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或黄昏，不论刮风下雨（除非雷暴），我都爱去城外公路对面的村道散步。那是一条碎石路，将近两公里，只能驶过一辆拖拉机或小货车，两边农田，右侧一排杨树，通往洱海边的环海路。这几天，远处那片柳树已有浅绿。杨树和前方十来棵苹果树还是光秃秃，只有走近，你才看到硬梆梆还没绽开的新叶；也许再过几天，它们就会纷纷冒出。附近苗圃的玉兰和茶花开了。薄荷田和莴笋地的清香，你也只有走近才能嗅到。周围都是大片大片的蚕豆田，开着白底黑点的小花。蚕豆田的清香压过薄荷田和莴笋地。黄色的油菜花不时见到，但是这一带不怎么种油菜，它们多半艳魂一般开在路边田埂。通常，我走另一条村道回来，也是将近两公里。这条路更窄也更冷僻，连碎石也没铺。昨天往回走，我终于留意，枯草横斜的路上，这里那里一簇新绿。
路上几乎没人。农民在田里，麻雀在树上。鸟很多，可惜我对鸟知道得太少。去年夏天，我看到一只长尾小鸟困在干涸的水沟里。它的脚被一根枯枝夹住，只能拖着枯枝跳跃。它很惊慌，不知道我想帮它。我把枯枝从它脚上拿下，但它飞不动了。没了累赘，小鸟继续逃跑，跳了一阵，大概累了，站在沟里发抖。我一靠近，它又开始逃命。我不再理会，接着散步。这只小鸟活不了多久。路上不时有死老鼠，被车压扁，皮毛内脏干成扁扁的一块。夏天，稻田有水，你听到时断时续的蛙鸣和虫鸣。一只黄猫蹲在田埂，聚精会神望着田里，也许想着即将到手的美味。我悄悄走近，黄猫突然转身，吓了一跳，很快钻进草丛。鸟比猫淡定。见你走来，它有时不会飞走，而是跳开几步，歪着脑袋看你，像在捉摸你吹的口哨：嗯，不是同类。
每天这趟散步，是我在大理最快乐的时刻。写作是孤独和危险的生计。一旦自认作家，不管是否畅销，你就很难跟同行以外的普通人深交。读者如果正好也是朋友，他（她）很有可能慢慢提防你疏远你，不想你把他（她）变成素材。朋友难免意见不合话不投机。有时候，你笔下的人和事，哪怕风马牛不相及，也会让人对号入座，甚至心生怨恨。在你根本摸不着头脑的情形下，你已经把人得罪。
有过这类教训，我在大理与人相处，除了个别外籍人士，从不声称自己靠写作吃饭。春节前，熙熙攘攘的人民路新开一家成都烧菜馆，打理店铺的是几个五十来岁的成都师奶。烧菜馆味道还行，尤其因为我终于厌倦这里的饭菜，所以几乎天天都去光顾。她们的欢快带着市井味，跟人民路上的文艺小资和淘宝小老板很不一样。我喜欢跟她们插科打诨，但是她们问起，我从来不说自己是个作家。
大理两年，前半年我住客栈，后来赁屋而居。长住客栈不如租房，我那时也还放不下一些杂物，于是把“家”搬到大理，住进僻静民居。但我很快发现，我在大理有过短暂交往并且愿意往来的人，多半是在客栈认识的。独居，短时间也许美妙，天长日久并非好事。写作需要一个人，生活却不能闭门造车。不幸的是，我的几位日本朋友再也没回大理。去年，中国对外籍人士的签证收紧。我在客栈的邻居崛光先生不屑屈就，从泰国去了柬埔寨短住。法国的Taylor回来住了一个月，最后也因签证问题远走菲律宾。“我喜欢中国，但是签证让人难以捉摸，让你觉得，这仍是一个communist country。”Taylor临走前抱怨。比起他们，乌克兰的Olga在大理住得最久（她在这里的语言学校学中文，花钱申请了学生签证），我们也最有共同话题。但是Olga也说：“大理不是永远。”同为第三世界低等公民，我们都很想念混乱却又cosmopolitan的曼谷。
去年该是大理变化最大的一年。向来本土的人民路下段开满文艺小资各类小店，摆地摊的淘宝小老板兼“流浪”青年成行成市，卖的多是定价偏高的垃圾：佛珠，玉石，饰品，明信片，充电宝，“爱疯”壳，下关旧货市场淘来的各种旧货，东南亚倒回来的诸多kitsch。一杯咖啡一块蛋糕未必美味，但也不比星巴克便宜。你能吃到各地小吃，但也乏善可陈。
书店新开好几家，但没一家买得到国际书报，这里仍是天朝。我对这类“情调”和“精致”没兴趣，多数时间还是光顾包装简陋的本地小店，哪怕不合口味，定价却很真实，店家也是真正做吃的。房价猛涨。你在街头不时听到文艺小资见面时的寒暄：“最近在忙什么？”“忙院子。”院子租下来了，或是租来的空地建了精致客栈，名称却很弱智：“挺萌的地儿”，“外婆的猫猫果儿”。前几天跟朋友吃饭，一位独居大理的北方女人说，这几年她搬了好几次家。一个人在大理不好找房子（这里的房子通常整层整院出租），只好租了三房一厅，一个月要一千五六。比起大城，这当然不贵。但是前年春节，这样的房子不过七八百块。
我的房东精明又良善。前年租房，我得先回城市搬家。他们不肯少算一个月，我只好白给一个月租金。但是逢年过节，他们在院里吃饭会叫上我。偶尔做了好吃的，也会端一碗到我住的二楼。他们亲戚朋友很多，不时要开酒宴，每次很吵闹，每次我得戴上耳塞。但我从不出声，哪怕好言提醒；这是多数中国人与生俱来的生活方式，我只是过客。
这幢两层民居是这一带最旧的房子，十多年前却是最好的。去年九月，他们打算把房子推倒重建，楼下院子也盖成房子，总共十馀个“标间”，将来租给外地人。除夕吃饭，房东老公（他是旅游大巴司机）跟我半开玩笑半认真：“你以后来住，我们收其他人一千五，收你一千好了。”如果没有这个变化，我可能还会在大理再住一阵。但是，就像上面提到的那位北方女人，我也觉得除了天气，这里已不适合长住。我还是得回到乌烟瘴气的城市，一来旅行和生活方便，二来城市开支未必高过这里。我是随时可能断粮的独立穷人。青山绿水和清风明月价格不菲。
再次迁徙，也迫使我把减法做得更彻底：冰箱、洗衣机和我喜欢的宜家床垫（我从千里之外的城市把这些运到大理），我全部贱价处理。不值钱的折叠桌、塑料整理箱和生活用品，我全部送人。除了自己，我只剩下手机、laptop、iPad、Kindle、衣服、必需的杂物和两箱书。人贪恋的器物不必太多。回到城市，我准备拎包入住。即使添置一些用品，也不再像从前那样累赘。如同前年搬来大理抛弃不少杂物，我再度有了解脱之喜。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的伊斯兰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分子al-Afghani有句话我很喜欢。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想把一个妃子许配给他，但是al-Afghani这么回答：“人在世上就像旅行者——赤裸裸，很害怕，周围都是障碍，竭力摆脱它们，让自己得到解放。如果您给这个旅行者增添负担，那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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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原标题《大理两年》，当前标题为编辑所加。
作者：周成林，独立作家、译者，成都人，曾居澳门、深圳等地，现居云南大理，著有文集《考工记》，译有《时光中的时光：塔可夫斯基日记》、《客厅里的绅士》等，部分文字刊于《南方都市报》、《万象》等报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