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储安平及其子女。图片源自网络）
在记述《观察》创刊的时候，储安平曾说：
我们平时有一个基本的理想，即立言与行事应当一致。假如一个言论机构，在纸面上，它的评论写的头头是道，极其动听，而这个言论机构的本身，它的办事原则和办事精神，与它发表的议论不相符合，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极大的失败。
言行一致，对一个言论机构极其重要，对一个人来说，也是如此。言行不一，不仅意味着一个人在做人方面的失败，有时甚至会酿成其人生的悲剧。纵观储安平的一生，储安平晚年的悲剧似乎与其言行不一有关。
1947年，在《中国的政局》一文中，储安平说：“在国民党治下，自由是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自由就变成了有无的问题。”
作为后人，人们的疑问则是：既然储安平如此明白，为什么他没有像胡适那样，选择离开呢？即使他不能去台湾，至少也可以去香港吧。然而，储安平最终选择了留下，在1957年成为大右派，此后则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悲惨结局。
一、《观察》背后的股东笪移今
作为自由主义者，储安平在创办《观察》的时候，就打算保持经济的独立。只有保持经济独立，在经费来源上没有党派背景，说的话来才能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然而，本身没有多少钱的储安平在筹备《观察》的时候，其经费来源就有问题。
在《〈观察〉周刊的小秘密》一文中，谢泳曾披露蒋经国通过经济学家笪移今给了《观察》一笔钱，进而成为了《观察》的股东之一。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谢泳评价说：
过去传说《观察》周刊有蒋经国的股份，现在看来最多是出于友情的一点支持，这个小秘密没有影响《观察》的独立性，也没有影响《观察》对国民党的批评。
应该说，谢泳的评价是对的，如果我们仔细查看《观察》的言论，它对国民党的批判是不遗余力相当彻底的。然而，这里关键的人物其实不是蒋经国，而是问蒋经国要钱的笪移今，尤其是他的身份背景，尤其耐人寻味。能够向蒋经国要钱的笪移今，在思想倾向上，其实是倾向共产党的。据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员会发表在网站的文章《笪移今与党合作共事的若干事迹》一文介绍：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共进行第二次合作，1938年8月，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总理指示新四军江西办事处主任黄道同志派笪移今前往江西赣州，到蒋经国身边工作。笪移今通过友好黄中美、周百皆、高理文(都是蒋经国的亲信)等关系，参与赣南地区宣传动员方面的工作，他是与黄道同志单线联系，按党的指示，负有特殊使命在蒋经国身边工作的。”
需要指出的是，储安平创办《观察》周刊的大部分钱，是笪移今出股的。据《储安平与“党天下”》一文介绍：
——“笪移今是《观察》该刊最大的股东，一人即认４８股，林元２６股，徐盈１９股，马寅初、梁实秋、钱钟书、杨绛等都是２股，储安平本人仅１股。”
需要指出的是，不仅48股的笪移今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另外，26股的林元、19股的股东徐盈，也是中共同路人。客观的说，《观察》的经费来源，绝大多数其实都是出自左派之手。这与胡适主编《独立评论》时完全的经济独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经济不独立的《观察》，虽然多数时候所说的言论是客观公正的，但在历史节点的一些言论，则未免有些左倾。这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则是《观察》周刊“选择性呼吁和平”的行为。
《观察》1946年—1948年的黄金时期，恰好也是国共内战时期。《观察》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主流的声音，简而言之，就是反对内战，呼吁和平。国共内战初期，当国民党军事态势占优的情形下，知识分子呼吁和平的声音，客观上是有利于另一方的。
1948年，国共双方的军事态势发生180度变化，共产党的军队节节胜利，国民党的军队则节节败退溃不成军。这时候，作为无党无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按照“吾道一以贯之”的原则，还应该呼吁和平才是，虽然这客观上有利于国民党。做到这一点的是张申府。
1948年10月，张申府的《呼吁和平》发表在《观察》周刊上。这篇文章刊出之后，饶有趣味的是笪移今的反应。据《储安平与“党天下”》一文介绍：
——“文章一出现，共产党员施复亮立刻通过笪移今找到储安平，请他到红棉酒家吃工作餐。据笪移今回忆，储安平平静地听完施复亮的意见，什么都没有说，只在下一期的头条，登了施的一篇从经济管理方面抨击当局的文章。《观察》从此再不言和平，尽管当时类似的呼声(或曰见解)在知识分子群中是相当普遍的。”
不知道在为《观察》筹集资金时，储安平是否知道《观察》股东中一些人的党派背景。然而，此时，储安平“平静地”听完意见，“什么都没有说”。
这时候的知识分子普遍要求和平，而这时候的《观察》却偏偏不刊登这方面的言论，而是登载那些全力批判国民党当局的文章，这时候，作为《观察》主编的储安平，其文章选择背后的行为，也是意味深长的。
由此也可以看出，经济不独立的《观察》，在很多时候，似乎不是很客观，更多时候，面对知识分子呼吁和平的要求，储安平对此类文章选择了搁置。而这种搁置，就当时的历史情境而言，是对国民党不利的。这必然会引起国民党对储安平的反感，而一旦国民党查禁储安平赖以安身立命的《观察》，在那个不归于杨即归于墨的时代，储安平不可避免的要倒向另一边。
二、“扒粪”的艺术
在对储安平的研究中，他与胡适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讨论的焦点。作为194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刊物《观察》，似乎一直得不到自由主义领袖胡适的青睐。对此，储安平并非没有做过努力，为了寻求胡适对《观察》的支持，他给胡适写过好几封信，甚至还曾专门去拜访过胡适，然而，除了一篇纠正费孝通错误的小文章之外（此文还是费孝通提供给储安平的），胡适基本没有给《观察》写过文章。原因何在？
据程巢父的研究，胡适之所以不支持储安平，关键是胡适对储安平一味的全盘否定国民党的行为不满。虽然胡适对国民党也有很多不满，然而，以他的认识，两害相权取其轻，他选择了自由多一点的一边，对岌岌可危的国民政府给予道义上的支持。
对于新闻媒体的“扒粪”，胡适欣赏的是西奥多·罗斯福的主张。1946年4月11日的日记中，胡适摘录了罗斯福的一句话：
——“手里拿着粪叉子（揭发丑闻）的人对社会是必不可少的，是有益的，但是他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掘粪。”
在胡适看来，在批判国民党问题上，储安平完全过火了。这方面，体现较明显的是《观察》杂志对学潮的态度。在学潮问题上，储安平的核心观点其实就是“学生总是对的”，因此，对于学生运动，《观察》总是持赞扬的态度。
之所以持这种态度，可能与储安平大学时代学生领袖的经历相关。据韩戍《储安平光华大学时期生平考论》介绍，储安平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曾作为学生领袖参与要求国民政府抗日的游行示威，并且还曾当面斥责过蒋介石。
作为北大校长的胡适，对于当时的学生运动，则看得更加深刻。在胡适看来，学生运动多数时候虽然是自发的，但在这一时期并不排除学生运动背后的政党背景。而对于学生罢课这件事，胡适自始至终都是反对的，在胡适看来，罢课是最得不偿失的一件事。因此，胡适对当时的学潮基本持不赞成的态度。除此之外，在对美国的看法上，胡适与储安平也有巨大的分歧。
《观察》的停刊，恰恰与储安平不停的“扒粪”有关。为了吸引读者，储安平邀请军事专家张今铎撰写军事通讯。张今铎在政治立场上则是死硬的反蒋派，最终，国民政府以张今铎所撰写的《徐淮战局的变化》泄露军事机密为由，查封了《观察》。
对于这件事，以往的研究者大多站在同情储安平的立场上，痛斥国民党侵犯言论自由的反动行为。但是，如果站在中华民国法统的立场来看，这件事似乎就显得相对复杂一些，似乎这里面已经蕴含了“言论自由与国家安全”鱼与熊掌不可得兼时的状况，涉及了言论自由的边界问题。
《观察》被国民党查封，使储安平不得不倒向另一边。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储安平离开上海，前往北京，躲在费孝通家。储安平的北上，同那个时代多数知识分子北上的行为一样，已经意味着储安平做出了自己的人生选择。
三、生死之谜
1930年代，在储安平的学生时代，他作为学生领袖当面痛骂蒋介石，不仅全身而退，后来竟然成为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的编辑；到了1950年代，响应党的号召，储安平言辞谨慎地做了《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讲话，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
反讽的是，当国民政府给了储安平痛骂蒋介石的自由时，储安平运用这些自由，纵笔所至无拘束，将蒋介石骂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接着，以储安平为代表的大批知识分子兴高采烈地迎来了新时代，接下来发生的事，他们都亲身经历过了。
这似乎为他1947年在《中国的政局》一文中说的那句名言做了注脚，这句话可算是储安平一生的“谶语”。
当理想照进现实而自己却无法左右局面甚至被裹挟时，他是否纠结过？在喝到新瓶里的苦酒之后，他是否曾为当年不遗余力地打翻旧瓶而后悔呢？当为之奋斗的理想落空，他该是幻灭了吧？
最终，储安平飘然远去，杳无音信，为后世留下一个永远的谜。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林建刚 胡适迷、巴萨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