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都又称行都、留都、别都等，现在似乎有一个新说法，叫“政治副中心”。近日，网传“政治副中心选保定”，不过多个部门均未证实，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审视陪都制度。
陪都是我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一种特殊现象，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制度。历史上的陪都建制，学界大多认为滥觞于西周初年将雒邑（今洛阳）作为陪都。本来，西周都城在关中的镐京（今陕西长安县），周王为了加强对东方诸地的控制和防止商朝残余势力复辟，在雒邑首建陪都。
此后历代王朝，大多模仿西周的制度，而且有些王朝还不只一个陪都，而是多个陪都。比如曹魏建都洛阳，实行五都制，以长安、谯、许昌、邺为陪都，并号“五都”；其后，唐、后唐、渤海、辽、金也曾采用过五都制。
对中国古代陪都史有深厚研究的学者丁海斌先生认为，陪都往往是因首都的主核心功能存在某种缺陷，为弥补这一功能缺陷的需要而设立的。陪都是在首都主核心的领导下，发挥着呼应、补充、配合等辅助性作用，处于副核心地位。（注1.）
丁先生还将中国古代陪都划分十大类型：两京制、多京制、军镇型、留都型、圣都型、守望型、“霸府”型、市集型、未就型等。
这样划分显然是出于地理、政治等诸多因素的考虑。那么，我们看西周建雒邑为陪都，是因为商纣之子武庚发起反周叛乱，这让周天子意识到，首都过于偏居西方，对东方的广大地区不能有效统治，为了控制东方，有了建立陪都雒邑之举，在陪都屯兵八师，这个陪都就有点军镇型的味道。
有的边地政权入主中原后，为了便于控制全国而迁都内地，遂将原都改为陪都，这就是留都型。以清朝为例，盛京（今沈阳）是满人肇基之始，“龙兴之地”，曾是清太祖、太宗两朝帝都，建为陪都既是尊祖，维护满族特权与利益，也是清朝统治者面向全国的后方基地。
照理说，首都应该建在王朝全境的几何中心地区，或是便捷的交通要道，便于统治力量的辐射，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领子一抓，全国即在掌中。但是，纵观历史会发现，很多朝代的首都都不是这样设置的。譬如历史上被当作首都的长安和被当作陪都的洛阳，被当作首都的北京和被当作陪都的南京，都反其道而行。
洛阳地处天下之中，南京也可以说“居中得厚”。相对而言，西安和北京要偏居一隅得多，气候不如洛阳、南京温和，交通也不如洛阳、南京便利，经济也不如洛阳、南京发达，为什么很多帝王宁愿将偏地设为首都，而将王朝的中心区域设作陪都呢？
《左传·成公十三年》给出了答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代都城的设置，首先是基于地缘政治、尤其军事防御的考虑。相应地，陪都是补充首都的缺失，形成互相协调，各有侧重的格局。
既然首都不只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更要肩负重要的军事防御功能，它必须是靠近军事冲突的前沿，并且扼守要塞，易守难攻。
即首都的选择不是考虑藏在安逸的后方，藏在安逸的后方大多坏事，许多王朝建都南京，结局大多不太好，似乎也隐约地证明了这个道理。因为南京虽然经济发达，粮源充足，交通便利，但“去中原颇远，控制(北方)良难”（《明太祖高皇帝实录》），要想掌握北方局势，有点伸手太长，力有不殆；而且南京在防守上除了长江基本上无险可恃，只要能渡江，基本上易攻难守，很多王朝吃亏就吃在这里。
首都应该是既要靠前御敌，又要固若金汤，让王朝生于忧患之中，而不是躲在温柔乡里死于安乐。所以，首都就像男人的胸堂，而陪都更像女人的怀抱，一个硬朗迎敌，一个温柔怀民，这是古人聪明智慧的体现。
刘邦起兵得天下，想“都洛阳”，认为“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经张良、娄敬劝解，乃都关中，无不考虑到了关中具有的军事防御优势。因为在唐朝以前，中原王朝主要的外敌威胁来自西北，前面提到的西周，就是被申侯联合西北的犬戎所灭。
犬戎被秦灭后，北方匈奴等游牧民族逐渐兴盛，成为长期困扰秦、汉、隋、唐诸朝的重要问题，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有过大规模的北伐匈奴战争，汉、唐有过与匈奴的和亲政策。
西北长期的军事压力，必然使首都靠西设立，而处在关中平原的长安四周为山源、河川环抱，形成天然的屏障，易守难攻，各代君王都争相在此建都，以便于“攘外”。相应地，以洛阳为陪都或东都，使之作为经济中心，既可以为靠前坐镇的长安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支撑，又可以环顾中原，便于“安内”。这正好印证了丁海斌先生所言：“许多陪都的军事特征只是陪都诸多特征之一，而且不是主要特征。”
所以，唐代及唐代以前，长安屡屡被洛阳替换为首都，但又屡屡有迁回长安现象。譬如东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长安改为西京（陪都），东汉末，汉献帝迁都回长安；武则天建立大周后，迁都洛阳，长安形同陪都，唐中宗神龙元年回都长安，又被“扶正”，成为首都，而陪都洛阳成了帝王巡幸之地。
宋以后，军事压力主要来自正北或东北的契丹、女真、蒙古、满等民族，地缘政治随之发生转变，首都就靠北方移动，北京的位置显得越来越重要。这里是北方民族进入中原的咽喉要塞，五代时期，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拱手将北京等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后，南方王朝就失去了天然屏障，长期受到北方民族政权的压制。如两宋对抗北方民族政权，由于防御上的不利，非常被动。当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打开北京门户，整个中原就暴露在满清的铁蹄之下。
明朝燕王朱棣从他的侄子建文帝手里夺得政权后，并没有搬到繁华的南京去皇帝，而是定都北京，将南京改为“陪都”，固然是因为北京是他的老根据地，安全而可靠，去南京做皇帝则是虎落平阳。但未尝不是考虑到首都应该靠前坐镇，便于征伐，而陪都南京更像一个凭吊先人的纪念堂，以及为北京输送后援的财粮仓库。
相应地，首都形成了“京派文化”，多硬朗严肃，而陪都常常是一种类似“海派文化”的文化，温柔甜腻得多。“京派文化”高大上，“陪都文化”则充满世俗烟火味，这是都城职能不同在文化上的体现。这个话题说起来会非常宽泛，就此打住。
丁海斌先生划分的十大陪都类型，其有一种叫市集制陪都，明确地将一个都城定位为经济中心，这是有先例的。王莽时期，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为“五都”，置五均司市司，通过“五都”来控制全国的商业经济命脉。
揆诸现实，如果再要弄什么陪都，我认为在告别了冷兵器时代，农耕式军事防御思维不再靠谱的情况下，设立“政治副中心”实无必要，设立经济陪都，弱化首都的经济职能，倒是非常必要可行，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几个事实上的经济陪都，只不过没有名号罢了，不知道会不会哪一天真的颁个名号呢？大家先攒好钱准备囤积房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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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论中国古代陪都现象》，载《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1期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廖保平（西越），知名评论家、作家、诗人，“中国反愤斗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曾任长江日报评论员，长江商报评论部主任，现任楚天金报评论部主任。出版《中国谁在不高兴》、《打捞中国愤青》、《辛亥百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