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书店内最近出现一本小书，灰啡色封面的，极古雅的设计，远看还以为是线装书，但不是，只是普通的装订印刷，可作者曾是一位非常不普通的大人物，姓陈，名公博；书名就是《陈公博诗集》。
陈公博，汪伪政权的二把手，日本战败后，他被判死刑，行刑前，许多“汉奸”都被吓得小便失禁或哭哭啼啼，几乎只有陈公博是镇定的，抬头望天，心清自在，只因他自觉问心无愧。
（资料图：陈公博（1892年10月19日－1946年6月3日），早年曾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后脱党，入国民党，日军侵华后，追随汪精卫，系汪伪政权二号人物）
诗集收录了陈公博写给亲属的遗书，自道：
“对于国家已尽时代之使命，对于人民已尽保卫之责任，对于朋友已尽生死之道义， 心事已了，死无足惜。我不自惜，故不再望家庭惜之，且更不再望朋友及人民惜之。我自问可以对天地，质鬼神，心胸坦然，从容以就死……我无财产，我更无遗言。平生言行，足以为人法者颇多。而数年于此，亦不能谓无遗爱在民，当世必有知我者，是非不必俟诸盖棺始定也。”
陈公博出生于1892年，福建佬，老爸做过广西提督，由福建移居广州，他乃在广州成长，少年习武，刀剑枪棍皆精，曾经以一敌众，打伤过几个八旗子弟；更是文武双全，写诗赋词，经济律法，皆通晓，在北京大学读书时，迷上马克思主义，回到广州，成为共产党支部负责人，1921年更代表广州前赴上海出席第一届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共元老之一。
但翌年，退党了，出国读书，于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再回中国，加入国民党，受知于汪精卫，其后汪与蒋翻脸，陈公博本不赞成跟日本人合作，但眼看老领导孤立无援，于心不忍，毅然选择跟随，心想到了南京，虽受日本人控制，终究能做多少算多少，日后的事，日后再说。
就这样，日后便成历史。《陈公博诗集》正是历史的一个文艺侧影，透过诗文，映照出大时代里的一号大人物，在种种转折之间的暧昧心情。胡兰成曾经感慨，若不以成败立论，太平天国与清军，皆有故事可传；汪伪政权和蒋氏国民政府，亦皆有可传之人。真的，可传者太多了，百年之后，若有创作空间，中国影视制作人不愁欠缺题材。
这书里，除了有诗，也有文，上面摘引的临终家书是其一，另有一篇短文章，亦极有意思，那是《苦笑录》的最后一页，为原书所缺，重见天日，令人悬想殊多。
陈公博写过两部回忆录，《苦笑录》是一部，写成于1939年，地点在香港，但未出版他已前赴上海跟随汪精卫下海，书稿其后收藏于哥伦比亚大学，到了1979年始由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版，可由于排字工友疏忽，遗漏了最后一页；三十五年后，终见世人。
第二部回忆录叫《狱中自白书》，成书于1946年，乃其于待审之际和行刑之前的哀鸣挣扎，跟《苦笑录》相比，文笔多了悲愤，感染力量极深，让我们清楚看见一位政治文人于乱世里的暧昧抉择如何受限于判断与环境，他做了一些事情，事情结局却不如其所愿，既因环境变化，亦因判断误差，求仁不一定得仁，反终成“奸”，替自己的生命留下苍凉的话题。
《苦笑录》最后一页题为《在重庆渡江船上遇张群，交谈几句后》。张群是蒋介石的资深军师，从大陆赴台后，做了二十多年“总统府”秘书长，颇多故事，有机会再谈这老小子。今天先谈陈公博。据陈公博忆述，张群在船上有过感叹：“中日实在毋须乎打仗的，不过我们错过了许多机会……那时日本真要寻出一条解决中日问题的途径……只是蒋先生不肯答应罢了！”
为何不答应？
“还不是为着西安事变吗？蒋先生精神上做了共产党的俘虏了！”张群道。
这段特别有意思。我一直相信，汪精卫陈公博之类的错误判断在于以为真的能够与虎谋皮，以为日本真的有诚意在和平状态下给他们“高度自治”，殊不知，连蒋介石身边智囊其实亦作此想，不可谓不天真烂漫。在1930年代的形势下，日本人是不会鸣金收兵的，因为他们的军国主义者不肯，因为他们的资本集团不愿，因为他们的所谓天皇不甘心，中日之仗，终究要打，妄想能跟日本和谐合作，如果不是书生之见，便是潜意识的怕死怕输。
而说到底，世上有些事情，毕竟没法把输赢放在前面考虑，甚至，根本不必考虑。强霸来了，除了打，除了抗，没有其他可能了。为现实，为道理，都如此。中国八年抗战，是宿命，而惨胜，亦是。请记取历史教训。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马家辉，香港著名作家、学者、传媒人。香港文化、娱乐领域的跨界英雄，港台双栖作家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