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去了，祝你好运！”瑞典电视台的Lars挥挥手，决然离开。守了三天，澳大利亚空军什么都没发现，风高浪急，疑似马航碎片每天都在漂浮，也可能沉底，搜索行动好像应了那句中国成语：刻舟求剑。 Lars放弃等待，回北京去。
他的身影刚刚消失在珀斯空军基地门口，我的手机微信群里出现一行字：中国卫星发现新的疑似漂浮物。
珀斯，这个地球上最偏僻的城市，几天来在戏剧性的信息洋流中打转。希望，推出去，又拉回来。
地图上的珀斯，把整个澳洲大陆驼在肩头，举目面向茫茫印度洋。新闻里常把这个地方称为“天之尽头”。
从最繁华最喧嚣的香港到南半球“天之尽头”，仅仅七个多小时飞行。闷春转入苦夏的煎熬，一下子切换成金秋与暖冬之间的徜徉。中餐馆墙上满是“吃泥蟹最佳时节”的广告，半天叫人反应不过来。
有了空中交通，我们可以选择在哪里，甚至哪一个季节生活，却也难免在时空穿梭中惊慌失措。
两个多星期了。偌大一架飞机，无影无踪。大小是相对，淼淼印度洋之上，飞机，更不用说碎片，渺如一粟。已知疑似碎片的长度是二三十米，而每天的搜寻范围却是两万、三万，甚至五、六万平方公里。站在珀斯入海口，我第一次对远方产生恐惧。西出阳关无故人，珀斯就是“阳关”，出去了，把自己托付给洋流莫测浩瀚无边的海水。
热风，像一个逃学的孩子，横穿城市四处嬉闹。街上常常寂静无声，只有苍蝇嗡嗡嗡嗡。问起马航，许多珀斯人并不知道。当地《西澳大利亚人》报记者跟一问三不知的中年妇女急了：“这是冷战以来最大的新闻！”妇女看看他，也许在想，冷战是谁啊。当然也有不少人关心着239个陌生人的命运。
陆地之踵、伸进印度洋的珀斯，是所有背井离乡者的终点。不管你怀着什么目的，带着什么故事，劫掠还是隐逸，凶杀还是爱情，这里，就是漂泊的终点。
1826年漂到这里的，有英国海军上校詹姆士·斯特林。发现珀斯天鹅湖的时候，他35岁，力劝英国政府在这里建立殖民地，并敏锐发现日本的重要，与之结为友邦。后世称他为“具有卓越外交才能的军事家”。英国人漂流到澳大利亚的历史对于当地土著来说，却是灾难。他们不是被迫离开，就是染上欧洲人的病菌大批死亡。
今日珀斯，是一个种族糅杂的地方。它距离南亚，比首都堪培拉还近。一天晚上，见到一大家子华裔，三代十几个人，围坐在餐馆，别有一番感动。香港人把繁衍后代称为“开枝散叶”，在这里刚好对应“落地生根”。
然而终点的安宁，也包藏了压抑。遥远的终点，也意味着与世隔绝走投无路。西澳大利亚富裕稳定，自杀率却奇高，是年轻人第一大死因。醉汉，也是当地“三多”之一（另外两个据说是肥婆和苍蝇）。街上见到警察截停汽车，门一开，三个年轻人酩酊倒卧。《星期日时报》头版，追踪一个当地家庭的故事。去年，一个醉汉开车撞进这家人后院，撞死了他们的孩子。
对于大批赶到的中国媒体，珀斯也是个起点。有人慨叹，马航事件报道中看出，中国没有真正的国际新闻。搜索进入第三天的时候，现场记者越来越多，中国面孔在国际传媒堆里快占到半壁江山。这是我在短短两年内，第三次体会到中国媒体的“量变”。第一次是2011年在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崩溃。过去只有新华社央视和凤凰卫视做这种奔袭千里的新闻。但那时，地方电视台、财经媒体都来了；第二次震撼教育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国记者团规模超过了美国媒体。我在新闻中心遇到两个来自郑州电台的记者。他们第一次从事国际报道，几个月前已经雇佣了当地中国留学生做翻译。江西卫视女记者不会英语，跑到唐人街见人就问“你是江西人吗？”就这样，居然找到了在奥运会开幕式上做志愿者的老乡。所以，不必惊奇，当有关中国人的新闻成为媒体头条，天之尽头，对于中国传媒来说，是志在必得的咫尺。
然而，包括我自己服务的媒体在内，无法与大牌传媒比阵容。CNN、BBC、Sky一出来最少五人，战地采访还配备专业保镖。团队灵魂是制片人， 控制报道内容、质量，与前方沟通，寻找新闻线索，记者得以更专注地呈现新闻。这就是为什么CNN那么多记者，从各地发回报道，水准却保持如一，内容有延续性。中文电视台能与之比规模的，只有央视。其他电视媒体都是轻装简行，一人多能，没有制片来掌控质量。甚至见到90后记者用两部Iphone，一人搞定所有采访、连线。记者完成得娴熟漂亮，但在我看来，这不是新媒体的开端，而是 “插旗时代”的终极产物。这次中文媒体完败的关键在于，别人挖内容的时候，我们还在玩形式。指导思想出了问题。
刚刚参与国际报道的中文媒体，尚未进入状态。一名记者在等待两架中国运输机抵达时，突然问中方官员：“我们在等什么呀？”官员乐了：“那我得从盘古开天辟地跟你说起！”
我的朋友秦轩给BBC撰文《马航事件暴露中国传媒的“软肋硬伤”》。他把中文媒体的国际报道令人失望，归结于“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仍然处于启蒙阶段，缺乏对异域文明的理解与适应。”耐心点，中国记者连护照签证的问题都没解决呢。为了快速到达现场，中文媒体流行的做法是雇佣海外华人，舌头刚刚可以卷起来讲普通话的香港人最吃香。
有意思的是，香港看似承担了大陆冲向世界的先锋角色，它本身，却如珀斯一样，背负着来自大陆的压力，而面向茫茫未知。
建立珀斯的英国人詹姆士·斯特林，出生在海军世家，12岁从军。我在剑桥念书的时候，教“外交与情报”课程的教授说，父亲早年在印度当总督，也在巴基斯坦殖民过，“异域文化对我来说，是个很自然的背景”。教政治的老师出生在苏丹，过去家里还有卫兵。新闻导师说，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大英博物馆，看到来自伊拉克埃及的文物，我就想，将来要去那里，“你们中国的博物馆只有中国的东西。”
不作是非判断的话，不得不承认，“世界观”的差距，从摇篮里就注定了。西方人又不耻于谈论金钱的诱惑。美国外交部只有二十几个人的时候，洛克菲勒那样的商业公司就组建了调研网络，考察各国情况，成为日后美国智库的先驱。
今天中国人应对世界，常常在乾隆帝“天朝什么都有”的无知无畏，与现代世界骤然变平后的惶恐中进退失据。
路透社报道说，中国两架运输机22号抵达珀斯的时候，降错了机场，原因是中国飞行员的“英语太糟糕”。我在现场知道当中出错，不是因为语言，更可能是加油和跑道长短的问题。但路透社报道的中心意思还是值得一思：“跨国合作面临多种挑战”。
中方接待组组长的声明，比澳大利亚飞行员更多使用“政府”与“领导”这样的字眼。与已经三天一无所获的澳大利亚军人相比，新鲜抵达的中国人看上去更具备雄心与信心。但在要不要面对外国媒体的问题上，还有些犹豫。
在中国卫星发现漂浮物之前，在此地展开搜索的是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这个集体的名词是“盟友”。初来乍到的中国，受到欢迎，但也需要磨合。想起《江城》里面，何伟问他的一个中国学生：“中国的敌人是谁？”对方轻易举出英国美国所有帝国主义坏分子。问“中国的朋友是谁？”学生却一下子想不起来。
根据燃料储备判断，珀斯面对的南印度洋海面，很可能就是马航飞行的尽头。希望所有的流言、猜测、阴谋论，在这里尽早结束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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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AP-3C猎户座，据传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侦察机）
（参与搜索的中国运输机伊尔-76，在目前主要靠目视搜索的情况下，中国运输机驾驶舱窗户更多，视野更广。）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周轶君，资深战地记者，长期从事中东及国际热点地区报道。现任凤凰卫视时事观察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