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至今读来仍然耐人寻味。在那个小孩一语道破“皇帝没穿衣服”的真相之前，为什么所有人都在刻意掩盖如此明显的事实？答案或许只有一个，那就是说真话要冒很大的风险。这种风险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自己智识的否定。承认没看见新衣，会被共同体视为愚蠢，从而在精神层面被排除于社会之外；二是对自己地位的否定。看不见新衣，会证明自己是不称职的，从而失去身份爵禄、衣食饭碗；三是对自己生命的否定。说出没穿新衣的真话，会忤逆权威，使皇帝大失面子，可能遭到杀头。
可叹的是，故事中的皇帝既是始作俑者，也是作茧自缚者。皇帝本人也无法避免上述三重风险。狡猾的骗子抓住了其爱慕虚荣的人性弱点，令皇帝也不敢暴露自己没看见新衣的真情。否则，他将陷入骗子设的逻辑，成为愚蠢的皇帝、尸位素餐的皇帝，进而该被赶下台的皇帝。
为了规避风险，整个王国都自觉参与这场自上而下掩盖真相的游戏，而不顾它可能带来其他更为糟糕的结局。由于谁也不敢提出质疑，人们逐渐失去分辨真假判断是非的理性能力。假作真时真亦假，既然无法说出自己的疑惑，就只能盲从别人的观点。长此以往，立场取代思考，压制不同意见的偏狭本能成为社会的主流风气。尽管从每个人的具体处境来看，怀疑这种“眼见为实”情有可原，但从整个社会的实力及发展来看，就会发现其中的荒诞，因为继续下去的结果只能是：骗子一次次得逞，王国从物质和精气（mores）层面，都日益丧失防范抵御危机的能力。
而那个敢说真话的小孩呢？他同样会为自己的童言无忌付出巨大的代价。在安徒生的故事中，小孩还算幸运，他没有立即遭到捂嘴扼杀，毕竟这个谎言太过荒唐，所以真话很快能得到民意的响应。但也不一定。要知道，在许多时候，谎言越大越有人相信；更何况，皇帝的面子胜过真相，尽管他“有点儿发抖”，却摆出更骄傲的神气继续这场游行大典。事后呢？最好的解决当然是痛定思痛，抓住骗子，回归真实，放开言论。但更为可能的处理方式往往是：死不认错，对说真话者秋后算账，继续严格管控言论。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真相背后的利益，话语背后的权力。这些背后的力量时时在扭曲着话语的表达与交流。举我本人的例子。课堂内外，网上网下，微博微信，我都是一个极力倡导和实践自由辩论的人。曾经以为，通过不断深入的开放交流，理性和宽容的精神会逐渐滋长，在公共议题方面达成基本共识并不困难。如今看来，这种想法实在过于天真，因为它忽视了那些支配话语的信仰、立场、利益、权力、情感、经验等复杂因素。尤其在一些敏感性问题上，更是无法展开充分有效的沟通。
如何走出这种困境？有一段时间，我反思的结论是，表达比辩论更重要。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加上了一句：倾听比表达更重要。今天，我甚至可以再添一句：批判自我比批判别人更重要。可是，问题在于：谁愿意真诚地表达、耐心地倾听、坦然地自我批判？所有这些要求，说到底都只是伦理性的、对自我的要求。别人要是置之不理，继续活在自己的偏见世界里，你又能怎么样呢？所以，我们看到的现象似乎是：因为言论自由，反而导致不同观点势同水火，各方之间裂痕加深。
也许还有另外一种克服交流障碍的办法，那就是修辞术的运用。靠真相无法沟通的，可以靠修辞来说服，这是古希腊的普罗泰戈拉、苏格拉底等大哲都洞见的道理。当代法学家波斯纳就修辞术如何运用提供了科学化的进路。他指出，说服与否，依赖距离和顽固性两个变量。立场之间的距离越短，说服的成本越低；信念越强烈，则越难以说服。所以，信念的顽固程度影响对修辞目的的选择，而距离影响对修辞手段的选择，比如旁敲侧击、绕弯子。总之要诉诸名声气场、对方利益、情感指导、聚集注意力、强化承诺、提供动机并培养移情等。
然而，修辞同样离不开权力，甚至必须依附权力。换言之，越是掌权者越喜欢遮蔽真相，拿出修辞的武器来俘获或欺骗人心。反之，无权者也喜欢借助修辞来靠近权力，增加话语的力量。哲人苏格拉底为此做出了表率。他因为厌弃权力，所以厌弃修辞，宁愿说出使人反感的真相而被判处死刑，也不愿意利用自己娴熟的修辞技艺来迎合庸众的情趣。同时，修辞本身也是双刃剑，其效果或许没打动别人，倒把自己套进去了。比如皇帝的那身新装，其实也隐喻着他那权力的修辞与掩饰的技艺。很不幸的是，他想掌控一切，却不知修辞的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他害怕被愚弄，反而被愚弄了。修辞的衣服可害苦了他。
说了这么多，我是不是对通过言论自由达成真相与和解持比较悲观的态度呢？当然并非如此。没有言论自由的实践，就不可能有基本规则和伦理观念的建设。每个人，都必须经过言论自由的洗礼，才能在思想和行动上更加开明与成熟。在言论自由的舞台，未经挑战的人生不值一过。表面看来，言论自由搅混了“一汪绝望的死水”，但它使问题暴露了出来，而不是等到整个社会无药可救时才慌忙清理病灶。
我们愿意生活在言论自由的环境，是因为言论自由本身是好的，也是因为充分讨论对于解决遇到的问题是更为有效的。言论自由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忙着达成什么共识，达不成共识也无所谓。更何况，很多东西无关真理，而关乎正义，比如那些围绕道德决疑术的辩论：为了功利目的杀人是不是正当的？为什么可以有善意的谎言？好人为什么会受苦，等等。人类的生活总是面临诸如此类的困境，但我们可以交流，可以通过交流寻找并建立一些共同生活的良善规则。
重要的是，通过一轮轮的自由交流，某种话语权不再具有定于一尊、颐指气使的地位。掌握话语权的人进行自我约束是必要的和有意义的。喜欢穿新衣的皇帝当然可以不改变他的嗜好和顽固观点，但他不再能轻易绑架别人的观点，而且他必须现实地发现：与他观点不一致的声音会越来越多。因为声音的多元，所以需要起码的程序；因为声音的多元，所以不得不重视别的声音；因为声音的多元，所以必须习惯于和自己不喜欢的人平等相处。因为声音的多元，人们就不会像基辛格博士那样充满修辞意味地说：“我知道世界下周不会发生危机的，因为我的日程已经排满了。”
所以，随着言论自由的深入，寻求真相与扭曲真相之间的博弈将是长期反复的，同时，不同观念的对立和价值观的分层也将是常态性的。明白的人，会越来越明白，糊涂的人，会一直糊涂下去。但这些都不要紧，毕竟，生活的真相会教训我们，时代的发展会教训我们。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谌洪果，1974年，法律人，公民，思考者，终身副教授。主要著作：《哈特的法律实证主义：一种思想关系的视角》；《法律人的救赎》。译著：《司法审查与宪法》；《哈特的一生：噩梦与美梦》；《觉醒的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