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壁鸠鲁那句著名的话“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我知道很多年了，但如今才真正有所体会。死是不是死者的不幸姑置勿论，但它并不一概是生者的不幸，而只是生者之中很少一部分，甚至是极个别人的不幸。
读《礼记·曲礼》，将“居丧之礼，毁瘠不形，视听不衰，升降不由阼阶，出入不当门隧。居丧之礼，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有疾则饮酒食肉，疾止复初。不胜丧，乃比于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毁；六十不毁；七十唯衰麻在身，饮酒食肉，处于内”，与“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适墓不歌，哭日不歌。送丧不由径，送葬不避涂潦。临丧则必有哀色，执绋不笑，临乐不叹，介胄则有不可犯之色”作一对比，可知自家有丧事，当节哀；别家有丧事，当尽礼。再看陶渊明作《拟挽歌辞》：“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在这里，“他人”并非人情浇薄，实是相送时礼数已尽，还其家后则了无干系了。
无论如何，在这件事上，要求别人分担一己的感情不仅无法做到，而且根本不合情理《诗经·秦风·黄鸟》：“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其声甚哀；然而这样的话是不能代表别人去说的。
常常看到这类报道：或天灾，或人祸，致若干人无辜罹难。看过也就看过了，顶多引为谈资，发点无关痛痒的感慨议论而已。记得宫部美雪所著《无名之毒》有云：“人真是冷漠啊。一旦事情和自己无关，就会立刻忘记。”谁能真正体会世上什么地方，死者的亲人哀恸不已，生活就此改变，不复回头。假如罹难的仅止一人，遗属的这份悲痛就更增加一重了。
人无不死，所活的年岁却有长有短，这似乎影响着对于“死”的评估。有个“夭”字，与“寿”相对。《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松之注引刘备遗嘱云：“人五十不称夭，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
这番话略经修改写进《三国演义》，我小时候读书就留意了，至今一直记得。高寿甚至可以抵消死的意义。向有“喜丧”一说，也就是“活够本了”。平常谈及某人死亡，每说“享年”多少，仿佛是一种占有，一笔财富。细细想来，也的确如此。
从前读索尔仁尼琴著《癌病房》，译后记写道：“索尔仁尼琴本人在流放地患过癌症，可是他申请到外地就医的报告隔了好几个月才获批准。当他勉强来到乌兹别克共和国的首都塔什干时，几乎已经奄奄一息。经过三个月的激素与深度爱克斯光治疗后，他才病愈出院。这次住院积累了《癌病房》的素材。”索尔仁尼琴后来又活了五十多年，假如他因癌症就此死去，《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古拉格群岛》、《红轮》等等作品根本就不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索尔仁尼琴”根本就不存在。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加缪。1960年1月4日加缪死于车祸，终年四十七岁。在他的皮包里发现了未完成的《第一个人》手稿。该书中译本序说，加缪四十四岁时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怕自己被过早地盖棺论定，怕别人误以为自己的创作生涯已到此结束，而实际上他的创作高峰还远未到来。他有一个庞大的计划，即被他自己称之为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式的巨著，为此他已酝酿了二十多年，他深知那才是自己真正的作品。然而历史偏偏显得如此冷酷，不论作者也好，还是读者也好，不管你愿不愿意，没有结束的也不得不结束了，他只留下这部一百四十四页的残稿，题目叫‘第一个人’”。我读《第一个人》时感到正如译者所指出的那样，“书中有不少疏漏之处，小说的结构不完整，故事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也显得松散”，而这些可以归结为一个词：“不幸”。
一个人的死与不死，死期的提前与推后，所导致人生内容的减少与增多，所有后果，最终完全由这个人自己来承担，犹云“活该”是也。天地间之大不公平，恐怕莫逾于此。
《庄子》称之为“命”。“命”未必是先验的，而是对于存在中的某一部分的认识。如：
“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德充符》）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大宗师》）
也就是说，人对此既不能预知，亦无从左右，那么只好作为前提接受下来。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至少是得道的初步了。
我曾在《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里看到一段古代的祈祷文：
“主啊，请赐给我力量去改变能够改变的事物。主啊，请赐给我力量去忍受不能够改变的事物。主啊，请赐给我智慧去分辨这两者的差别。”
说来与《庄子》是同样意思，尽管表面看来，略有积极与消极之别。肖氏说：“对这段祈祷文，我有时候喜欢，有时候憎恨。虽然我的生活已临近结束，可是我既没有这种力量，又没有这种智慧。”我觉得那祈祷文始终只能心中默诵，及至开口，就是承认自己无法做到。孟德斯鸠临终说“帝力之大，正如吾力之为微”亦系此意，然止是陈述事实而已。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止庵，本名王进文，传记和随笔作家。著有《周作人传》、《樗下读庄》、《老子演义》、《神奇的现实》等二十余种著作。编订整理《周作人自编集》、《周作人译文全集》、《张爱玲全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