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能清晰地想起我人生中第一次坐地铁的情形，那种新鲜感受让我记忆犹新。
那天，我走出嘈杂的北京火车站，望着马路上穿梭不已的车水马龙，忽然有一股浩荡的热血从胸中骤然升起———未来的一天，我会搬到这座城市，我对自己说，这才是我一直寻找的精神故乡。彼时，面对着这座庞大的城市，我竟有了一种陌生的熟悉感，仿佛闻到了散发在空气中的思想味道，我磨拳擦掌，跃跃欲试。
20世纪1983年的一天，我第一次来到了渴望已久的北京城，心潮起伏，就在那一天，我坐上了北京的地铁，奔向我意欲抵达的目的地。
那是一种多么奇异的感受，从南方到北京的一路颠簸，疲惫之感瞬息间遽然不见了，只有亢奋，如同车碾过铁轨时发出的铿锵之声。
地铁在哐啷声中快速行驶着，窗外一片墨黑，犹如夜行中的火车，惟有车内的灯火昏黄地点燃着。但我知道彼时已是白天，我穿行在地下，朝着我该去的地方奔赴。
车厢里的乘客远不像今日北京之地铁，人满为患，有许多空的座位，它们就像在静候中欢迎你的到来，稀稀拉拉的几个乘客彼此打个照面，抑或视而不见，但脸上的表情亦是安详和善的。一个个默然地坐着，或与同行者聊着闲篇，或木然发呆，甚或有人在埋头看书——彼时的人是那么地热爱读书。
在那个年代，哪怕你行走在马路上，也随处可见路边的地摊上，有小摊主在兜售叔本华、尼采或弗洛伊德的著作，而在那个仿若遥远的，令我无限缅怀的八十年代，这些都是人们热读的流行读物———这些思想，如同人与人之间的接头暗语，由此不难想象，那是一个多么如火如荼的理想的年代。
我坐在哐当哐当的地铁上，感受着新生活如热浪般地迎面扑来，我还在一种恍然中惊叹：为什么当我一下火车，走向了京城的大马路上时，便能迅速地嗅闻到播散在京城空气中的思想的气息？
彼时我还身在南方的一座省城里，生活压抑而沉闷，顽固的传统势力仍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我们的离经叛道时时会引起他们的高度警觉和“镇压”。没有多少人可以真正地与你进入思想的对话，你在那里如同一个单枪匹马的孤侠，孤军奋战，你发出的痛心疾首的撕裂之声，很快就会淹没在了一片不堪忍受的嘈杂声中，变得无声无息了，你有时会感到彻底的心灰意冷。
惟在彼地———北京，让你感受到了时代的喧哗与骚动，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正在拉开它的序幕，一如破晓后初升的朝阳，映染着沉睡的大地，将它从梦中唤醒。
我从乘坐地铁的京城人脸容上，读出了这一伟大时代的信息，这信息让我如此激动不已，热血沸腾，这是我在南方的那座城市从未读到过的一张张洋溢着新时代的面孔。
记忆中，彼时横贯京城地铁只有两条线———1号线与2号线，后有朋友告我2号线建造的时间要早于1号线。在当时，我只是一名初来乍到的闯入者，就如同一身土气闯入了大观园的刘姥姥，瞪着一双好奇的眼睛东张西望。
在过往，我只在众多的、充满了革命豪言壮语的纪录片中读解着北京，但那些纪录片中并没有出现关于北京地铁的影像，出发前，我才被告知北京有地铁。记得彼时的我，一听地铁二字便萌生了一种稀罕之感，想象着坐上地铁时的情形，多么好玩，地铁，我将随着地铁的晃动穿行在首都的地下，那是一条与城市并行的悠长的仅在地下延伸着的神秘甬道，是我有限的人生中从未有过的经历。凡未亲历者，都将会是一种崭新的人生体验，起码在当时我是这么想的。
后来，我果然如愿以偿地在1988年“迁徙”到了北京，暂时“栖身”在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当时，那里是第四代导演的重镇（第四代导演多是电影学院年富力强的老师，“文革”耽误了他们的青春，彼时，新时代给予了他们一次集体喷发的机会，乃致佳作迭出，影响深巨），他们出品的电影正展现出一个新时代的电影景观，我以不同的形式先后参与了《本命年》与《北京，您早》的编辑工作。
因工作之故，我每次隔三差五地去青影厂上班，都要乘坐地铁2号线，从朝阳门地铁站出发，直奔积水潭，然后再徒步十几分后钟抵达目的地。
从彼时起，我好像便与地铁结下了不解之缘，即便1989年底，我不得不从青影厂黯然撤离，先后投奔了几家报社或出版社，因上班路线发生了改变，而换乘了地铁1号线，我依然要凭借着地铁这一交通工具，来往于京城的不同地点。
在整个八十年代的末叶，及九十年代的早期，相较于今日而言，地铁内依旧相对“人烟稀薄”，但显然比我80年代第一次入京坐地铁时的旅客数量要多多了，但远没有像今日之拥挤不堪。
彼时地铁内予我以至深印象的，便是常能见到衣着朴素、面容安详、清纯姣好的女孩，她们成为地铁里时常闪现出的一道迷人风景。女孩们总会受到来自男人投射的艳羡目光，但她们中大多数人是矜持而高傲的，亦知自身天生丽质，为此，对投向她们的异样目光，有着天然的警觉。
有段时间我坐上地铁途经某站时，总能透过透明的钢化玻璃看到一位年轻的同事———他是北京人，据说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表演艺术家的独子———驻足在站台上，一如常人似地等待着缓缓进站的地铁列车。待列车停稳后，他并未像常人似地走进车厢，而是开始了一种奇怪的引颈张望，表情充满热望，但很快脸上又会掠过一丝失望，见我，也只是微微地颔首示意一下，略显别扭，直至列车起动了，他仍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这让我感到了诧异，如同一个未解开的悬念。
直到有一天我才了然。那一天，我途经同一个地铁站，还是那位老兄，还是那副热望的德性，我已然习惯了，他再见我在车内也习以为常地不再打招呼了，就像我们之间有了一种默契。但这一次，他的那张热盼之脸终于有了兴奋的表情，目光亦炯然如电，他向车内挥舞了一下手臂，疾步跨进了车厢，迫不及待地奔往一个方向，即使从我身边擦肩而过时，亦没礼貌地打声招呼。
那里站着一位秀气甚至有些稚气的小女孩，月牙型小脸，身材纤细苗条，一身着装亦显得颇为雅淡合体，见我同事快步走来，她略微地瞥了一眼（用眼角的余光），微显羞涩，但又难掩兴奋之情，故意扭过脸去不再看他。我的同事及时地凑了过来，似乎在快乐地向她述说些什么。我当然听不见，我能见到的是他在向她悄声耳语，女孩一直保持着似乎与她的那张稚气的小脸不相称的得体的矜持，但终于忍不住地嫣然一笑。她笑起来很美。
我一直不清楚他们之间发生的是一个怎样的传奇故事？我也没有向这位同事探问过，但我凭着自己的感觉能料想到，他或许就是在地铁上与她萍水相逢，并很快迷上了她，于是从那一天起，他每每地提前来到地铁站，为的是再次能“遇”见她。他显然对她一见钟情了。
这种故事在那个年代是有可能发生的，一个漂亮的女孩，与一位痴迷于她的小男人邂逅相逢，于是一段爱情故事，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如今想来，我依然感到了那份在他们间荡漾着的美好情愫，予我以诗意的感受，尤其我会想起那个女孩迷人的“嫣然一笑”。
他们后来怎么样了？是否由此而走向了共同的未来？我后来离开了那家报社，这个发生在地铁上的爱情故事，也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化为了我的一段记忆，我竟未能料到只有当我有一天写下地铁这一命题时，我才会重新地想起了他们————那个爱情，那份美好的可能只有在那个年代才有可能发生的爱情故事。
自1991年之后，我的人生又发生了一次逆转，我跻身于电影界了，这是我事先没有预料到的，纯属偶然，我原以为我将终身服伺于文学的。虽然在电影圈这么多年，我依然认为我的身份定位仍为文学中人，可我八十年代的文学界老友们几乎一致认为我是混迹于电影圈的人了，为此我感到了黯然。
我自知我的心，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文学，只是时代变了，文学几近退出了它曾经的（八十年代）一领风骚，默默地踞守于时代的寂寞的一隅，而这一切都发生在1989年的那个夜晚之后。
从1991年起，我开始进入了电影界，也是从那时始，我不再乘坐地铁了，从当时出租车的“面的”，慢慢地演变成“夏利”，再后来夏利的退出，又有了目下的“韩国现代”，出租车型的变迁，亦应和了一个时代的改变。
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了2006年，我从电影界闪身退出，重新回到了属于我的文学。但一切已然不再是当年了，恍如隔世，我亦有了万般的感慨。
这时的我，又开始重新乘坐地铁了，我这才发现，今日之地铁已非往昔，抑或说，往事如梦，今非昔时了。
地铁上的拥挤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尤其是上下班时段，乌泱乌泱的人流，潮水般地涌来荡去，这在1989年之前，几乎难以想象；我看不到一如当年的地铁读书人了，更多的是看着手机玩游戏或看影视作品之人。若论人脸上的表情，亦不见当年的淡定与从容，以及隐然的对未来的信心。
由于地铁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再稀疏，近乎脸贴着脸，身贴着身，我们常能见到的是烦躁与性情的乖戾，你很难想象在这样的一种令人压抑、窒息的氛围中，还能诞生浪漫的爱情故事，一如我的那位同事。
再一个显著的变化乃是，你很难再在地铁里瞅见漂亮的女孩了，相对于地下的地铁，她们显然生活在了另一重时空中，那是一个属于地上的世界———但即使是在那个地上的世界中，你亦难以在马路上见到了她们了，她们大多风光无限地安坐在豪华款的爱车上。
这个时代从何时起，就这么悄然地开始划分出它泾渭分明而又截然不同的阶层与身份？时代的荒诞与悖谬还在于，一个女人的相貌，亦成了可以选择和界定其未来所属阶层与身份的名片。
地铁里的“表情”改朝换代了———但时代，从它曾有过的思想与精神的领域全面败退后，“地铁的表情”亦有了显著的变化，那种年轻的、洋溢青春与朝气的面孔亦几乎看不见了，更多的是焦虑、焦灼和急赤白脸；当然，还有麻木、无聊与空虚。
是的，面孔与表情，常常能在无形之中折射出一个时代的风向，它以无言的方式，在清晰地述说着关于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
尽管如此，我在地铁中经常遭遇到各种难以忍受的不堪———莫名其妙的人与人之间的敌意，白眼、漠视、鄙夷，甚至暴出惊天动地的粗口（这在地铁中见怪不怪了），我依然感觉地铁与我的亲近。
我爱坐地铁，这或许与我从来不迟到的习惯有关。与地上的那个象甲壳虫般拥挤的一动不动的马路不同，这个地下世界无论多么的人满为患，但它是今日之时代唯一的畅通无阻的交通工具，这就必然地保证了你的时间。比如，你约了某人几点见面，如你乘坐地铁去赴约，你对你出发与到达的时间是可以从而计算出来的，而这一切，在地上的世界中是难以想象的。
准点抵达与其说是一个人看重然诺的信用之举，亦是对自己以及对别人的基本尊重，于我，它还有一个潜在的象征意义：你为自己设定的那个人生目标，将准点抵达。
地铁之于我还有一重意义所在———这些年来，严格地说从1991年之后，我看到了太多人因人生境遇的改变，而在不知不觉中，从一个普通人，摇身一变成为社会名流。在种身份变化的过程中，自身的情感与价值观亦在发生着悄然改变（我须强调这一切均发生在不自知中，并非是其本人刻意），出门有名车了，且拥了避世之公寓或豪宅了，环绕与充斥在他周围的，尽是些谄媚与恭维的人物，为此，人，不知不觉地生活在了一个虚假的生活空间中，从而失去了淳朴的、真实的情感基质————这些情感基质在1991年之前却相伴于身，彼时的中国，还普遍地处在一种集体性的一无所有中。
时代改变一个人从来是默默无声、悄然而至的，是人，就未有免俗，而这些变化反映在艺术家的创作上，就是渐渐地丧失了直指人心的力量，甚而真实的情感开始缺席，思想亦在这种氛围的裹挟下失去了重量。
而地铁无论有多么的不堪，不舒服，可这里存在着一种最真实的人生面相，虽然彼此素昧平生地相拥在一个逼仄狭窄且令人感到不适与窘迫的空间中，但飘荡在空气中气息，还是会让你感受到人生与人性的真相———只要你有足够的敏感，这就迫使一个艺术家的情感乃至思想，不至于飘浮在不及物的远离人情世故的“地上世界”中。
真实的情感从来是存然于“地下”的。地下亦为人生之“真”，它无形之中所裸露或泄露出的那份真，无论你如此评判它，它都一如既往而又无从抗拒地代表了一个真实的存在着的世界，虽然它默默地存在于我们寻常不愿去窥视的“地下世界”。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王斌。作家、评论家、编剧。编剧策划过电影：《活着》、《有话好好说》《我的父亲母亲》《千里走单骑》《英雄》《霍元甲》等，出版小说《遇》《味道》《六六年》及散文与长篇报告文学《活着-张艺谋》《思想的钟摆》《逆风的逍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