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经济学只研究“单向度的人”，即自利的理性人。按照这一假设，最难以解释的是人类的同情心，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个重要的人类行为，那就是慈善捐赠。因为拿自己的钱出去做有利于别人而不一定有利于自己的事，是不符合自利假设的。
主流经济学通常还是研究“自利的经济人”，无非是要加上一些约束条件。例如主流经济学对慈善捐赠行为的解释是因为市场失灵。否则的话，人人为自己，市场为大家，达成一般均衡。所有人的福利都得到提高，符合帕累托改善。但慈善事业往往是有很大外部性的公共品，例如说扶贫和环保，大家都知道搞扶贫和环保有好处，但这好处又不能很直接体现到个人身上，因此按照自利的理性人假设，那么人人都会搭便车，期待别人来提供，最终导致无人做慈善。那么就会陷入到“贫富差距拉大导致社会问题、环境污染严重最终损害自己”的“囚徒困境”中去。
然而这并不是真实世界中发生的现象，真实世界里，慈善业正在迅速发展。以美国为例，美国慈善事业的规模在2007年已经达到3060亿美元，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超过了2%。从2002年到2012年，美国非营利部门的年均就业增长率为2%，这甚至超过了美国私营部门的1.1%的增长率。资中筠在《财富的归宿》中介绍了中美两国大量的基金会和非营利组织的案例，证明了有财富的人在安排财富去向时，并不总是遵循“自利”规则。怎么解释呢？
秉承“自利假设”的经济学对此的解释是慈善供给的公共品由于有外部性，加上部分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机制在此领域失灵。但还是可以通过机制设计来使得各个利益相关方激励兼容，从而实现最优。在这里，没有改变的是自利假设。经济人是“单向度的理性人”。
2行为经济学
对上述“通过机制设计实现激励兼容”最终弥补“自利假设”不足的路径，不满的大有人在。这些不满的人主要集中在行为经济学领域，这一分支虽然在美国已经大放异彩许多年，但在中国的探索者还不是很多。叶航、陈叶烽和贾拥民的这本《超越经济人》是一段先行探索孤独而又卓有成效的旅程。这也是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迄今为止推出的分量最重的一本书。
叶航等用信念、偏好和约束（简称BPC）假设取代了“理性人”假设。人有信念体系主导自身偏好，但同时又受到预算等约束条件的限制，从而呈现多样化的行为方式。他们又用行为博弈取代了策略博弈，自然就导出用演化均衡取代纳什均衡。叶航等的这本书使用了研究行为经济学的三大重要实验方法，分别是行为实验法、脑神经成像法以及计算机模拟法，对上面提到的“行为、偏好和演化”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
行为经济学的重要工作是对“自利假设”提出不同的意见，希望一方面通过修改这一假设，而另一方面又能够维持经济学的一致性。而对自利的理性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将不同的偏好效用函数，最终最大化自己的效用。
行为经济学的改造工作也是从这里起步，但与自利假设不同的是，行为经济学将社会性偏好纳入其中。社会性偏好有不同的种类，例如说利他偏好，厌恶社会不公的偏好，以及互惠偏好。互惠偏好勉强还可以算作自利，因为考虑到长期重复博弈的话，理性人是被认为能预见到有利于自己的结果的。但利他偏好和厌恶社会不公（愿意以自己的成本去惩罚导致社会不公者或违反社会合作者）这两种偏好就显然与自利偏好不同。
现实中的公益慈善事业恰好对应了利他与厌恶社会不公的偏好。行为经济学采用了多种不同的实验手法来研究社会性偏好及其对人类行为的影响。第一种实验方法是行为实验，这又包括实验室实验、半实地实验、实地实验等。第一种实验大量研究了各类形式的“非自利型分配”，其中与慈善捐赠对应的有公共品博弈实验和独裁者博弈实验等。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现在你的角色是独裁者，你获得了一笔钱，你可以决定分配给和你搭档的人任意比例，也可以完全自己独享。但即便在这种实验情形下，也几乎见不到独享案例。这类实验通过了各个国家、地区、性别、年龄段的测试，尽管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独裁者的分配比例略有不同，但显著不同于从自利假设推断出的独享行为。
第二种是脑科学实验，这一类实验方法就是在实验中的“独裁者”作出分配决策时，对其大脑进行扫描，发现通常控制情感的脑区（不同于控制理性计算的部分）被激活。这是从脑科学的研究上证实了人类的社会性偏好决策不同于主流经济学所假设的“理性决策”。
第三种是计算机模拟，这一类实验重点要解释的是这么多年的演化过程中慈善行为何以存续发展的问题。通过模拟解发现社会中若有一定比例的有社会性偏好的人，整个社会才会演化到一个均衡状态。否则，社会就可能面临剧烈的动荡。
3多向度的人
也就是说，不管是行为实验、脑科学、还是计算机模拟，都得出了社会性偏好存在且起作用的结论。这样一来，就修正了“单向度的理性人”假设，而是将多向度的人进一步还原到其本来的面目。从假设上而言，更趋近现实。但从分析的框架和结构而言，又借鉴了“理性人”假设的模式。从而使得“信念、偏好和约束假设”、“行为博弈”和“演化均衡”组成了一个更适合解释人类行为的分析框架。
这一分析框架拥有极大的延展性。除了慈善事业的例子外，我再提出一个可以与此对应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如何解释政府的起源。应用叶航等的这一分析框架，很容易得出结论，多向度的人为了自我治理（增进共同利益和协调相互冲突），互相帮助且互相监督，这样为了节省治理的成本个人让渡出一部分帮助和监督的权利。帮助的权利就成了福利国家的公共政策的基础，而监督的权利则成了国家惩罚的来源。
更进一步的，人不仅在市场中参与交易、通过公益慈善事业助人为乐、还组建政府以实现自我治理，这是丰富而真实的“多向度的人”。我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叶航、陈叶烽和贾拥民将此书命名为《超越经济人》的。
目前在主流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之间，仍然有许多工作值得推进。比如在坚持自利假设的研究中，大部分在讨论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但试图改变的是“单向度的人”的激励。这可能造成的制度陷阱是“在错误的方向上努力狂奔”。而针对“多向度的人”的研究，更多讨论的是自利的理性人假设的错谬和不足，但缺乏基于“多向度的人”讨论具体的制度与政策问题。值得期待的是叶航等“超越”《超越经济人》，在“多向度的人”的基础上有更进一步的研究。
注：《超越经济人》，作者: 叶航、陈叶烽、贾拥民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381566
作者：李华芳，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专栏作者，书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