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如果有力量，一定不是因为它给出了答案：它应该只提出问题；答案拿到手后，书就可以束之高阁了，而问题——我指的是那种因不断有人提出而获得生命力的问题，让一本书或一个故事四季常青。多年的阅读之后，我确信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不能回答的问题占全部问题总量的90%以上——幸好是个这么大的比例，不然，活着的意义还真成了问题。
三百年前的1714年，秘鲁，发生了一起垮桥事件——纯属意外，这座桥不是豆腐渣工程，是一座年头很久的绳索桥，桥上刚好有五个行人路过，无一幸免。桑顿·怀尔德据此写出了一本小说：《圣路易斯雷大桥》，它的发表成了美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才八九万字，不断有人读，有人讨论它，因为故事里的问题，是每个人在其生命中都要遇到的：怎么对待意外之死？怎么忍受一个有意外之死的世界的存在？
书中有一个人试图求解。他叫朱尼帕，是位方济各修士，亲眼目睹了垮桥事件的发生。然后，他着手去做一件事：探寻这五个人的过去，他想向自己证明，也向那些怀疑论者证明，有一只全能的、公义的上帝之手，让这五位看似素不相识的人，相遇在一起看似随机的死亡事件里。
这不是某些悬念小说喜欢制造的离奇故事，什么一辆被劫持的车上死难的人，原来都与凶手有着直接间接的联系等等；朱尼帕也不是福尔摩斯。他仅仅查到了——不如说是作者仅仅告诉我们——这么一些事实：埃斯特班是个孤儿，他哥哥的死曾给他很大的打击；皮奥叔叔上了年纪，传闻是一位女明星的父亲；堂娜玛丽亚和她的养女佩皮塔是一起过桥的；第五位死难者，女明星的儿子杰梅，当时则与皮奥叔叔一道。
“我们要么生于随机也死于随机，要么生于计划而死于计划”，朱尼帕修士如是说。这里的“计划”指的是上帝，不是“生于计划，死于随机”里的计生委。在天主教徒的世界观里，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都是上帝的旨意，而上帝自然是全知全能，是一位善与公正的父——他们本该恭信于此，终生不渝，可是，人世间有太多显失公正的死生祸福，让他们的信仰备受折磨。贝尔纳诺斯、莫里亚克、格雷厄姆·格林，这几位都被称作了不起的“天主教小说家”，他们无一正面歌颂过上帝的荣光，相反，他们善写、也乐于写人的作恶：格雷厄姆·格林写黑帮火并，莫里亚克写蚕食乡邻财产的骗子，恶人不仅存在，而且还常常不受惩罚，甚至得到善终。如此人间，是上帝想要的吗？
上帝信仰并未因此被连根拔起，它只是变得盘根错节了。朱尼帕也没有答案。塌桥事件的五个死者，没有了不起的人，也没有十恶不赦之徒，朱尼帕经年累月地调查，之后写下了五个人的情况，统计了他们各自的“好人指数”——给他们打分，判定他们对其他人的有益的程度。这就荒唐了。桑顿·怀尔德要20世纪的读者被荒唐感所震慑：去探询一个无法探询的秘密，陷自己于心灵之死。
死是绝对的意外，我们不能去探询它的根由；必须另辟途径来对待它：不再追问，而是设法安慰自己的悲伤。
早个一二百年，世上相信祈祷的力量的人比现在多出一倍，人们把大事托付给了上帝：生是上帝的安排，死也是上帝的安排，狗追猫，狼吃羊，橘子树上长几个橘子，都依上帝他老人家的指令而来。那时的人的安全感，与买了多少份保险、失业后能拿多少救济金无关；你只需要坚信，上帝的守护天使就翱翔在你的身边。后来，上帝被尼采们赶走了，杀死了，于是我们有了一种新办法：事先把把自己想象成一精一卵意外的产物，意外地来到世上，而世界也是充满危险，漆黑一片，每分每秒都要人性命。你做任何事情，意外都会降临：游泳会淹死，打橄榄球会撞破脾脏而死，擦伤可能引起破伤风致死，一股汽车尾气会在你的呼吸道里埋下致命的隐患，被蚊子咬一口，你就可能连日高烧，最后在呼吸机上苟延残喘。
还有别的办法吗？
皮奥叔叔、埃斯特班、杰梅，他们都是踽踽而行的凡人，堂娜玛丽亚和佩皮塔也一样，不过，在怀尔德的构思中，两个女人的故事别有不同。由于孤独，佩皮塔想去做修女。她给修道院院长写了封信，告诉她：我很孤独，我需要爱。她赶着去给堂娜玛丽亚做晚饭，一不留神把还没写完的信落在了桌上，她的养母读了信，在信里看到了佩皮塔对自己的爱。她被打动了，并告诉佩皮塔，她要开始新的人生。几天之后，彼此走出对方的阴影的母女二人结伴去利马，途中踏上了那座死亡之桥。
小说所含的爱的分量，向着这对母女的故事倾斜；她们彼此打开了内心隔阂，重焕对生活的美好感受。就在此刻，死亡降临，这种幸与不幸之间的急转，对她们而言格外痛苦，但事件的旁观者、评述者却会感到宽慰：我们会说，她们很幸福，在死前感觉到了爱。披头士唱道“All you need is love”。托尼·布莱尔首相在“9·11”事件之后，在向英国死难者致哀的悼词中引用了《圣路易斯雷大桥》末尾的两句话：
“但很快，我们也将死去，关于那五个人的所有记忆都将离开人世，我们自己也将在短暂地被爱之后遗忘。但这点爱已足够了；所有这些爱的冲动都回归于它们所发源的那个大爱之中。甚至记忆，对于爱而言都不是必需的。有一片生者的国度，还有一片死者的国度，衔接两者的桥是唯一幸存下来的，唯一的意义。”
有个朋友今天在微信里写了句：“我每次坐飞机前，总要跟在乎的人说说话”，后边是一串省略号。她是个认真的人，懂爱的人。正在觊觎太空移民的人类早就脱离了上帝的控制和庇护。当死亡真的发生在亲人头上，特别是毫无理由的意外之死，我们，几乎无一例外，会用“我们也将死去”来安慰他们以及自己；这句话仿佛是一个约定，告诉死者在那里等我，如同茨威格自杀前的遗言所说，死去的人只不过是“先走一步”罢了——但是，我们必须有底气说出后半句：“我们爱你（们）”。
凭着一本薄薄的《圣路易斯雷大桥》，怀尔德拿到了1928年的普利策奖。他曾在一封信里说，这部小说可以浓缩成两个问题：世界能降到一个人身上最大的厄运，以及人能赖以抵拒它的最后的手段，是什么？当一个人被迫承受太多，远远超出了他的承受限度时，该怎么办？他还曾预计，这本小说只能讨得极少数受过高端教育的、爱思考的人的注意，结果却行销至今。当承载生命的桥梁毫无征兆地接连垮塌，而坼裂之声随机地、四面八方地响起时，我们需要这本书的理由也就更不言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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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圣路易斯雷大桥》(美)桑顿·怀尔德
原作名: The Bridge of San Luis Rey
作者：云也退，独立记者，书评人，译者，译有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E.萨义德《开端》，目前有望出版第一本个人作品，距离成为旅行作家只差一张返程机票。由于屡屡提前庆祝还未到来的自由，被视为一个尚可一救的文人和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