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有本小说，《一个病毒自行发完的病例》，读起来很拗口，原文其实很简单——《A Burnt-Out Case》，适可作为英语汉译之困难的佳例。中译本的第一版早在32年前就出了，包装很难看，封面上的译者署名是“傅涛涛”。很多年前，有一位资深读书人向我推荐这本小说：“傅涛涛翻译的，这是傅惟慈的儿子”，言下之意是名不虚传，质量可以信赖。傅惟慈是资深翻译家，德语、俄语、英语文学他都译过。但这是一个认识误区，比如说，我们可以从一个外交官之子的谈吐举止中得出“不愧为外交官之子”的结论，却不能从一个优雅大方的外交官身上，推论出他的子女必定也像他一样。对于翻译家，也是如此，翻译这种行当积聚而成的“门风”能如何影响到下一代，还真不好说。
《一个病毒自行发完的病例》六年前出了新版本，我看到译者署名改成了“傅惟慈”。我只是瞎猜，也许当年署儿子之名是出于父亲的激励，也许当时八十多岁的老译家做了全面的订改。我不清楚，我清楚的只是这本小说太深刻，我愿意向每个认识的人推介它的价值和名声。格林写了一个中年人的逃避之旅，他名叫奎里，跑到西非，溯刚果河而上，进入麻风病疫区，在那里帮助当地人的有医生，也有天主教神职人员。奎里怀疑一切——财富，信仰，爱情，活着的价值，他什么都有，又一无所有，身体强健，心如死灰。这就叫“资产阶级精神危机”——是的，离我们很遥远。
1981年10月，这个译本尚未出版，傅惟慈却见到了格雷厄姆·格林本人，这位先生时年78岁，漫长的人生曲折传奇，说是“名满天下”不为过。傅惟慈还翻译过格林的另两本名作《问题的核心》和《布赖顿棒糖》，他同格林聊的东西，都围绕着中国人对西方文学的接受打转。事后，他以他那个年纪和经历的中国人特有的谨慎写了篇回忆，开头还有句交待：“翻阅一下旅居伦敦的记载，同格雷厄姆·格林的一点儿因缘……现在想要写下点什么来，很多细节都要像讨取欠债似的向记忆追索了。”
一种过分的、让人叹息的诚实。那个时候的人没有“畅销书”的概念，假如一本书卖得特别好，人们会注重此书产生的社会影响，而不是“畅销”这一纯市场经济概念。因此，译者的心也如同古井一般不起波澜，翻译是一个单纯的爱好。傅惟慈的家境不错，运气也可以，母亲留下的一座200平米的大院，他竟能从1949年后一直住到终老于此，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在“住”这一项不成为困难的前提下，他像绝大多数同龄的中国人一样，常年过着缺钱的日子，后来履了教职，再拿点翻译稿费。他在《问题的核心》以及《一个病毒自行发完的病例》里看出的是“暴力、犯罪和死亡是经常出现在他作品中的主题”——西方作家为什么要写这些？为什么不写真善美？小说不应该尽力产生一些正面的社会效应吗？
有一个人一路跟着奎里，他叫帕尔金逊，他想把奎里的故事写成能让自己一举成名的报道。不是有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史怀哲吗？他在非洲治病救人的事迹感动了世界，帕尔金逊想炒出一个“史怀哲第二”。奎里很厌烦他，就像他厌烦那些天主教修士，他们一看见慈善行为，就说是追随上帝的结果；帕尔金逊则从另一个角度强奸他的动机：奎里是从文明社会逃过来的，他想摆脱那些无聊的人和无聊的解读，他不觉得自己在“行善”。他说，如果别人需要我，我会感到镇静，而不是兴奋。
这就是“病毒自行发完”的涵义所在——奎里觉得自己身染沉疴，毒火攻心，才故意选了一个瘴疠之地，远离熟悉的、正常的环境，聊作放逐；但在这个过程中，在与当地人，尤其是与另一位与他有着同样自省和怀疑精神的医生的交往中，他自愈了。难以想象译者傅惟慈能够理解这些，他在回忆文章里说，他徜徉在“格林国度”里，迷醉的对象更多的是非洲的奇特环境；至于“思想”，他最多只能解读到“批判资产阶级社会”或者“揭破文明的表象”这一层。他知道自己的局限，于是他说：
“出生于旧社会高级职员家庭，物质条件较为优裕……在解放前战乱的恶年代中虽然岁月蹉跎，终能读完大学，但我资质愚鲁，注定一生无大建树。我早有自知之明——用一句俗话表达，知道自己是怎么一块料……如果说我还孜孜不倦地译出过几本外国文学大部头作品，也只是想尽力把手中的牌玩好，不想把它虚掷。”
不用讳言，杰出的中文语感和不错的外语基本功，以及对自己所译文学作品之“理解不能”，常常同时集中在那些生于民国年代的老译者身上，他们的“自知之明”发自肺腑。不止傅惟慈，多少老译者对自己所读所译的文学作品心存感激，因为他们借此打发了运动、戴帽、下放、牛棚劳动乃至蹲大牢的茫茫黑夜。这种类型的读和译，不一定能达到什么学术深度，却是最为纯粹的。“注定一生无大建树”的傅惟慈，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可是连他自己都未必清楚，有价值的事情和好的作品，往往就是出于逃避的目的做出来的——因为为了逃避所做的事，是一种需要；其他人是不会懂的，就像帕尔金逊不懂奎里为什么反感他的跟踪炒作。
傅惟慈也不会去想，为什么自己无欲无求，晚年却会有那么多读书人来找他。有人未必读过他的译作，却想图他一个签名本；有人则只是因为他谦抑随和，有问必答，想为他做点文章；也有人真心感激他的文字。每一种动机都不是过错，然而，正是成千上万正当的动机和追求布成的噪音之网，困住了奎里的精神世界。《一个病毒自行发完的病例》的深义，对它的中文读者而言不再是秘密了。
翻读傅惟慈的回忆随笔集《牌戏人生》，我想到的是，人与世界之间所能保持的最为轻松简单的关系，是一个逃避者和企图诱捕他的网罗。正如傅先生所写：“在全心投入后，我常常发现自己已暂时成为自己的主人，不必听人吆三喝四了。在乌云压城的日子里，我发现玩这种游戏还可以提供给我一个避风港，暂时逃离现实，随着某位文学大师的妙笔开始精神遨游。”话里的意思可能很俗，“精神遨游”之类的词就更老套了，但它树立了一个很容易效仿、也很值得效仿的人生样板。这样的人不会说自己“幸福”，他只会说，我很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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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翻译家傅惟慈因突发哮喘于3月16日早上在京去世，享年91岁。
傅惟慈生于1923年，先后在辅仁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攻读西方语言、文学，1950年在北京大学毕业。傅惟慈是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毛姆、格林厄姆·格林的中文译者，主要译作有格林厄姆·格林的《问题的核心》、萨墨塞特·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等，备受中国读者欢迎，影响巨大。
在平常之日，每次听到生命陨落的声音，【大家·逝者】总会新增专门撰文纪念，只为捕捉他们身上久存的思想吉光，言语轻微，缅怀厚重，愿共同铭记。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云也退，独立记者，书评人，译者，译有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E.萨义德《开端》，目前有望出版第一本个人作品，距离成为旅行作家只差一张返程机票。由于屡屡提前庆祝还未到来的自由，被视为一个尚可一救的文人和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