不意闻亡国之言也！”自此一病不起。临终之际，摄政王前来探望，张之洞有满腹的忠言诤语要倾吐，但载沣只是虚与委蛇，要他不必多想，好好保养。待载沣离开，张之洞长叹一声“国运尽矣！”几天之后，与世长辞。

张之洞是幸运的，没有看到二年之后的辛亥革命。这，又似乎是清廷的不幸。假如张之洞活着，由他来主持朝政，革命还会发生吗？或者说，革命发生之后，会否是另一个结局？

要回答这个假如，不得不回过头来再看张之洞。时人评论说，张之洞有“五气”：书生习气、名士习气，纨绔习气、滑头习气与新界习气。张大帅兼而有之，可谓习气大全。在他去世之后，上海的《时报》发表时评，对他盖棺论定：“张之洞之得名也，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十年前之谈新政者，孰不曰张之洞、张之洞哉；近年来之守旧见者，又孰不于张之洞、张之洞哉。以一人而得新、旧之名，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矣。”

然而，这个亦新亦旧、半新半旧、先新后旧的晚清重臣，有智性，也有分寸；有原则，也有现实感，唯独缺乏的是作为一个大政治家的担当，特别是在危机时刻力挽狂澜的胆魄和意志力，他可以是治世之能臣，却成不了乱世之英雄。即令活到辛亥年间，那又如何呢？恐怕依然不是乱世之枭雄袁世凯的对手吧。

历史没有假如，一个人、一个国家，自有其不可易之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