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给学生上评论课时，曾有同学问：“评论是否可以使用春秋笔法？”我回答说：那要看你所谓“春秋笔法”到底指什么。
所谓“春秋笔法”，原指孔子编鲁国史书《春秋》使用的“笔法”，简单说就是孔子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在记述史实的词语中暗藏褒贬。
对于这种笔法的效果，过去被说得挺神的，比如司马迁就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史记·太史公自序》）。
——这些评论效果，都是靠这种“笔法”来实现的。
然而对于这种笔法，一般人在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所以才需要“《春秋》三传”——《谷梁传》、《公羊传》和《左传》把这些隐藏着的褒贬阐释出来。晋代专门研究和注解《春秋》的学者杜预说：“《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春秋经传集解序》）这就说明，过于简略隐微的春秋笔法，只有靠别人阐发出来才能形成真正的“评论”效果。
从今天看，这难道不正是它的局限吗？
我们就拿“郑伯克段于鄢”这个著名的历史故事为例吧——因为三十年前上高中时我背过这篇古文，它也是流传甚广的古文选本《古文观止》的第一篇。简单说，这篇古文讲述了郑国的国君郑庄公从小不受母亲喜爱，而他受宠的弟弟共叔段则骄纵自大，终于演出了一场兄弟推刃、母子失和的人伦悲剧，也留下了“多行不义必自毙”和“黄泉相见”等典故成语。
这个完整的故事是被称作《左传》的独立史书《左氏春秋》记载下来的。而《春秋》只有“郑伯克段于鄢”这一句话——相当于这个故事的一个标题。今本《左传》对“郑伯克段于鄢”这一句话的阐释是：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对这一段话，文章学家周振甫的解释就是：
“这里称‘郑伯’，有贬意，贬他失教，贬他志欲杀弟公（共）叔段。称‘克’有贬意，贬公（共）叔段与郑伯对抗，有如二君。称‘段’有贬意，不称弟，贬他的不弟。只在用词上表达《春秋》笔法，所以是修辞学。”（《中国文章史》）
而据康有为考证，《春秋》原文中本来是“郑伯杀其弟段”，孔子把“弟”字删掉了，就意在批评共叔段“失子弟之道”，没个弟弟样儿。孔子把“杀”字改为“克”字，一方面是为了批评弟弟共叔段自居于一国国君那样的僭越地位，另一方面也为了彰显兄长郑伯之恶——母亲有意立弟弟为君，自己却杀了弟弟。所以这“一字兼数义，如此贬兄之恶，贬弟之逆，一字真严于斧钺。” （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
你看，“郑伯克段于鄢”，这简短的一句话，除了“于”这个介词和“鄢”这个地名，几乎无一字不含褒贬。
然而，这还不算完。您可能想不到，在如此这般的深度阐释中，就连 “鄢”这个地名，都暗含了孔子的批评：因为，按那个时候的史书规范，一国之君在自己的国境之内诛杀自己的臣子，是不书地名的，只有“当国”的人才会加地名。《春秋》原文也没有这个地名，孔子在“笔削”时有意加上这个地名，就是为了批评那个受宠自骄的共叔段实际上已处于“当国”的“不臣”地位。（据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
看到此处，你可能不免疑惑：真的会有这么多，且藏得如此之深的微言大义吗？真有会有这种需要专家考索才能看到的褒贬吗？
这个……古今学者言之凿凿，其著作汗牛充栋，我凭什么否定呢？
问题的关键是，正是这些可能藏于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使《春秋》这样一部仅有一万八千余字的鲁国简史，成了后世千年的道德之书，甚至政治、司法、外交无不以《春秋》为依据。
据当代学者李建军的研究，“《春秋》学”在理学气息甚浓的宋代成了一门显学，学者纷纷阐发《春秋》字里行间的道德意蕴和社会风化效果。比如，宋代学者罗从彦在《春秋指归》中说：“《春秋》诛一世子止，而天下为人子者莫敢不孝；戮一大夫盾，而天下为人臣者不敢不忠。”
这里的“诛”和“戮”，都是指孔子用自己的笔来“行刑”。后世所谓“口诛笔伐”，大概正源于《春秋》。孔子手中无有杀人刀，却已诛戮无数乱臣贼子。如此，《春秋》竟成了一部“杀人”的书。
这正如胡适所说：
“孔老先生……他恨极了当时的乱臣贼子，却又‘手无斧柯，奈龟山何’！所以他只好做一部《春秋》来褒贬他们，‘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一字之褒，荣于华衮’。这种思想就是古代所谓‘名分’的观念。”（《胡适文存》三集，《名教》）
然而，从史书写作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笔法”吗？
（资料图：电影《孔子》剧照）
唐代伟大的历史学家、中国第一部“历史学”著作《史通》的作者刘知几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认为历史写作和编纂中的这种“美恶”的价值倾向，会影响记录的忠实。“美者因其美而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
近代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春秋笔法”批判甚力：
“《春秋》果为史者，则岂惟王安石所讥断烂朝报，恐其秽乃不减魏收矣。顾最不可解者，孔叟既有尔许微言大义，何妨别著一书，而必淆乱历史上之事实以惑后人，而其义亦随之而晦也。”
《春秋》一书虽在中国古代被尊奉为“经”，但其实不过是只有目录的鲁国编年简册。王安石讥其为“断烂朝报”，就使自己成了那个说破“皇帝新衣”的小男孩。而近代梁启超则更有“批孔”的勇气。他认为，如果真的把《春秋》看作史书的话，那么，称其为“断烂朝报”还算是轻的，它简直比因作者向人收钱而被称作“秽史”的《魏书》更坏。其中最不可理解的是：“孔老头”真既然有这么多微言大义，何不另外单作一部书加以阐述，为什么一定要放在史书中淆乱历史事实呢？这不仅使后人面对史书感到茫然，也使得自己要表达的观点让人看不清楚。
而台湾著名学者殷海光《论认知的独立》一文，对于“春秋笔法”的消极影响的揭示，则不限于史书写作，而及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传统：
“孔子作《春秋》，一字之褒贬，为的是使后世‘乱臣贼子惧’。这不是为着过去的人事而写历史，而是借历史来展示他的‘正’和‘逆’等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既成为主导的支配作用，于是为了彰显这些价值观念，而更改事实的叙述也不觉得难过。…这是价值主观主义。在价值主观主义的主宰之下，益之以美艺的韵赏和情感的满足，认知作用遂遭到灭顶的惨祸。所以中国历史出现无数的‘价值迷’（value-fans）和‘事实盲’（fact-blinds）。”
总之，要达到某种效果的动机太强烈了，以至于遮蔽了本应该知道的事实。“要不要”遮蔽了“是不是”。
这种以价值问题代替事实问题的思想倾向，在孟子和他的学生的一段对话中表现得最为典型：
学生万章问孟子：“传说尧把天下禅让给舜，有没有这回事啊？”
孟子回答说：“没有。天子不能把天下让给别人。”
万章只好继续问：“那么，舜的天下，究竟是谁给他的呢？”
孟子只好说：“天给他的。”
万章似乎还故意跟老师较上真了：“天怎么给他的呢？是天当面儿给他的吗？”
孟子被学生逼到墙角，只好说：“不是。是通过各种自然现象的暗示，让他得的天下。”
我们想想，有谁能这么得天下吗？
对于上述这一段问答，梁启超认为孟子是逻辑不清，答非所问。他举了一个例子：“比方有人问你，‘张三是否杀人？’你答道：‘不是，凡人都不该杀人。’”（《作文教学法》）
所以，李敖在其主编的《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时，曾经对孟子有过一句很不客气的评价：“中国人推理不合逻辑，受孟轲的影响不少。”
但其实，孟子此言背后的“逻辑”是：天子不应该这么做，所以，尧肯定没有这么做。前提是价值判断，结论是事实判断。
孟子的困境在于：他一方面无法回答那个渺茫无考的禅让传说，另一方面则试图以“应不应”的价值标准来代替“是不是”的事实判断。在他的世界里，“应不应”的价值问题才是重要的。
此外，孟子以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的例子还有：《尚书·武成》篇记载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的惨烈，有“血流漂杵”之语，这固然有文学的夸张成分，但孟子否定这个历史事实的根据和推理却是：“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那周武王应该怎么着呢？
尽管古人在《春秋》的字里行间穷尽了考索阐发的功夫，直到近代的康有为还曾作一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然而，对于《春秋》里面到底有没有这么厉害的“春秋笔法”，也不是没有人怀疑。当代学者陶懋炳在其《中国古代史学史略》中说：
“只要略加思索，就会对这些话产生怀疑：有题目而无详细内容的一万八千多字，从何说起？能让‘乱臣贼子惧’吗？能起指导当时，启迪后世的作用吗？都不可能。清朝人纪昀说得好：‘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何以褒贬。’”
纪晓岚写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上面那句话说得有点儿意思，略等于我们当代批评中学语文教学流行的一个笑话：据说作者王蒙像学生一样子试着对自己一篇小说的“中心思想”做了分析，结果，中学老师没给及格！
此前南宋朱熹一句大白话更说得痛快：“今只眼前朝廷差除（任命官员），尚未知朝廷意思如何，况生乎千百载之下，欲逆推乎千百载之上圣人之心，况自家之心，又未得如圣人，如何知得圣人肚里事！某所以不敢信诸家解，除非是孔子还魂亲说出，不知如何。”
——他根本否定了在《春秋》的字里行间猜测圣人“大义”的可靠性和可能性。
有这样一个例子可以显示出：至少某些“微言大义”，完全是后来为《春秋》作注的儒家自己附会出来的。当代学者李建军用此例来说明古代经师“有时明知经传有疏漏，也不敢辨正，而是百般回护”。这个案例是这样的：
“《春秋经》隐公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条，左氏明知天王崩于壬戌日，然不敢指斥《春秋》有误，而是为其回护，‘赴以庚戌，故书之’。杜预注《左传》时，又为《春秋》的失误和《左传》的回护寻找更为充足的理由，‘实以壬戌崩，欲诸侯之速至，故远日以赴。《春秋》不书实崩日而书远日者，即传其伪以惩臣子之过也。孔颖达疏《左氏》传注，又为杜预之说张目，‘仲尼修经，当改正真伪以为褒贬。周人赴不以实，孔子从伪而书者，周人欲令诸侯速至，故远其崩日以赴也。不书其实而从其伪，言人知其伪则过足章矣，故传其伪以惩创臣子之过。”（李建军《宋代〈春秋〉学与宋型文化》，455-456页）
这个案例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那些历代为《春秋》作注的儒者，明明意识到孔子把周天子驾崩的时间记错了。但他们认为，这是周人为了彰显诸侯对天子的不敬，故意把天子去世的日子报错——比实际去世的日子要早一些，以彰显诸侯没有迅速奔丧。而孔子则为了批评春秋诸侯不敬天子，也有意采用了周人错误的说法。这一番曲为弥缝的说词非常可笑。但无论是出于何种动机，如果“不书其实而从其伪”都可以在史书写作中合法化的话，那么，史书写作中还有真实性可言吗？
然而，如果说《春秋》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微言大义”，“春秋笔法”完全是后人穿凿附会虚构出来的，那么在“春秋学”兴盛的宋代，还真的有人把阐释和理论中的“春秋笔法”在自己的史书写作中“实践”了一把。这个人就是欧阳修。
清代学者章学诚《文史通义》中说：
“昔夫子作《春秋》也，笔削既具，复以微言大义，口授其徒。三传之作，因以各据闻见，推阐经蕴，于是《春秋》以明。”
这个说法的意思是：所谓“《春秋》三传”阐明孔子微言大义的依据，是孔子自己的口授的。
不管这个推荐是否靠谱， 欧阳修自己模仿《春秋》笔法编《新五代史》，因为怕读者读不懂其中的微言大义，也模仿孔子的让他的学生徐无党为自己的书作注，阐明他藏在义法中的含义。有时候，他会把自己藏在笔法中的意义告诉学生。
比如，《新五代史》在《梁本纪·太祖下》中记后梁开平三年襄州军队叛变，留守官员王班死于乱军。欧阳修的表述是：“襄州军乱，杀其留后王班”。我们看，这不是史书中寻常可见的一句话吗？然而，徐无党在此处注曰：“智不足以卫身，才不足以治众而见杀，不书死之，而以被杀为文，见死得其死者，士之大节，不妄以予人。”
但如果不看徐注，谁会知道欧阳修如此珍惜一个“死”字，而不愿意把这个字轻易给了王班呢？在他看来，“死”是一个很高的“评价”，而不是对一个事实的客观陈述。这个，也弄得太复杂了吧？何况，这个王班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在他的书中无从知道。如果作者只是为了记载襄州军乱，他有必要在这里褒贬一下被乱军杀死的军官吗？
梁启超说：“史也者，非纪一人一姓之事也，将以述一民族之运动、变迁、进化、堕落而明其原因结果也。故善为史者，心无暇龂龂鄢褒贬一二人。”而欧阳修的心思，可惜都放在这上面。
此外，如果欧阳修为了模仿《春秋》的微言大义而故意不把话写明白，留给学生徐无党用注的方式为自己补充重要信息，那就更不可取了。
比如，《新五代史·梁本纪第二》最后讲到后梁第一个皇帝朱温的下场，只言“戊寅，皇帝崩”，不说怎么死的。此句之前有一短语：“郢王友珪反”——他就是不写清楚这两件事的关系，就是不写清楚朱温是被自己的儿子郢王朱友珪害死的。却让徐无党在作注说：“不书崩处，以异于得其终者”；“以不得其死，故不书葬”——这不是让人猜谜吗？
梁启超批评《新五代史》，最烦的就是欧阳修的这一套了。他说：“《史记》之书法也，岂尝有庐陵（指欧阳修）之《新五代史》，晦庵（指朱熹）之《通鉴纲目》，咬文嚼字，矜愚饰智，龂龂于缌小功之察而问无齿决者哉！”（《新史学》）
如果我们真的跟欧阳公较一下真的话，那么，春秋之世，楚王虽自称王，而《春秋》坚称其为“子”。这就是孔子的“春秋笔法”——贬他！而对篡了唐的朱温极为痛诋的欧阳修，在评论中直言“天下之恶梁久矣！自后唐以来皆以为伪也”，为何却在《新五代史·梁本纪》中，不称其为逆臣，而一路称其为“太祖”、“全忠”、“王”，直至称其为“皇帝”呢？
问题在于，《春秋》只是历史事件的“目录”，全书没有一点儿可以供孔子发表“评论”的地方，所以，如果孔子通过 “措词”的有限空间——也就是所谓“微言”来表达观点，尚可理解。而《新五代史》到处都是评论，作者忍不住就在传记的文头文尾中发表一番评论，甚至有的评论篇幅超过传记正文，欧阳修既然有那么多机会和空间把自己的观点明明白白写出来，还非要把自己的褒贬深藏在非要注解才能使人看明白的字里行间，就比较可笑了。
而如果真的连孔子自己都没有这么做过，如果《春秋》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有意埋下的“微言大义”，那么，欧阳子所做的这事就更可笑了。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马少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师，从事新闻评论教学。曾长期担任媒体评论员和专栏作者。近著《什么影响着新闻评论》。
