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或者毁灭，这是人生问题。其实，每个行当都有一个类似的问题。明星的选择题，是“露脸或完蛋”；企业家的选择题，是“销售或者完蛋”；政治人物的选择题，是“权力或者完蛋”。今天，就连普通人都要做这样的选择题，“成功或者完蛋”，所以成功学才会行情大涨。做学问的人不能免俗，publish or perish（发表或者完蛋）的法则，通行全球。
（资料图：车洪才，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特聘教授，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编纂者。图片源自网络）
例外也不是没有。前几天有报道说，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车洪才完成了一项“被遗忘的国家任务”，编成《普图什语汉语词典》，他为此花了36年。这项目1978年作为国家项目下达，后来已被人遗忘，而车洪才没有放弃。普图什语，是中国的邻国阿富汗的官方语言之一，使用者上千万人，巴基斯坦也有上千万人使用。
从“发表或者完蛋”的角度说，这绝对是一个不成功的案例。在学术界，出书带来了名望，这是社会效益；出书带来稿费，以及经过学术评价而获得其他收益，这是经济效益。车洪才编词典，效益上不算双丰收，而是双失败。但对中国来说，连一本普图什语的词典都没有，又成什么样子？
现在，这本词典就要被商务印书馆出版，稿费将是千字90元，这显然不能衡量车洪才工作的价值，但出版可能给他带来新的声望。车洪才是传媒大学的特聘教授，显然不是因为这本词典，他是另有成果的。这可以使他不太着急，用36年时间完成词典。换一个从事学术工作的人，要做一件36年才“出成果”的事情，可能性有多大呢？
做学问，原是享受思考的快乐、知识的快乐。车洪才为国家编出了普什图语词典，填补一个空白，很不容易。他从中是否获得了思考的快乐，我不知道。事实上，自从学术成为一种体制性的工作，项目管理就取消了纯粹个人兴趣的地位。它有职衔的晋阶，把人安排在一级级位置，学历、岗位、职称、荣誉、学衔、评奖、市场等等，既是“成果涌现”的保证，也是驱逐个人兴趣的手段，这些东西驯服学者工作者，使之接受从项目申报到成果评价的整个管理流程，这里面充满了竞争。“发表或者完蛋”，就是竞争性学术体制的写照。
对于中国的学问人来说，简单说发表还不算，还得是英语发表，是“英语发表或者完蛋”。你必须用英语发表成果，要在SCI索引收录的期刊上发表论文，否则发表了也可能改变不了完蛋的命运。这是一种官方学术评价标准，把所有的学术机构和学者用英语发表量编出排行榜来，位次决定学术地位。
这种做法能够变成官方标准，表明官方认定英语发表比汉语发表更有水平。这一认定，意味着承认汉语学术落后、英语学术先进，并希望急起直追；同时，又隐约表示汉语学术的出版规则已被人情关系败坏，而英语发表不仅可作为水平的衡量，还可以作为学术道德的担保。
英语发表的指挥棒，效果是显著的，来自中国的论文数量增加了；中国的学术成果以英语为第一表达、以英语出版物为第一目标、以跟国外同行交流为第一对象，蔚然成风。2013年上海书展的论坛上，有信息说“中国最重要的学术成果有95%以上不在国内发表”。与此同时，大量中国制造的英语论文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担忧，有一年《自然》、《柳叶刀》两本权威杂志同时发文，质疑中国论文的学术诚信，光是井冈山大学就被一次撤销了70篇论文。
人文社会科学也是一样。研究汉语，也得是英语发表才算高端；研究农民工，也得登在国际刊物上才算水平，这是第一档的成果。由此，学术规范当然得是“国际型号”，学术重点当然得是按国外同行的兴奋点来分布，学术框架当然得属于国际流行，学术思想当然得在国外同行那里能够求得本源，学术语言当然也得有一种“国际风格”。久之，就算在用汉语写作，研究的是中国的问题，也得采用“国外同行”的视角、思路、想法和见解。
我偶尔翻看一些中文的人文社科期刊，要么是指令性思想的玩物，要么不过是在用某个国外学者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某个现象，用中国的某个现象来证明某个国外学者的研究是多么精辟。这样的论文，标题就不含糊，主标题上是某个国际学术观点，副标题便是“以某某为例”，某某，无非是中国的某个地方、某个事情、某段历史。很多研究都是这样，二手思想、术语、概念、命题，以及表达方式，加上课题成员搜罗的几个例子、调查数据、素材摘引，整体上说的其实就是一个意思：国外学者的理论精妙，本人五体投地，现在本人特用实例介绍给大家。这就是中国人文社科界的现实研究。
中国的学术，越来越像是“刷存在感”的把戏，论文如海，论著成山，不过是重复一下别人的见解，证明研究者的大脑已经被收编而已，不是被指令性的思想收编，就是被国外学者的理论收编。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刘洪波 当代著名杂文家、评论家。《长江日报》评论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